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農民造反者，遲早要成為職業軍人，成為數十萬紅軍、百餘萬八路軍、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中堅骨幹，成為像模像樣的將領，正如歷史上數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將相那樣。不能說他們都是流氓，不能說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是流氓軍隊。事實是，共產黨領導的這支軍隊紀律嚴密，與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軍隊相比都堪稱「秋毫無犯的仁義之師」。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直唱到毛澤東的晚年。當然還要看是對誰。對一般窮苦百姓是「不拿一針一線」，對「土豪劣紳」就不能不犯了。紅軍時期，「打土豪」是贏取農民的政治口號，也是鬥爭的手段和目的，更是軍費的直接來源。打一個「土豪」，就可以搞到幾百、幾千和上萬的銀元。這種以貧富劃分階級、敵我，以軍力掠奪私人財產的行為，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土豪」層出不窮的今天顯然是荒謬得不可思議的事，當年卻是大張旗鼓的革命。
據《黃克誠自述》，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打進長沙，「為了籌款，曾把長沙城裏的資本家、商人統統抓來，以殺頭和燒房子相挾，迫其交出款來。結果，嚇得那些資本家、商人紛紛逃離長沙。」黃克誠後為十大將之一，廬山會議時與彭德懷一道為人民的疾苦「鼓與呼」，而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成員。這樣一個在黨內「一貫右傾」的高級將領，晚年追憶其一生的革命經歷，仍不認為當年的「籌款方式」有什麽錯，隻是對籌到款後沒有及時撤退被敵人反攻受到損失表示遺憾。
打土豪，不全是為了搶錢，還有「分田地」。北伐時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時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給廣大的農民，紅軍才得到農民的擁護，農民才認為這是「咱們的隊伍」，才會心甘情願地為紅軍帶路、放哨、通風報信、冒死送鹽、掩護傷病員。地主土豪畢竟是少數，孤立和打擊了少數人，贏得了多數窮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極為合算的，何況自己還有搶錢的經濟利益。
中國的道義：土匪打土豪
從道義上講，「劫富濟貧」不僅合乎中國民間英雄好漢的作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一致。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統一戰線，八路軍不再打土豪。到了國共內戰即「解放戰爭」時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確定下來。凡占領一個地方，馬上發動群眾，進行阿q式的土改運動，「分田分地真忙」。當我們回首去看國共對決的那場戰爭，解放區的農民心甘情願地冒著硝煙炮火，推車挑擔支援前方的共軍與國軍作戰，那樣的場麵真是激動人心。那種架式，國民黨的江山豈能不丟？
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水滸》：「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這裏有兩個錯誤。一，劫生辰綱的是晁蓋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後並沒有歸農民，是被好漢們私分了。毛澤東其實是以《水滸》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作註解，合不合原著倒無所謂。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夥梁山盜賊，並不是隻知道劫別人的財富。絕大多數共產黨人的自我犧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澤東回家鄉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遺留下來的田產全部分給了當地農民。一九四七年，身為地位書記的趙紫陽，也不能免其父親在土改運動中被鬥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還在自己家鄉推行嚴厲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一方麵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不僅是打通思想，如果幹部與群眾對立，黨的原則是要群眾不要幹部，否則防空洞就無法清除，地主階級就消滅不了。阻礙群眾運動的要開除黨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隊幹部帶部隊回村鎮壓農民運動時，農民可以向其開火。這個衝突的性質就是階級戰爭。」
四十年後，已經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袖趙紫陽站在廣場上，聲淚俱下地向絕食學生那番表白，早已沒有了早年「消滅」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從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這種「消滅」並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將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繼母、兄弟都接到城裏逃避了土改鬥爭的鄧小平，卻在這時候作出了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決定。歷史的詭譎就在這裏。
共產黨人的犧牲精神還不止於此。不要說個人財產，就連骨肉至親都可以捨棄。戰爭年代，把剛剛出生的嬰兒送給當地的農民，這在高層共產黨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鑄的妻子曾誌，同前夫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兒子生下來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個兒子由黨出麵賣了一百塊大洋以籌措急需的組織經費。江西蘇區時，國民黨曾派人遊說、策反共產黨將領，其中就有紅軍軍長黃公略的一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父，黃公略當即報告毛澤東、朱德，把他們都殺了。共產黨由如此「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組成，任何政治對手都不能不敗下陣來。
井岡山是紅軍的發源地，毛澤東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裝盤踞。這支隊伍與毛領上山的「秋收暴動」的農民合併，成為「中央紅軍」最早的基本成員。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產黨所殺。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十六歲就當上哥老會的十排老，十九歲以兩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裝。中共建政後，這段故事被說是成「兩把菜刀鬧革命」，其實就是當土匪。他先是領著三十來個人搶了鎮團防局的四十條槍，聚眾失敗；又領著二十個人去攻打鹽稅局，殺人搶槍；第三次，砍了赴任路過的慈利縣縣長的兩個護兵，接著又繳了二十來個潰散的川兵的槍，這才拉起一支隊伍。被國民革命軍收編後，當上軍長，八一南昌暴動任總指揮。暴動失敗被打散，賀龍回到湘西重新拉隊伍，還是以龍頭大老的身份拉攏和收編多部土匪，成立紅二方麵軍。解放初期，共產黨在湘西大規模剿匪，剿的就是像當初賀龍這樣的土匪。許多本內容紀實的剿匪記，描寫土匪起家的故事，與賀龍的行徑毫無二致。文革後有些湘西學者提出，那些不應該算「土匪」，應該算「農民武裝」，就像《杜鵑山》中未搶到中共黨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剛的隊伍。問題是雷剛本身也是土匪，不論是搶到柯湘之前還是搶到柯湘之後，也不論是井岡山式的還是梁山泊式的。賀龍打團防局，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打反動武裝」的意思，那麽打鹽稅局算什麽呢？和搶銀行、打稅務局、郵局有什麽區別？文革中賀龍被指為大土匪、大軍閥，倒是道出了事實的真相，隻是無人敢順著這條線索，觸及到共產黨的實質。
