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方麵，宋朝製定了一係列優惠政策，免去農民的苛捐雜稅，注重農業科技的改革和創新，從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麵促進農業的發展。
在商業方麵，宋朝和其他朝代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都非常低，被很多人踩在腳下，長時期對商業的抑製導致很多人都不願意經商，而宋朝不僅解放了這種封建思想，還允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廟堂，這對商人來說是一種無形的鼓勵。除此之外，宋朝還在商人們經商的時候給予了很多的優惠。就是這樣的優惠政策，讓宋朝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一個國家除了自己的農業和商業之外，如果能夠再擁有海上貿易，你說說看，它能不強大嗎？宋朝就是如此，朝廷不僅讓商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商業貿易，還積極地為商人們尋找商機，和其他國家聯絡，開展貿易。這樣一來，商人們掙錢了，國家自然也就掙錢了。
可以說，宋朝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做足了功課，也為商人、農民打開了致富之路，但是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那是萬萬不能的。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說過了，宋朝所經歷的300多年的時間之內，沒有太多的農民起義，也沒有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這樣平穩的外在環境，也是百姓們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之一。
一個國家，如果有了強大的經濟作為支柱，那麽它在和外國打交道的時候，自然會強勢些，但是宋朝卻是個例外。可以說，強大的經濟的確給宋朝帶來了許多好處，這不僅僅體現在百姓們安居樂業這個方麵，還有在對外上的一種優勢。
我們都知道，宋朝一直處於被外族虎視眈眈的危險環境之中，如何才能從這種局麵解脫出來呢？方法有二：一個是跟他們打，誰的拳頭硬，誰占上風；第二個就是和談，用其他有誘惑力的東西穩住局勢。宋朝嘛，打架，它不行，但是錢，它有，大大的有。所以說，強大的經濟後盾給宋朝帶來的好處，最顯著的就是在外交之上。
2.重農不抑商
在中國古代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不管是隋唐還是明清，商人的地位甚至連普通的百姓都不如。但凡是個封建社會，大都是“重農輕商”，要不然怎麽會出現“士農工商”的四民定位呢？商人地位低下，這也是有原因的。在古代，農業主要還是依靠手工播種，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農民成為國家的重中之重，這一點無可厚非。對待農民，封建王朝大都是通過徵收各種苛捐雜稅，從中獲得大量且穩定的收入，作為國家資產。可是對於商販來說，國家並沒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收稅標準和方式，畢竟商販的流動性非常大，所以各個王朝“重農輕商”就變得非常普遍了。
但是，宋朝卻是個例外。我們都知道，宋朝的經濟非常發達，每年都要給遼國，後來的金國、蒙古歲幣，也就是白花花的銀子，動輒就是幾十萬、幾百萬，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唐朝和清朝。唐朝末年，同樣要給回紇數十萬的歲幣，雙方也開展了所謂的“貿易”，可是這個貿易實際上就是變相勒索。根據史料記載，回紇和唐朝的交易按照一匹劣等馬換50匹絹，這中間足足有50倍的差價。為了不再讓回紇來犯，唐朝隻好被迫高價買下這些沒用的劣等馬，結果唐朝搬空了府庫。清朝末年更為誇張，直接是給外國幾十億白銀、割地賠款，直接將大清王朝拖垮。
反觀宋朝，經過長達百年給外族歲幣，宋朝卻沒有因此而耗盡國庫，這讓我們不得不說到宋朝的經濟製度問題。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一個“重農不抑商”的朝代，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多元發展，錢就跟長了翅膀一樣，紛紛飛進宋朝的口袋之中。其實宋朝的版圖很小，南宋更小，可是卻牢牢占據了江南水鄉，而被掠奪走的土地都是在北方。南方氣候宜人，更適合農作物的生長，這也為發展農業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由於耕地數量有限，就必須做到寸土寸金，把每一塊土地都合理利用，這才是上上之選，所以很多新形式的農田就應運而生。
比如梯田。範成大在《驂鸞錄》中記載說：“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南方有很多山區，這些山區原本都不適合作為耕地，但是經過梯田改造，這裏變成了水稻的成長地。
比如淤田。這種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形式的田地由來已久，據《史記》中記載：“涇水一斛，其泥數鬥。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同樣記載了這種田地，並且記載了在熙寧變法（即王安石變法）中推行淤田法的概況。
比如架田。在沼澤中用木樁作架，挑選菰根等水草與泥土摻和，攤鋪在架上，種植稻穀，叫架田，亦稱葑田。這樣種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麵，隨水高下，不致淹沒。宋朝時，江南、淮東和兩廣就有這種架田。《中國通史》中記載：
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從土中衝出，浮於水麵，厚數尺，可延長幾十丈，在上麵施種，即可生長，稱為“葑田”。後來，農民進一步作木排，在上麵鋪泥，種植莊稼，稱為“架田”。
