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農業相對應的，自然就是商業，中國封建社會之中，商人的地位相對較低，很多朝代都採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明朝初期，同樣如此。朱元璋原本畢竟隻是一個農民，他知道農民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商人的利益，他並沒有作出太多的考慮。而且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商人的地位也比較低，甚至有很多人不屑去做生意，認為這樣會被人看不起。但是在明朝，商業卻依舊蓬勃地發展著。尤其是在中後期，尤其是在江南地區。自古以來，江南地區，都是富饒之地，最顯著的就是手工業的發展。江南產絲、產茶，無論是在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這都是重頭戲。
絲綢帶動了紡織業，根據史料記載，江南最先出現了手工紡織作坊。
什麽叫做作坊呢？說白了，有點類似現如今的小型加工場，有的人最先完成了資本累積，成為紡織業的中間人，他們僱傭勞動力進行生產，再將物品拿到外麵去進行交易，工資以一日為單位計算。
在萬曆二十九年，巡撫應天右都禦史曹時在給萬曆皇帝寫奏摺的時候這樣說：“吳民生齒最煩，……機戶出資，織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戶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這簡單的幾句話就勾勒出一幅江南紡織作坊的繁忙景象，一個染坊，多則幾千人，都在為僱主工作，這就是早期的資本主義僱傭關係啊！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有一批地主鄉紳也逐漸投身到工商業之中，更是逐漸形成了以地域劃分的商幫。與那些小商小販們不同的是，這些商幫的代表人物都是當地舉重若輕的人物，並且和當地政府官員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最有名氣和影響力的便是徽商。徽商，又稱新安商人，也叫做“徽幫”，這個幫派是在弘治年間形成的，在明清兩朝，甚至有“無徽不成商”的說法，可見這個商會在明清時期的影響力。
在同一時期的英國，商人、手工業場主能夠擁有幾萬英鎊，就已經算是商業巨頭了，估計其意義不亞於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的“萬元戶”，可是在明朝民間的商人眼中，幾萬兩銀子，那都是小意思，人家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兩白銀的生意，而且這樣數額的交易已經是非常尋常的。再比如鄭芝龍的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幾千萬兩白銀，英國和明朝相比，那絕對是小巫見大巫。
一個國家的經濟，並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海上貿易同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史中，海上貿易曾經非常繁榮過，比如唐朝、宋朝能夠那麽有錢，就是得力於海上貿易，明朝同樣如此。
“鄭和下西洋”不僅成為了大明王朝和其他國家、地區相互聯繫的紐帶，甚至也成為了打開海上貿易的鑰匙，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後期，更是繁盛。在當時，和明朝常常進行海上貿易的地區非常廣，比如東亞的日本、琉球和朝鮮等國家；東南亞地區以及歐洲各國，主要是出口瓷器、絲綢、藥材、棉花、蔗糖等等。
日本，早在唐宋時期就常常從中國進口物品，尤其是日本貴族，他們對絲綢和胭脂已經喜愛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在貴族之中，使用中國的物品也成為了標榜自己身份的一種象徵。根據史書所記載：“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鬆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
當然啦，既然是商業貿易，就不會像是“鄭和下西洋”那樣擺出一副“散財童子”的架勢，那明朝可以從中獲得多少利潤呢？我們以生絲為例，當時明朝的生產價格為每擔60 兩左右，可是到了日本就能夠把價格抬到 600 兩左右，毛利潤達到十倍左右。
生絲，也就是織布最基礎的原材料，但當時並不僅僅隻有中國在出口生絲，西班牙、墨西哥都自主生產生絲，也對外進行商業貿易，但是有了中國生絲的衝擊，導致墨西哥原先自主生產生絲的農戶都放棄了這個營生，另謀生路去了。據說墨西哥總督曾經呼籲過禁止本國對中國生絲的進口，以保存自己的紡織業實力，然而這樣的呼籲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對於西班牙的影響則更大，原先西班牙的生絲市場主要就是美洲，但是中國開展了海上貿易之後，生絲通過墨西哥到達了秘魯、巴拿馬等地，不僅質量要比西班牙的好，就連價格也僅僅是它的三分之一，很快就將西班牙的生絲比了下去。
