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的特點,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個人即最高權力者身上,為此,不惜神化其人,神化其位,神化其史,神化其命。神化其人,便是神化皇帝;神化其位,便是神化皇權;神化其史,就是對皇帝的履歷添枝加葉,胡吹亂捧;神化其命,就是鼓吹迷信,鼓吹天命。


    然而,人是要老的,人是會病的,人是要死的。皇權、皇位、皇史、皇命,既已神話,好皇帝在時,固然一切稱順,壞皇帝來時,卻又加倍成災。而且因為他已經成了神話的對象,所以盡管行為如禽獸,你也隻能叩頭如搗蒜,除去勸諫,毫無辦法。


    人不但必死,而且必老、必病。老人可能糊塗,病人可能變態。糊塗則清明人治將成泡影,變態則昔日的智慧可能全成暴戾。中國古來的聖明皇帝,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到了晚年,全幹過不少昏事、醜事、髒事、壞事。寄希望於一人,就是背靠冰山。可是,冰山怎麽能靠得住呢?


    中國文化傳統,最喜歡談論納諫。一提納諫,便兩眼放光,以為發現了新大陸。其實,進諫已經靠不住,納諫更其靠不住。六大名著中,也有些進諫、納諫的描寫,不算十分突出,但那意思還是有的。


    進諫、納諫之所以靠不住,因為雙方根本處在不平等的位置。皇權體製,最根本的問題是官與民的關係問題,而進諫、納諫則是帝與官的關係。官與民,則權力不屬於人民。帝與官,因為雙方終究不能平等,所以進諫、納諫雲雲,可能十分成功,也可能全然失敗。魏徵碰到李世民,他成功了;比幹碰到紂王,卻被剜了心;趙普碰上趙匡胤,何其幸運乃爾;海瑞碰上嘉靖皇帝,就被下了天牢。


    政治大計,關係國計民生,出現重大失誤,必然成為歷史與民族的災難。進諫、納諫雲雲,早已不合時宜,放在博物館中,都不是什麽有價值的東西。


    中國封建時代,也有負責監督的官員,更有很多出色的言官。他們不但監督百官,而且監督皇帝。但這是一種內部監督,而內部監督其實是最靠不住的一種監督。仿佛權力機關的自律行為,有自律當然比沒自律好,但隻講自律,等於白廢。因為,自律固然為人稱道,問題的關鍵在於,他不自律你怎麽辦?


    人治必定導致*,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治與*還是一雙孿生兄弟。法治才能根治*。不是說,一有法治就沒*了,而是說,你搞*,就有人管你。不要說*,柯林頓總統出了性醜聞一樣有人管他。


    人身依附批判—從甘心為奴到自立為人


    人身依附,最討人嫌。明明他也是人,你也是人,為什麽要依附於他?他也有腦,你也有腦,為什麽非按他的思維去思維?他也有腿,你也有腿,為什麽非得按照他的樣子去走路?


    古來人身依附,有製度方麵的原因,不依附就不讓你生存。


    古來人身依附,有經濟基礎方麵的原因,不依附便不能使小農經濟的效益得以最大地發揮。


    古來人身依附,有倫理道德方麵的原因,不依附便是破壞了倫理綱常。


    但是,封建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中國人正在為現代化而奮鬥,而舊文化舊觀念例如人身依附的觀念,有時依然陰魂不散。很多人,還是離開靠山站不住,離開後台立不直,你讓他坐下,他說站慣了,你讓他用自己的腦筋思維,他自覺大腦一片空白,一無所有。


    所以有人說,最可怕的不是奴才的命,而是做奴才的心。所謂奴才的命,其實並不存在,就是存在,我們還可以和它拚命,本人不信這命,看看天是不是會塌下來,鼻子是不是會大頭朝上,爺爺是不是會變成兒子,男人是不是會變成女人。


    《三國演義》中寫過很多可驚可鄙可悲可嘆的事,但最為可驚可鄙可悲可嘆的事情,莫過於劉安殺妻招待劉備這件事了。演義寫劉備敗逃—


    途中絕糧,嚐往林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


    殺死妻子,目的隻是為了請人吃飯,這樣的慘事,恐怕任何一種野獸都做不出來。禽獸不會做的事,劉安做了。因為什麽? 就因為那是劉皇叔,那是劉豫州,那是一個賢明的聖主。更可駭怪的是,這件事不但劉安做了,而且做得心安理得,而且沒有人譴責他,《三國演義》的作者還很讚賞他哩!


    中國人若不能破除人身依附,將永遠是別人的奴才,永遠是心靈地獄中的鬼魂。


    決策批判—從一人智慧到科學程序


    古來決策,權力在於最高職位者,最後決策權在於皇帝。雖然歷代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大權由皇帝直接掌握這一點屬於常態常製。比如軍隊的調動,比如處犯人以死刑,比如減免稅收,比如開倉放糧,都不是任何地方官或任何政府權力部門可以決定的。你可以向皇帝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決定權不在你。否則,會被追究責任。


    軍、政、財、文,大權集於一人,以今天的眼光看,已經十分不科學。倘這集大權者,人品高尚,才能高超,也還罷了;否則,國家就會很快被拖入災難的深淵。以三國為例,漢末之亂,表麵上是起於黃巾起義,實質上,是桓帝、靈帝*政治的結果。三國之亂始於桓、靈,魏國之衰,始於曹睿,蜀國之敗,在於劉禪,吳國之敗,始於孫休亡於孫皓,晉國之亂,始於晉惠帝司馬衷。以魏、蜀、吳、晉四個王朝而言,四位責任皇帝,一個是孩子掌權,大權旁落;一個是呆子當政,樂不思蜀;一個是昏蛋掌權,殘暴之極;一個是傻子做皇上,四六不分。一個王朝,責任有多麽巨大,而把一個國家的責任,把全體生民的責任交在這樣的人手裏,已無異於集體自殺。現代人有時聽到鯨魚集體自殺的消息,還要痛惜不已,而一個國家的命運便糊裏糊塗給了小人、癡人、惡人、昏人,此集體自殺比鯨魚自殺要可憐一千倍,可怕一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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