通過這些對耕地的改造，宋朝的耕地麵積急劇增加，在公元996年丈量土地的時候，宋朝的耕地麵積為312.52萬餘頃，在20多年之後，耕地麵積翻了一倍。最簡單的道理，耕地麵積一多，收成就多，錢就越多。要說人的能耐都是被現實逼出來的，宋朝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在商業方麵，宋朝和其他朝代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都非常低，被很多人踩在腳下，長時期對商業的抑製導致很多人都不願意經商，而宋朝不僅解放了這種封建思想，還允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廟堂，這對商人來說是一種無形的鼓勵。除此之外，宋朝還在商人們經商的時候給予了很多的優惠。就是這樣的優惠政策，讓宋朝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一個國家除了自己的農業和商業之外，如果能夠再擁有海上貿易，你說說看，它能不強大嗎？宋朝就是如此，朝廷不僅讓商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商業貿易，還積極地為商人們尋找商機，和其他國家聯絡，開展貿易。這樣一來，商人們掙錢了，國家自然也就掙錢了。
可以說，宋朝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做足了功課，也為商人、農民打開了致富之路，但是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那是萬萬不能的。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說過了，宋朝所經歷的300多年的時間之內，沒有太多的農民起義，也沒有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這樣平穩的外在環境，也是百姓們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之一。
一個國家，如果有了強大的經濟作為支柱，那麽它在和外國打交道的時候，自然會強勢些，但是宋朝卻是個例外。可以說，強大的經濟的確給宋朝帶來了許多好處，這不僅僅體現在百姓們安居樂業這個方麵，還有在對外上的一種優勢。
我們都知道，宋朝一直處於被外族虎視眈眈的危險環境之中，如何才能從這種局麵解脫出來呢？方法有二：一個是跟他們打，誰的拳頭硬，誰占上風；第二個就是和談，用其他有誘惑力的東西穩住局勢。宋朝嘛，打架，它不行，但是錢，它有，大大的有。所以說，強大的經濟後盾給宋朝帶來的好處，最顯著的就是在外交之上。
2.重農不抑商
在中國古代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不管是隋唐還是明清，商人的地位甚至連普通的百姓都不如。但凡是個封建社會，大都是“重農輕商”，要不然怎麽會出現“士農工商”的四民定位呢？商人地位低下，這也是有原因的。在古代，農業主要還是依靠手工播種，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農民成為國家的重中之重，這一點無可厚非。對待農民，封建王朝大都是通過徵收各種苛捐雜稅，從中獲得大量且穩定的收入，作為國家資產。可是對於商販來說，國家並沒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收稅標準和方式，畢竟商販的流動性非常大，所以各個王朝“重農輕商”就變得非常普遍了。
但是，宋朝卻是個例外。我們都知道，宋朝的經濟非常發達，每年都要給遼國，後來的金國、蒙古歲幣，也就是白花花的銀子，動輒就是幾十萬、幾百萬，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唐朝和清朝。唐朝末年，同樣要給回紇數十萬的歲幣，雙方也開展了所謂的“貿易”，可是這個貿易實際上就是變相勒索。根據史料記載，回紇和唐朝的交易按照一匹劣等馬換50匹絹，這中間足足有50倍的差價。為了不再讓回紇來犯，唐朝隻好被迫高價買下這些沒用的劣等馬，結果唐朝搬空了府庫。清朝末年更為誇張，直接是給外國幾十億白銀、割地賠款，直接將大清王朝拖垮。
反觀宋朝，經過長達百年給外族歲幣，宋朝卻沒有因此而耗盡國庫，這讓我們不得不說到宋朝的經濟製度問題。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一個“重農不抑商”的朝代，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多元發展，錢就跟長了翅膀一樣，紛紛飛進宋朝的口袋之中。其實宋朝的版圖很小，南宋更小，可是卻牢牢占據了江南水鄉，而被掠奪走的土地都是在北方。南方氣候宜人，更適合農作物的生長，這也為發展農業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由於耕地數量有限，就必須做到寸土寸金，把每一塊土地都合理利用，這才是上上之選，所以很多新形式的農田就應運而生。
比如梯田。範成大在《驂鸞錄》中記載說：“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南方有很多山區，這些山區原本都不適合作為耕地，但是經過梯田改造，這裏變成了水稻的成長地。
比如淤田。這種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形式的田地由來已久，據《史記》中記載：“涇水一斛，其泥數鬥。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同樣記載了這種田地，並且記載了在熙寧變法（即王安石變法）中推行淤田法的概況。
比如架田。在沼澤中用木樁作架，挑選菰根等水草與泥土摻和，攤鋪在架上，種植稻穀，叫架田，亦稱葑田。這樣種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麵，隨水高下，不致淹沒。宋朝時，江南、淮東和兩廣就有這種架田。《中國通史》中記載：
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從土中衝出，浮於水麵，厚數尺，可延長幾十丈，在上麵施種，即可生長，稱為“葑田”。後來，農民進一步作木排，在上麵鋪泥，種植莊稼，稱為“架田”。
通過這些對耕地的改造，宋朝的耕地麵積急劇增加，在公元996年丈量土地的時候，宋朝的耕地麵積為312.52萬餘頃，在20多年之後，耕地麵積翻了一倍。最簡單的道理，耕地麵積一多，收成就多，錢就越多。要說人的能耐都是被現實逼出來的，宋朝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