不僅文祥如此，恭親王團隊中的幾乎所有人都如此，這些當時中國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頂尖幹部們，並未如他人那樣結成一個“恭黨”。在大清國開始改革開放，直到辛亥覆滅的半個多世紀，所謂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門戶清晰、壁壘森嚴、黨同伐異，唯獨以恭親王為開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卻並不成派。
裙帶vs臍帶
君子群而不黨，如果非得要說有個“恭黨”，那其實就是個“幹活黨”。這樣鬆散的“黨”，其工作“戰鬥力”超強，而應對內部政爭則基本採取太極手法。在以慈禧太後和恭親王為不同核心的政爭中，“群而不黨”的恭親王總是要落敗下風。
婚姻是編織政治蛛網的關鍵，在這方麵，恭親王這隻蜘蛛似乎遠不如慈禧太後勤快。唯一能被稱作恭親王靠山的，或許就是他的嶽父桂良。
16歲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親自指婚下，奕訢（日後的恭親王）迎娶桂良之女，作為自己的嫡福晉（即正妻）。此時，63歲的老幹部桂良已從雲貴總督的任上調回京師快一年了，不僅擔任鑲紅旗漢軍都統、兵部尚書等要職，而且代理鑲黃旗蒙古都統，是掌握槍桿子的中央實權派。之前，道光皇帝為其四子，即日後的鹹豐皇帝所選的嶽家，則是地位、名望及權勢遠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時人及後人一般都認為，這是當時道光皇帝屬意奕訢作為接班人的又一例證。
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成親後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嶽父桂良的精心教導。多年後，奕訢以27歲的年齡承擔起救國重擔，甫一亮相就在國際國內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遊刃有餘。考慮到清代皇子不得結交大臣的嚴格規定，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隻有嶽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輕恭親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聯軍的炮聲中，奕訢臨危受命，負責與英法談判，桂良與文祥等，都是在他身邊保駕護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齡幹部“傳、幫、帶”的經典組合。作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敗方，桂良卻在這次談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氣質折服了敵人。英國人俄理範在1858年曾陪同額爾金在天津與桂良會談，他日後回憶說：“桂良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平靜而慈祥，充滿智慧，雖然艱難的處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態優雅而高貴，是一個十足的紳士。”這些當然會對恭親王產生重大影響，並為其形成日後綿裏藏針的外交風範打下基礎。
辛酉政變中，恭親王與兩宮太後都是不到30歲的青年，而對手則是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政治經驗十分豐富。桂良、文祥等政壇老手兼高手，正是指點和策劃叔嫂同盟對抗“八人幫”的軍師。政變後，桂良被提拔為軍機大臣，正式邁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但卻旋即逝世，令恭親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後，恭親王便不再有來自血緣或姻親方麵的無條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親王奕誴、七弟醇親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盤，無法倚靠。而貴族之間最為常見的結親，也沒有為恭親王帶來多大的政治資源。他的兒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親王的長女榮壽公主深得慈禧喜愛，幾乎當做親女一般。親王之女本隻能封為郡主，而她卻被破格晉封為品級最高的、相當於親王的固倫公主。作為大清國“第一女兒”，榮壽公主年少時相當跋扈，有“粉侯”之稱。盡管在恭親王與慈禧的權爭中，榮壽公主曾經受過一些影響，但終其一生，都與慈禧保持了極為融洽的“母女”關係，並且與光緒皇帝相處得十分友好。
恭親王最為看好的長子載瀓，天資聰穎，文武雙全，像極了父親，但卻放浪不羈，經常帶著同治皇帝流連於京城各種地下娛樂場所。而且，因擔心被官員們碰見，還不敢去高級場所。兄弟倆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風流病症，雙雙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載瀓之前，據說還曾想過把皇位傳給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討論接班人的中央會議時，恭親王居然說了句：“我要迴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醜。載瀓一死，加上次子載瀅早已過繼給八弟鍾郡王奕詥，恭親王幾乎斷後。多虧慈禧太後下令，將載瀅的長子溥偉過繼回來，作為載瀓的兒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個時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競爭力，先有“臍帶”關係，才能帶來更多的“裙帶”關係，恭親王的核心競爭力如此不濟，令其政治影響力缺乏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其似乎巍峨的權力大廈，無非是個豆腐渣工程。日後的袁世凱，雖然短壽，卻在這方麵頗下工夫，生育力超強，以“臍帶”帶動“裙帶”，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官”係網，受益匪淺。
太後太厚
與身後凋零的恭親王相比，生育力同樣不濟的慈禧太後，卻顯露出了更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過插手娘家親戚的婚姻安排，及一連串複雜的繼嗣安排，結成了一個牢固的網絡。
