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一些學者，曾諷刺共產黨贏了國民黨不過是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槍桿子裏麵出政權。」意即共產黨崇尚武力，以槍桿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義的基礎。其實這是國民黨逼出來的，或者說，向國民黨學來的。國民黨的政權在先，難道它不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反倒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嗎？它先是試圖搞過一陣子「民主」的，隨著刺殺宋教仁的一聲槍響，認定這條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槍桿子。建立黃埔軍校，打軍閥，打黨內的反對派，打共產黨，還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國民黨從掌握政權到退出大陸，就沒過過一天不拿槍打仗的日子。共產黨以前並沒有自己的武裝，隻是跟著國民黨幹，在國軍中任幾個職務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趕了出去，挨了打，還不痛定思痛，拚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軍隊來？既然拉起了自己的軍隊，它又打贏了，活該你國民黨拱手交出政權，盡管心裏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傢夥」了。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來的。
無論國民黨怎樣誇大共產黨的力量，它最終還是低估了這個對手。歷史證明，共產黨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它強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經遠不是某個普通的教門或者會黨所能企及。我們應該另外找尋原因。
阿q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報》副刊開始連載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這篇小說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不必多說，我們隻來看看，阿q心目中的革命，與中共在農村發動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
如果這隻是小說，無妨笑笑便罷。然而幾年以後，魯迅筆下的革命果然出現。一九二七年，以轟轟烈烈的北伐為背景，湖南廣大鄉村鬧起農會運動—
「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麵。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引起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關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時間，深入農村實地考察，終於寫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農民運動到底是「革命」還是「痞子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在當時引起過不小的爭論，即連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多的人持反對態度，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毛澤東慧眼獨具，從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契機，一邊大呼「好得很」，一邊提出了後來為共產黨奉為圭臬的暴民理論：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樣一場革命，由誰來充當主力？按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及各國共產黨的實踐，當然是工人，以工人階級為先鋒隊。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沒有一支堪稱強大、成熟的工人階級隊伍，要完成經典式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提出以農民為主力，進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謂「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其實應該是喚起農民千百萬。中國的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人數太少，與一呼百應的農民簡直不成比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迫切性和堅定性，也不及農民，甚至不及知識份子。中共高層幾乎沒有工人出身的領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進入中共中央核心層，向、盧二人還擔任過名義上的最高職：總書記，但這三個人最後都被捕叛變。
中國的農民人口基數龐大，其勤勞、節儉、忍耐、平和，為世所公認。但他們身上還有另一種品性，即阿q式的流氓無賴性。一旦激發，即可產生巨大的造反動力。農民中有非常優秀的個體，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我們要討論的，是作為群體的農民，以阿q為形象代表的農民。我真不想在這裏列舉那些人性的弱點：狡詐、愚昧、麻木、自私、吝嗇、狹隘、貪婪、萎瑣……不想把這些都堆到農民身上，當做他們的特性。事實上，阿q隻是一個文學形象，之所以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是因為它揭示了中國人的國民性。
喚起農民千百萬
阿q群體的存在，使得中國式的革命有了強大的社會基礎。毛澤東自己也出身農民，深知中國的農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傳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朝代更替那樣頻繁，而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那麽多的農民起來造反。中國的農民膽小怕事，這一點不假；但還有一點也不假，逼急了什麽也敢幹。「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夥兒嘯聚成群，殺人越貨，占山為王，「逼上梁山」當土匪當強盜，被民間稱為義士、好漢。周恩來及一夥職業軍人領導的南昌暴動失敗了，而毛澤東發動的純粹農民式的秋收暴動卻取得了成功。毛澤東說：「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運動群眾。」運動群眾，盡可能地調動起群眾(在戰爭年代主要是貧苦農民)的流氓性，以此來達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澤東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訣。不單是對付武裝的國民黨，即使是和平年代對付黨內的對手，他也運用了此一秘訣，如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劉少奇。此是後話。
無論國民黨怎樣誇大共產黨的力量，它最終還是低估了這個對手。歷史證明，共產黨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它強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經遠不是某個普通的教門或者會黨所能企及。我們應該另外找尋原因。
阿q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報》副刊開始連載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這篇小說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不必多說，我們隻來看看，阿q心目中的革命，與中共在農村發動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
如果這隻是小說，無妨笑笑便罷。然而幾年以後，魯迅筆下的革命果然出現。一九二七年，以轟轟烈烈的北伐為背景，湖南廣大鄉村鬧起農會運動—
「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麵。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引起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關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時間，深入農村實地考察，終於寫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農民運動到底是「革命」還是「痞子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在當時引起過不小的爭論，即連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多的人持反對態度，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毛澤東慧眼獨具，從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契機，一邊大呼「好得很」，一邊提出了後來為共產黨奉為圭臬的暴民理論：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樣一場革命，由誰來充當主力？按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及各國共產黨的實踐，當然是工人，以工人階級為先鋒隊。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沒有一支堪稱強大、成熟的工人階級隊伍，要完成經典式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提出以農民為主力，進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謂「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其實應該是喚起農民千百萬。中國的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人數太少，與一呼百應的農民簡直不成比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迫切性和堅定性，也不及農民，甚至不及知識份子。中共高層幾乎沒有工人出身的領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進入中共中央核心層，向、盧二人還擔任過名義上的最高職：總書記，但這三個人最後都被捕叛變。
中國的農民人口基數龐大，其勤勞、節儉、忍耐、平和，為世所公認。但他們身上還有另一種品性，即阿q式的流氓無賴性。一旦激發，即可產生巨大的造反動力。農民中有非常優秀的個體，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我們要討論的，是作為群體的農民，以阿q為形象代表的農民。我真不想在這裏列舉那些人性的弱點：狡詐、愚昧、麻木、自私、吝嗇、狹隘、貪婪、萎瑣……不想把這些都堆到農民身上，當做他們的特性。事實上，阿q隻是一個文學形象，之所以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是因為它揭示了中國人的國民性。
喚起農民千百萬
阿q群體的存在，使得中國式的革命有了強大的社會基礎。毛澤東自己也出身農民，深知中國的農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傳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朝代更替那樣頻繁，而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那麽多的農民起來造反。中國的農民膽小怕事，這一點不假；但還有一點也不假，逼急了什麽也敢幹。「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夥兒嘯聚成群，殺人越貨，占山為王，「逼上梁山」當土匪當強盜，被民間稱為義士、好漢。周恩來及一夥職業軍人領導的南昌暴動失敗了，而毛澤東發動的純粹農民式的秋收暴動卻取得了成功。毛澤東說：「群眾運動，其實就是運動群眾。」運動群眾，盡可能地調動起群眾(在戰爭年代主要是貧苦農民)的流氓性，以此來達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澤東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訣。不單是對付武裝的國民黨，即使是和平年代對付黨內的對手，他也運用了此一秘訣，如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劉少奇。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