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耕地麵積上宋朝人絞盡腦汁之外，農業技術也跟著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合理利用肥料。宋朝的陳旉在自己的著作《農書》中記載了各種各樣的肥料製作方法，據統計，宋朝的肥料就已經出現了人糞尿、畜禽糞、餅肥、火糞、焦土肥、混肥、漚肥、石灰等近十種。
他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說，任何種類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適當的方法，隻要措施正確都能成功；對待不同性質的土壤要施適合它的肥料並加以觀察，就像治病一樣，對症下藥。隻要採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經過肥料的配合，宋朝時期不僅農業產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就連土地也變得肥沃起來。
除了重視農業，宋朝還非常重視農作物。宋朝的版圖比較小，廣大的南方地區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發展農業，於是就有了農作物的出現。
最普遍的農作物當屬養蠶。養蠶的歷史非常悠久，夏代以前中國就出現了養蠶業，宋朝則是將養蠶這項技術更加完善。在宋朝還有一項不能不提的手工業，它和養蠶有著密切的關係，那就是紡織業。
中國古代王朝中重視農業、手工業發展的並不奇怪，因為每一代統治者都這樣做，但是重視商業的發展，這隻能夠在宋朝看到。
曾經有些人戲言說，宋朝不敢不重視商業，這主要是宋朝軍事力量薄弱造成的，每年要給外族幾十萬的歲幣，要是再封鎖了商業發展，估計宋朝撐不了100年就得完蛋。對於這樣的言論，筆者持保留意見，但是我仍然要承認，宋朝發展商業，其中肯定有這樣的因素存在。
在宋朝，從皇帝到平民，對商人都很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僅是社會地位上的肯定，同樣還會給予商人政策上的優惠以及立法保護商人的財產。既然政策上都能夠給予優惠，百姓們心中自然會接受商人這個社會角色。光是這樣還不夠，在封建社會之中，商人沒有權利進入廟堂，秦朝的呂不韋就算是進入了廟堂，但最終也沒有得到同僚的認可，這也是古代商人的悲哀之處。可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時期，“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允許商賈中的“奇才異行”者應舉，以至於“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
當一個人解決了自己的溫飽問題之後，就會顧及到自己的尊嚴。商人之間肯定不存在吃不飽飯的問題，所以社會對他們的尊重就顯得格外重要。古代以“仕途經濟學問”為最高追求，就算是商人，也不例外。
政府政策的這一改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擴大了統治基礎，加強了統治力量，而且直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禁令一旦放寬，商人參加科舉入仕的就越來越多，“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士者也”。如縉雲富商潘氏，其子“擢進士第，至郡守”。政府允許商人通過正當途徑進入仕途，使許多商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這樣他們既擁有財富，又有政治勢力，必然促進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繁榮，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3.海上商隊，通行世界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古代，海運非常發達，尤其是以唐朝、宋朝和明朝最為出名。我們這本書中主要說的是宋朝，那自然就要以宋朝為主。和唐、明兩朝的海運不同的是，宋朝的海運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後台，那就是官方支持。朝廷專門設置了一個叫做“市舶司”的機構，用來核對每年海外貿易的收入。根據史料記載，北宋時每年海貿的稅利約為50萬貫，南宋時約為200萬貫，約為財政年總收入的1%、5%。由於這筆收入直接歸中央調用，其重要性就大於一般項目的收入。
宋朝的海運之所以能夠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政府支持的原因，這屬於外部條件，而內部條件大概就是指南針這個發明和造船業的發達，這才是海上貿易發達的硬體設施。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宋朝在海運硬體設施這個部分的成績。
想要擁有海上貿易，首要條件就是要擁有貿易港口，貿易港口的大小決定了船隻的承載量、貿易交易量等多種數據。貿易港口並不是說隻要是臨海、有錢就能夠建成的，水容量能夠承載多重的船隻，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萬一來了艘大船，準備做一筆大生意，眼看著船就要靠岸了，突然之間，船沉了，這不是悲劇嗎？水容量非常大，承載當時最大的船隻都沒有問題，那還有陸地的問題呢，如果陸地無法容納船隻上麵所有的貨物和人力，那也是枉然。
當時貿易港口大概可以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自成體係的區域，這些區域內部有著非常完整、自成一派的海運體係，域中港口大小並存，主次分明，相互補充，形成多層次結構。宋朝的港口不僅結構非常先進，就連管理製度也是一絕，細緻入微。朝廷根據各港貿易地位和規模設置市舶司、市舶務、市舶場不同層次的機構進行管理。
比如說南宋的兩浙路、明州有市舶司，溫州、杭州、秀州青龍鎮、江陰軍等則設市舶務，在澉浦設市舶場。也有的港口不設置貿易機構，如閩、廣除泉州、廣州設市舶司外，其他各港都不設市舶機構。由於政府製定了市舶條法，所以在進口商品的管理、徵稅、博買、商人的管理，以及倉儲、碼頭的管理等方麵都比前代更為具體。而這種不同的管理機構的設置恰恰是由各地交通、物產、市場等條件的差異形成的自然格局，各自的條件也就形成對進口商品的消化和出口商品的供給能力的不同。
