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遺留的問題更多。實際上，德國直到46年後的1991年才簽訂了真正的和平協議。1944年夏，“三巨頭”在波茨坦會麵解決德國問題，然而未能在重大議題上達成一致，他們甚至連德國的東部邊界都沒能確定。德國政府並沒有參與討論，彼此的討價還價隻是在各個占領國之間進行，法國有時還站在蘇聯的一邊。此後不久，冷戰就浮出了水麵。冷戰爆發的標誌性時點或許是1945年11月，當時，蘇聯對加入英美兩國復興世界經濟的計劃表示了拒絕。
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區別在於對經濟的認識。盡管今天看起來顯得難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歐洲的各國政府都在想方設法摧毀鄰國的經濟。喬治–亨利·蘇圖[298]在1989年出版的《黃金與血液》（l’or et le sang）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一畫麵。在“一戰”結束後的一係列安排當中，這些意圖部分地成為了現實——尤其在中東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合併；德國給予法國巨額賠款；德國海軍和商船遭到沒收，英國從中獲益；比利時人甚至意圖從荷蘭手中奪取斯凱爾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進安特衛普[299]的貿易。在這一方麵，美國人並不貪婪，但是他們一方麵想要從他們所投資的國家獲取收益，另一方麵卻通過關稅手段阻止這些國家獲利，這是沒有見識的做法。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這一做法進一步登峰造極，使美國自身也深受其害，導致2 500萬人失業。“二戰”過後，美國人終於認清了這一做法的危害，並宣布今後將不再重複同樣的錯誤。當英國人就戰時借款與美國人進行協商時，其中一條條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範圍。美國人花了很大的工夫來迫使英國人做出承諾，以確保英國不會利用美國的援助來促進它與中立國之間的貿易。盡管這一做法使邱吉爾受到了侮辱，但同時也促進了國際的貨幣合作，也使大西洋兩岸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戰後所必須採取的行動和措施。鑑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貿易滑坡，導致成百上千萬人失業，各國必須在日後杜絕這一情況的發生。國際必須通過某種形式的合作來使貨幣流動起來，以便在支付方麵為貿易提供支持。抱著這一目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44年夏天於美國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會議，並促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這兩個組織救了很多國家的急，也使世界經濟避免了更大的打擊。“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的作用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冷戰爆發了。原因之一在於，如果一國想從布雷頓森林體係獲益，它就得開放自己的金融係統接受檢查，而蘇聯不同意這麽做。
此時，德國已經成為了蘇聯人與西方的矛盾焦點。蘇聯人要求德國賠款，還想擁有蘇聯占領區的大量工業設備。此外，蘇聯還得到了德國的火箭專家，並從他們那裏獲得了用以實現蘇聯太空計劃的技術機密（美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德國人更願意與美國人合作。同時，這些德國人也獲得了優厚的回報）。在易北河以東的德國，形勢非常糟糕。這一地區不僅經濟無法自主，很多集中營還關押著不肯順從於蘇聯統治的人。由於英國人控製著德國工業最為發達的魯爾工業區（美國人所控製的法蘭克福周邊地區的工業遠沒有魯爾工業區發達），莫斯科特別希望與英國合作。英國占領了德國的西北部地區，這裏的情形也不容樂觀，到處都是損毀的房屋、河道、鐵路和工廠。幾百萬德語居民從東部艱難地來到這裏，尋找棲身之處，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所找到的也隻不過是些殘垣斷壁。盡管根據英國與蘇聯簽訂的協議，英國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國的機器設備運到蘇聯，但是他們知道，一旦這一類的賠償使德國人挨餓，英美兩國就得向他們輸送食物，而英國自身的糧食也非常緊張。在占領初期，隻有極少數的英美人士反對殘酷地對待德國人。但是，在占領持續一個月之後，形勢出現了變化。美國官方和民眾向德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當然，占領區需要有政府進行管理。與文化素質不高的盟軍士兵相比，德國人更擅長此道，遭遇納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國人可以成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們當中，最突出的例證便是康拉德·阿登納[300]。1949年，他以73歲高齡擔任聯邦德國總理，到1963年卸任時，他已經87歲。在1946年的混亂形勢中，一個嶄新的德國開始出現。這年9月，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圖加特[302]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當時，他對德國各州的州長說：“美國政府認為，在適當的安保措施下，德國民眾現在已經能在自身事務的管理中擔負起主要的責任了。”1947年1月，英美兩國占領區正式合併，於是，更好的交通和貿易政策得以製定並實施。這時，一位德國批評家誇張地表示，與英國轟炸機對魯爾工業區所造成的破壞相比，秉承社會主義觀念（在此前進行的選舉中，工黨的克萊門特·艾德禮[303]戰勝了邱吉爾）的英國占領當局對它的破壞更為嚴重。