大明王朝的海上貿易比較穩定的是官方認可的朝貢，由於有時而頒布、時而撤銷的“禁海令”，明朝私人的海上貿易不是很穩定，但到了明朝中後期，所謂的“禁海令”就成了一紙空文，即便是沿海地區的官員，對於私人海運，也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隆慶元年（1567 年）明朝正式開放海禁，準許人民前往海外貿易，正式向海澄縣的海防同知納稅，使之成為官方認可的合法貿易，曾經偷偷摸摸做著海上貿易的那些人，也正大光明地做起了生意，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鄭芝龍。
絲綢帶動了紡織業，根據史料記載，江南最先出現了手工紡織作坊。
什麽叫做作坊呢？說白了，有點類似現如今的小型加工場，有的人最先完成了資本累積，成為紡織業的中間人，他們僱傭勞動力進行生產，再將物品拿到外麵去進行交易，工資以一日為單位計算。
在萬曆二十九年，巡撫應天右都禦史曹時在給萬曆皇帝寫奏摺的時候這樣說：“吳民生齒最煩，……機戶出資，織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戶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這簡單的幾句話就勾勒出一幅江南紡織作坊的繁忙景象，一個染坊，多則幾千人，都在為僱主工作，這就是早期的資本主義僱傭關係啊！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有一批地主鄉紳也逐漸投身到工商業之中，更是逐漸形成了以地域劃分的商幫。與那些小商小販們不同的是，這些商幫的代表人物都是當地舉重若輕的人物，並且和當地政府官員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最有名氣和影響力的便是徽商。徽商，又稱新安商人，也叫做“徽幫”，這個幫派是在弘治年間形成的，在明清兩朝，甚至有“無徽不成商”的說法，可見這個商會在明清時期的影響力。
在同一時期的英國，商人、手工業場主能夠擁有幾萬英鎊，就已經算是商業巨頭了，估計其意義不亞於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的“萬元戶”，可是在明朝民間的商人眼中，幾萬兩銀子，那都是小意思，人家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兩白銀的生意，而且這樣數額的交易已經是非常尋常的。再比如鄭芝龍的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幾千萬兩白銀，英國和明朝相比，那絕對是小巫見大巫。
一個國家的經濟，並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海上貿易同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史中，海上貿易曾經非常繁榮過，比如唐朝、宋朝能夠那麽有錢，就是得力於海上貿易，明朝同樣如此。
“鄭和下西洋”不僅成為了大明王朝和其他國家、地區相互聯繫的紐帶，甚至也成為了打開海上貿易的鑰匙，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後期，更是繁盛。在當時，和明朝常常進行海上貿易的地區非常廣，比如東亞的日本、琉球和朝鮮等國家；東南亞地區以及歐洲各國，主要是出口瓷器、絲綢、藥材、棉花、蔗糖等等。
日本，早在唐宋時期就常常從中國進口物品，尤其是日本貴族，他們對絲綢和胭脂已經喜愛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在貴族之中，使用中國的物品也成為了標榜自己身份的一種象徵。根據史書所記載：“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鬆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
當然啦，既然是商業貿易，就不會像是“鄭和下西洋”那樣擺出一副“散財童子”的架勢，那明朝可以從中獲得多少利潤呢？我們以生絲為例，當時明朝的生產價格為每擔60 兩左右，可是到了日本就能夠把價格抬到 600 兩左右，毛利潤達到十倍左右。
生絲，也就是織布最基礎的原材料，但當時並不僅僅隻有中國在出口生絲，西班牙、墨西哥都自主生產生絲，也對外進行商業貿易，但是有了中國生絲的衝擊，導致墨西哥原先自主生產生絲的農戶都放棄了這個營生，另謀生路去了。據說墨西哥總督曾經呼籲過禁止本國對中國生絲的進口，以保存自己的紡織業實力，然而這樣的呼籲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對於西班牙的影響則更大，原先西班牙的生絲市場主要就是美洲，但是中國開展了海上貿易之後，生絲通過墨西哥到達了秘魯、巴拿馬等地，不僅質量要比西班牙的好，就連價格也僅僅是它的三分之一，很快就將西班牙的生絲比了下去。
大明王朝的海上貿易比較穩定的是官方認可的朝貢，由於有時而頒布、時而撤銷的“禁海令”，明朝私人的海上貿易不是很穩定，但到了明朝中後期，所謂的“禁海令”就成了一紙空文，即便是沿海地區的官員，對於私人海運，也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隆慶元年（1567 年）明朝正式開放海禁，準許人民前往海外貿易，正式向海澄縣的海防同知納稅，使之成為官方認可的合法貿易，曾經偷偷摸摸做著海上貿易的那些人，也正大光明地做起了生意，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鄭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