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製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製“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作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麵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年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蕩蕩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裏，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裏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隻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將專製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是他完成了專製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位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製國家的基礎，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
董仲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係。而在中國思想界，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在這一點，董仲舒功不可沒。
但是，從思想發展的道路上來看，董仲舒竄改並且獨尊儒術，為民族思維框了一圈不可擺脫的桎梏，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2.百家不存
有人說“一個專製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於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隻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幹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麵的限製，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但在統一政治思想上，漢武帝操作起來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或者說，董仲舒要比李斯識時務。秦始皇試圖用焚書坑儒的暴力手段統一思想，結果激起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反抗。而漢武帝吸取了這個教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和平處理方式的影響遠比秦始皇坑殺四百多個書生要廣泛得多、深遠得多。而且這二者自身又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如果嚴格地歸屬門派，董仲舒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以儒家思想為外衣，整合陰陽家墨家等思想創立的新理論。而李斯主張的是純粹的法家思想。之所以說漢武帝高明，是因為他懂得禁錮臣民的思想，燒殺都不管用，而是灌輸給他們利於自己集權統治的思想，給他們的思想畫一個大圈。就像人們利用驢子的時候，不是把它們綁起來，而是蒙住它們的眼睛，讓它在固定的地方拉磨轉圈。漢武帝讓知識分子拉的磨就是董仲舒竄改後的新儒家思想。
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係建構，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就思想體係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隻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隻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蕩蕩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裏，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裏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隻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將專製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是他完成了專製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位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製國家的基礎，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
董仲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係。而在中國思想界，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在這一點，董仲舒功不可沒。
但是，從思想發展的道路上來看，董仲舒竄改並且獨尊儒術，為民族思維框了一圈不可擺脫的桎梏，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2.百家不存
有人說“一個專製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於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隻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幹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麵的限製，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但在統一政治思想上，漢武帝操作起來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或者說，董仲舒要比李斯識時務。秦始皇試圖用焚書坑儒的暴力手段統一思想，結果激起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反抗。而漢武帝吸取了這個教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和平處理方式的影響遠比秦始皇坑殺四百多個書生要廣泛得多、深遠得多。而且這二者自身又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如果嚴格地歸屬門派，董仲舒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以儒家思想為外衣，整合陰陽家墨家等思想創立的新理論。而李斯主張的是純粹的法家思想。之所以說漢武帝高明，是因為他懂得禁錮臣民的思想，燒殺都不管用，而是灌輸給他們利於自己集權統治的思想，給他們的思想畫一個大圈。就像人們利用驢子的時候，不是把它們綁起來，而是蒙住它們的眼睛，讓它在固定的地方拉磨轉圈。漢武帝讓知識分子拉的磨就是董仲舒竄改後的新儒家思想。
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係建構，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就思想體係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隻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隻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