首先，她將自己的親妹子嫁給了鹹豐及恭親王的七弟醇親王奕譞，成功地將醇親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相當有遠見的布局，同治死後，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後還力排眾議，將自己的親外甥、醇親王之子載湉過繼為鹹豐之子，即光緒皇帝，保證了皇座上依然流淌著葉赫那拉的血液。
裙帶vs臍帶
君子群而不黨，如果非得要說有個“恭黨”，那其實就是個“幹活黨”。這樣鬆散的“黨”，其工作“戰鬥力”超強，而應對內部政爭則基本採取太極手法。在以慈禧太後和恭親王為不同核心的政爭中，“群而不黨”的恭親王總是要落敗下風。
婚姻是編織政治蛛網的關鍵，在這方麵，恭親王這隻蜘蛛似乎遠不如慈禧太後勤快。唯一能被稱作恭親王靠山的，或許就是他的嶽父桂良。
16歲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親自指婚下，奕訢（日後的恭親王）迎娶桂良之女，作為自己的嫡福晉（即正妻）。此時，63歲的老幹部桂良已從雲貴總督的任上調回京師快一年了，不僅擔任鑲紅旗漢軍都統、兵部尚書等要職，而且代理鑲黃旗蒙古都統，是掌握槍桿子的中央實權派。之前，道光皇帝為其四子，即日後的鹹豐皇帝所選的嶽家，則是地位、名望及權勢遠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時人及後人一般都認為，這是當時道光皇帝屬意奕訢作為接班人的又一例證。
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成親後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嶽父桂良的精心教導。多年後，奕訢以27歲的年齡承擔起救國重擔，甫一亮相就在國際國內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遊刃有餘。考慮到清代皇子不得結交大臣的嚴格規定，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隻有嶽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輕恭親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聯軍的炮聲中，奕訢臨危受命，負責與英法談判，桂良與文祥等，都是在他身邊保駕護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齡幹部“傳、幫、帶”的經典組合。作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敗方，桂良卻在這次談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氣質折服了敵人。英國人俄理範在1858年曾陪同額爾金在天津與桂良會談，他日後回憶說：“桂良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平靜而慈祥，充滿智慧，雖然艱難的處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態優雅而高貴，是一個十足的紳士。”這些當然會對恭親王產生重大影響，並為其形成日後綿裏藏針的外交風範打下基礎。
辛酉政變中，恭親王與兩宮太後都是不到30歲的青年，而對手則是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政治經驗十分豐富。桂良、文祥等政壇老手兼高手，正是指點和策劃叔嫂同盟對抗“八人幫”的軍師。政變後，桂良被提拔為軍機大臣，正式邁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但卻旋即逝世，令恭親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後，恭親王便不再有來自血緣或姻親方麵的無條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親王奕誴、七弟醇親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盤，無法倚靠。而貴族之間最為常見的結親，也沒有為恭親王帶來多大的政治資源。他的兒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親王的長女榮壽公主深得慈禧喜愛，幾乎當做親女一般。親王之女本隻能封為郡主，而她卻被破格晉封為品級最高的、相當於親王的固倫公主。作為大清國“第一女兒”，榮壽公主年少時相當跋扈，有“粉侯”之稱。盡管在恭親王與慈禧的權爭中，榮壽公主曾經受過一些影響，但終其一生，都與慈禧保持了極為融洽的“母女”關係，並且與光緒皇帝相處得十分友好。
恭親王最為看好的長子載瀓，天資聰穎，文武雙全，像極了父親，但卻放浪不羈，經常帶著同治皇帝流連於京城各種地下娛樂場所。而且，因擔心被官員們碰見，還不敢去高級場所。兄弟倆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風流病症，雙雙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載瀓之前，據說還曾想過把皇位傳給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討論接班人的中央會議時，恭親王居然說了句：“我要迴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醜。載瀓一死，加上次子載瀅早已過繼給八弟鍾郡王奕詥，恭親王幾乎斷後。多虧慈禧太後下令，將載瀅的長子溥偉過繼回來，作為載瀓的兒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個時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競爭力，先有“臍帶”關係，才能帶來更多的“裙帶”關係，恭親王的核心競爭力如此不濟，令其政治影響力缺乏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其似乎巍峨的權力大廈，無非是個豆腐渣工程。日後的袁世凱，雖然短壽，卻在這方麵頗下工夫，生育力超強，以“臍帶”帶動“裙帶”，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官”係網，受益匪淺。
太後太厚
與身後凋零的恭親王相比，生育力同樣不濟的慈禧太後，卻顯露出了更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過插手娘家親戚的婚姻安排，及一連串複雜的繼嗣安排，結成了一個牢固的網絡。
首先，她將自己的親妹子嫁給了鹹豐及恭親王的七弟醇親王奕譞，成功地將醇親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相當有遠見的布局，同治死後，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後還力排眾議，將自己的親外甥、醇親王之子載湉過繼為鹹豐之子，即光緒皇帝，保證了皇座上依然流淌著葉赫那拉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