改善管理僅僅是出現這一局麵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領當局與德國人展開合作的基點。但是，這樣做也是為了應對來自東方的“威脅”。在占領初期，蘇聯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權，這一行動早於英國和美國。柏林政權的核心成員是以瓦爾特·烏布利希[304]為首的德國共產黨人，在“二戰”期間，他們一直在莫斯科活動。史達林認為，由於他已經在德國人打敗沙皇的地方打敗了希特勒，所以出於對這一成就的欽佩，德國人應該會為德國共產黨投票。但是，這種情況不僅沒有發生，還與史達林的估計相差甚遠。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以恐嚇與勒索相威脅，在1946年的復活節強力推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合併，組建了新的德國統一社會黨。該黨依舊通過慣常的方式統治民主德國。另一方麵，在當時，德國東部的民眾或多或少還是獲得了一些糧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國西部遭遇了一個充斥了飢餓與酷寒的冬天。美國國務卿伯恩斯的繼任者是喬治·馬歇爾上將，他乘坐火車穿過了共產黨極有可能獲得政權的法國和已經成為一片廢墟、鬼魂遍地的德國，來到了莫斯科。史達林對馬歇爾將軍說，他相信共產主義者將控製整個歐洲大陸。美國占領軍副司令盧修斯·克萊[305]說：“在每天1 500卡路裏的共產主義者和每天1 000卡路裏的民主信仰者之間，選擇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史達林已經通過選舉把共產主義的旗幟插到了波蘭，不久後，他也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製。為了應對這一形勢，1947年6月，馬歇爾在哈佛大學宣布，美國將馳援西歐。隨後，美國撥款50億美元給歐洲各國，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在已經過去的那個嚴酷的寒冬，歐洲各國的民眾已經被推到了生與死的邊緣。在馬歇爾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各種各樣的機構被建立了起來，因為就連法國政府也不了解執行馬歇爾計劃所必需的某些關鍵統計數據（在一個倡導歐洲經濟合作的馬歇爾計劃組織中，有人發現一名希臘代表在巴黎的辦公室偽造數據）。這時，美國占領當局成為了西德的代表，並使西德在國際舞台首次亮相（盡管是間接的）。很快，西歐得救了。在這之後，西歐各國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用於滿足各自的需求。德國人重建了他們的基礎設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國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菸上。此刻，他們把美國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對外投資（英國的對外投資迅速恢復，但英國的交通狀況卻在歐洲墊了底）。
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區別在於對經濟的認識。盡管今天看起來顯得難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歐洲的各國政府都在想方設法摧毀鄰國的經濟。喬治–亨利·蘇圖[298]在1989年出版的《黃金與血液》（l’or et le sang）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一畫麵。在“一戰”結束後的一係列安排當中，這些意圖部分地成為了現實——尤其在中東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合併；德國給予法國巨額賠款；德國海軍和商船遭到沒收，英國從中獲益；比利時人甚至意圖從荷蘭手中奪取斯凱爾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進安特衛普[299]的貿易。在這一方麵，美國人並不貪婪，但是他們一方麵想要從他們所投資的國家獲取收益，另一方麵卻通過關稅手段阻止這些國家獲利，這是沒有見識的做法。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這一做法進一步登峰造極，使美國自身也深受其害，導致2 500萬人失業。“二戰”過後，美國人終於認清了這一做法的危害，並宣布今後將不再重複同樣的錯誤。當英國人就戰時借款與美國人進行協商時，其中一條條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範圍。美國人花了很大的工夫來迫使英國人做出承諾，以確保英國不會利用美國的援助來促進它與中立國之間的貿易。盡管這一做法使邱吉爾受到了侮辱，但同時也促進了國際的貨幣合作，也使大西洋兩岸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戰後所必須採取的行動和措施。鑑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貿易滑坡，導致成百上千萬人失業，各國必須在日後杜絕這一情況的發生。國際必須通過某種形式的合作來使貨幣流動起來，以便在支付方麵為貿易提供支持。抱著這一目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44年夏天於美國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會議，並促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這兩個組織救了很多國家的急，也使世界經濟避免了更大的打擊。“二戰”結束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的作用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冷戰爆發了。原因之一在於，如果一國想從布雷頓森林體係獲益，它就得開放自己的金融係統接受檢查，而蘇聯不同意這麽做。