據《黃克誠自述》，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打進長沙，「為了籌款，曾把長沙城裏的資本家、商人統統抓來，以殺頭和燒房子相挾，迫其交出款來。結果，嚇得那些資本家、商人紛紛逃離長沙。」黃克誠後為十大將之一，廬山會議時與彭德懷一道為人民的疾苦「鼓與呼」，而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成員。這樣一個在黨內「一貫右傾」的高級將領，晚年追憶其一生的革命經歷，仍不認為當年的「籌款方式」有什麽錯，隻是對籌到款後沒有及時撤退被敵人反攻受到損失表示遺憾。
打土豪，不全是為了搶錢，還有「分田地」。北伐時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時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給廣大的農民，紅軍才得到農民的擁護，農民才認為這是「咱們的隊伍」，才會心甘情願地為紅軍帶路、放哨、通風報信、冒死送鹽、掩護傷病員。地主土豪畢竟是少數，孤立和打擊了少數人，贏得了多數窮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極為合算的，何況自己還有搶錢的經濟利益。
中國的道義：土匪打土豪
從道義上講，「劫富濟貧」不僅合乎中國民間英雄好漢的作為，也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一致。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統一戰線，八路軍不再打土豪。到了國共內戰即「解放戰爭」時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確定下來。凡占領一個地方，馬上發動群眾，進行阿q式的土改運動，「分田分地真忙」。當我們回首去看國共對決的那場戰爭，解放區的農民心甘情願地冒著硝煙炮火，推車挑擔支援前方的共軍與國軍作戰，那樣的場麵真是激動人心。那種架式，國民黨的江山豈能不丟？
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水滸》：「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這裏有兩個錯誤。一，劫生辰綱的是晁蓋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後並沒有歸農民，是被好漢們私分了。毛澤東其實是以《水滸》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作註解，合不合原著倒無所謂。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夥梁山盜賊，並不是隻知道劫別人的財富。絕大多數共產黨人的自我犧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澤東回家鄉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遺留下來的田產全部分給了當地農民。一九四七年，身為地位書記的趙紫陽，也不能免其父親在土改運動中被鬥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還在自己家鄉推行嚴厲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一方麵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不僅是打通思想，如果幹部與群眾對立，黨的原則是要群眾不要幹部，否則防空洞就無法清除，地主階級就消滅不了。阻礙群眾運動的要開除黨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隊幹部帶部隊回村鎮壓農民運動時，農民可以向其開火。這個衝突的性質就是階級戰爭。」
四十年後，已經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袖趙紫陽站在廣場上，聲淚俱下地向絕食學生那番表白，早已沒有了早年「消滅」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從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這種「消滅」並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將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繼母、兄弟都接到城裏逃避了土改鬥爭的鄧小平，卻在這時候作出了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決定。歷史的詭譎就在這裏。
共產黨人的犧牲精神還不止於此。不要說個人財產，就連骨肉至親都可以捨棄。戰爭年代，把剛剛出生的嬰兒送給當地的農民，這在高層共產黨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鑄的妻子曾誌，同前夫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兒子生下來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個兒子由黨出麵賣了一百塊大洋以籌措急需的組織經費。江西蘇區時，國民黨曾派人遊說、策反共產黨將領，其中就有紅軍軍長黃公略的一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父，黃公略當即報告毛澤東、朱德，把他們都殺了。共產黨由如此「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組成，任何政治對手都不能不敗下陣來。
井岡山是紅軍的發源地，毛澤東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裝盤踞。這支隊伍與毛領上山的「秋收暴動」的農民合併，成為「中央紅軍」最早的基本成員。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產黨所殺。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十六歲就當上哥老會的十排老，十九歲以兩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裝。中共建政後，這段故事被說是成「兩把菜刀鬧革命」，其實就是當土匪。他先是領著三十來個人搶了鎮團防局的四十條槍，聚眾失敗；又領著二十個人去攻打鹽稅局，殺人搶槍；第三次，砍了赴任路過的慈利縣縣長的兩個護兵，接著又繳了二十來個潰散的川兵的槍，這才拉起一支隊伍。被國民革命軍收編後，當上軍長，八一南昌暴動任總指揮。暴動失敗被打散，賀龍回到湘西重新拉隊伍，還是以龍頭大老的身份拉攏和收編多部土匪，成立紅二方麵軍。解放初期，共產黨在湘西大規模剿匪，剿的就是像當初賀龍這樣的土匪。許多本內容紀實的剿匪記，描寫土匪起家的故事，與賀龍的行徑毫無二致。文革後有些湘西學者提出，那些不應該算「土匪」，應該算「農民武裝」，就像《杜鵑山》中未搶到中共黨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剛的隊伍。問題是雷剛本身也是土匪，不論是搶到柯湘之前還是搶到柯湘之後，也不論是井岡山式的還是梁山泊式的。賀龍打團防局，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打反動武裝」的意思，那麽打鹽稅局算什麽呢？和搶銀行、打稅務局、郵局有什麽區別？文革中賀龍被指為大土匪、大軍閥，倒是道出了事實的真相，隻是無人敢順著這條線索，觸及到共產黨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