他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說，任何種類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適當的方法，隻要措施正確都能成功；對待不同性質的土壤要施適合它的肥料並加以觀察，就像治病一樣，對症下藥。隻要採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經過肥料的配合，宋朝時期不僅農業產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就連土地也變得肥沃起來。
除了重視農業，宋朝還非常重視農作物。宋朝的版圖比較小，廣大的南方地區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發展農業，於是就有了農作物的出現。
最普遍的農作物當屬養蠶。養蠶的歷史非常悠久，夏代以前中國就出現了養蠶業，宋朝則是將養蠶這項技術更加完善。在宋朝還有一項不能不提的手工業，它和養蠶有著密切的關係，那就是紡織業。
中國古代王朝中重視農業、手工業發展的並不奇怪，因為每一代統治者都這樣做，但是重視商業的發展，這隻能夠在宋朝看到。
曾經有些人戲言說，宋朝不敢不重視商業，這主要是宋朝軍事力量薄弱造成的，每年要給外族幾十萬的歲幣，要是再封鎖了商業發展，估計宋朝撐不了100年就得完蛋。對於這樣的言論，筆者持保留意見，但是我仍然要承認，宋朝發展商業，其中肯定有這樣的因素存在。
在宋朝，從皇帝到平民，對商人都很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僅是社會地位上的肯定，同樣還會給予商人政策上的優惠以及立法保護商人的財產。既然政策上都能夠給予優惠，百姓們心中自然會接受商人這個社會角色。光是這樣還不夠，在封建社會之中，商人沒有權利進入廟堂，秦朝的呂不韋就算是進入了廟堂，但最終也沒有得到同僚的認可，這也是古代商人的悲哀之處。可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時期，“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允許商賈中的“奇才異行”者應舉，以至於“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
當一個人解決了自己的溫飽問題之後，就會顧及到自己的尊嚴。商人之間肯定不存在吃不飽飯的問題，所以社會對他們的尊重就顯得格外重要。古代以“仕途經濟學問”為最高追求，就算是商人，也不例外。
政府政策的這一改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擴大了統治基礎，加強了統治力量，而且直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禁令一旦放寬，商人參加科舉入仕的就越來越多，“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士者也”。如縉雲富商潘氏，其子“擢進士第，至郡守”。政府允許商人通過正當途徑進入仕途，使許多商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這樣他們既擁有財富，又有政治勢力，必然促進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繁榮，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3.海上商隊，通行世界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古代，海運非常發達，尤其是以唐朝、宋朝和明朝最為出名。我們這本書中主要說的是宋朝，那自然就要以宋朝為主。和唐、明兩朝的海運不同的是，宋朝的海運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後台，那就是官方支持。朝廷專門設置了一個叫做“市舶司”的機構，用來核對每年海外貿易的收入。根據史料記載，北宋時每年海貿的稅利約為50萬貫，南宋時約為200萬貫，約為財政年總收入的1%、5%。由於這筆收入直接歸中央調用，其重要性就大於一般項目的收入。
宋朝的海運之所以能夠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政府支持的原因，這屬於外部條件，而內部條件大概就是指南針這個發明和造船業的發達，這才是海上貿易發達的硬體設施。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宋朝在海運硬體設施這個部分的成績。
想要擁有海上貿易，首要條件就是要擁有貿易港口，貿易港口的大小決定了船隻的承載量、貿易交易量等多種數據。貿易港口並不是說隻要是臨海、有錢就能夠建成的，水容量能夠承載多重的船隻，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萬一來了艘大船，準備做一筆大生意，眼看著船就要靠岸了，突然之間，船沉了，這不是悲劇嗎？水容量非常大，承載當時最大的船隻都沒有問題，那還有陸地的問題呢，如果陸地無法容納船隻上麵所有的貨物和人力，那也是枉然。
當時貿易港口大概可以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自成體係的區域，這些區域內部有著非常完整、自成一派的海運體係，域中港口大小並存，主次分明，相互補充，形成多層次結構。宋朝的港口不僅結構非常先進，就連管理製度也是一絕，細緻入微。朝廷根據各港貿易地位和規模設置市舶司、市舶務、市舶場不同層次的機構進行管理。
比如說南宋的兩浙路、明州有市舶司，溫州、杭州、秀州青龍鎮、江陰軍等則設市舶務，在澉浦設市舶場。也有的港口不設置貿易機構，如閩、廣除泉州、廣州設市舶司外，其他各港都不設市舶機構。由於政府製定了市舶條法，所以在進口商品的管理、徵稅、博買、商人的管理，以及倉儲、碼頭的管理等方麵都比前代更為具體。而這種不同的管理機構的設置恰恰是由各地交通、物產、市場等條件的差異形成的自然格局，各自的條件也就形成對進口商品的消化和出口商品的供給能力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