此時，德國已經成為了蘇聯人與西方的矛盾焦點。蘇聯人要求德國賠款，還想擁有蘇聯占領區的大量工業設備。此外，蘇聯還得到了德國的火箭專家，並從他們那裏獲得了用以實現蘇聯太空計劃的技術機密（美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德國人更願意與美國人合作。同時，這些德國人也獲得了優厚的回報）。在易北河以東的德國，形勢非常糟糕。這一地區不僅經濟無法自主，很多集中營還關押著不肯順從於蘇聯統治的人。由於英國人控製著德國工業最為發達的魯爾工業區（美國人所控製的法蘭克福周邊地區的工業遠沒有魯爾工業區發達），莫斯科特別希望與英國合作。英國占領了德國的西北部地區，這裏的情形也不容樂觀，到處都是損毀的房屋、河道、鐵路和工廠。幾百萬德語居民從東部艱難地來到這裏，尋找棲身之處，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所找到的也隻不過是些殘垣斷壁。盡管根據英國與蘇聯簽訂的協議，英國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國的機器設備運到蘇聯，但是他們知道，一旦這一類的賠償使德國人挨餓，英美兩國就得向他們輸送食物，而英國自身的糧食也非常緊張。在占領初期，隻有極少數的英美人士反對殘酷地對待德國人。但是，在占領持續一個月之後，形勢出現了變化。美國官方和民眾向德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當然，占領區需要有政府進行管理。與文化素質不高的盟軍士兵相比，德國人更擅長此道，遭遇納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國人可以成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們當中，最突出的例證便是康拉德·阿登納[300]。1949年，他以73歲高齡擔任聯邦德國總理，到1963年卸任時，他已經87歲。在1946年的混亂形勢中，一個嶄新的德國開始出現。這年9月，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圖加特[302]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當時，他對德國各州的州長說：“美國政府認為，在適當的安保措施下，德國民眾現在已經能在自身事務的管理中擔負起主要的責任了。”1947年1月，英美兩國占領區正式合併，於是，更好的交通和貿易政策得以製定並實施。這時，一位德國批評家誇張地表示，與英國轟炸機對魯爾工業區所造成的破壞相比，秉承社會主義觀念（在此前進行的選舉中，工黨的克萊門特·艾德禮[303]戰勝了邱吉爾）的英國占領當局對它的破壞更為嚴重。
改善管理僅僅是出現這一局麵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領當局與德國人展開合作的基點。但是，這樣做也是為了應對來自東方的“威脅”。在占領初期，蘇聯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權，這一行動早於英國和美國。柏林政權的核心成員是以瓦爾特·烏布利希[304]為首的德國共產黨人，在“二戰”期間，他們一直在莫斯科活動。史達林認為，由於他已經在德國人打敗沙皇的地方打敗了希特勒，所以出於對這一成就的欽佩，德國人應該會為德國共產黨投票。但是，這種情況不僅沒有發生，還與史達林的估計相差甚遠。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以恐嚇與勒索相威脅，在1946年的復活節強力推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合併，組建了新的德國統一社會黨。該黨依舊通過慣常的方式統治民主德國。另一方麵，在當時，德國東部的民眾或多或少還是獲得了一些糧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國西部遭遇了一個充斥了飢餓與酷寒的冬天。美國國務卿伯恩斯的繼任者是喬治·馬歇爾上將，他乘坐火車穿過了共產黨極有可能獲得政權的法國和已經成為一片廢墟、鬼魂遍地的德國，來到了莫斯科。史達林對馬歇爾將軍說，他相信共產主義者將控製整個歐洲大陸。美國占領軍副司令盧修斯·克萊[305]說：“在每天1 500卡路裏的共產主義者和每天1 000卡路裏的民主信仰者之間，選擇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史達林已經通過選舉把共產主義的旗幟插到了波蘭，不久後，他也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製。為了應對這一形勢，1947年6月，馬歇爾在哈佛大學宣布，美國將馳援西歐。隨後，美國撥款50億美元給歐洲各國，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在已經過去的那個嚴酷的寒冬，歐洲各國的民眾已經被推到了生與死的邊緣。在馬歇爾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各種各樣的機構被建立了起來，因為就連法國政府也不了解執行馬歇爾計劃所必需的某些關鍵統計數據（在一個倡導歐洲經濟合作的馬歇爾計劃組織中，有人發現一名希臘代表在巴黎的辦公室偽造數據）。這時，美國占領當局成為了西德的代表，並使西德在國際舞台首次亮相（盡管是間接的）。很快，西歐得救了。在這之後，西歐各國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用於滿足各自的需求。德國人重建了他們的基礎設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國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菸上。此刻，他們把美國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對外投資（英國的對外投資迅速恢復，但英國的交通狀況卻在歐洲墊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