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暫且拋開董仲舒的新儒學理論，再從孔子的思想著手，站在統治階級的角度上考量一下，正統儒家思想為何會成為此後歷代帝王統治工具的首選？對於中央集權的作用何在？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等級製度的“禮製”。“禮”是一種等級製度或等級學說。中國商周時代弱者向強者進貢的規矩，就是掠奪與征服的延伸。周代用嚴格的禮製使得這種掠奪合法化，進貢成了天經地義的“文明”行為，成了叫孔子眷戀不已的“禮”，“禮”被賦予了高貴神聖的意味。“天尊地卑，幹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在這樣的等級社會，天子主宰著所有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一步。
《韓非子》記載了一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子知道後，大發雷霆，派子貢去砸了飯鍋飯碗。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逾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孔子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是說每個人隻能考慮自己所在等級的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隻能“思不出其位”。孔子把這種等級製度用禮固定下來，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製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臣民如果都能守禮，就會馴服地、毫無怨言地接受君主的絕對統治而不至於犯上作亂。所以孔子特別提醒君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孔子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隻讓人民知道怎麽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麽這樣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所以，當孔子得知晉卿趙鞅鑄刑鼎，把刑書刻於其上時，就抨擊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他認為晉國公布成文法破壞了等級秩序。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隻知按習慣服從上級，不會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動，君主就可任意擺布臣民。現晉國公布成文法，那“民”就會根據法的規範行事，而不聽從統治者的任意擺布了；且統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某些製約，而不會像以前那樣隻按等級製的習慣法去處理（參見《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決公孫楚與公孫黑一案），因此勢必會造成“貴賤無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規定，還談什麽“不可使知之”的規矩呢？
儒家所謂的平等原則，僅僅指“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意義上每個人是平等的。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有賢與不賢之分。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隻能作為被統治階級聽從和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製定的道德規範和法律法規。孔子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隻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隻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推舉。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雖然教育和環境能夠改變人們的品性，但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種既愚昧又狡詐之民雖然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對忠孝仁義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是君主最易統治的良民，所以孔子非常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還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但現實中像顏回能安於貧困的人又有幾個呢？所以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製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沒有求得富貴之道的人們隻有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地生活、溫順地接受剝削和奴役，決不能有非分之想。如果人們都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階級所施與的一切，就不會有非分之想，更不會因生活的困苦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誌。隻有平時在家裏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在社會上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之令。
孔子把是否違背父親意誌作為衡量孝的標準。他說：“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誌，這才算孝。若真如此，中國人如同魯迅小說中的九斤老太的口頭禪，一代不如一代了。這種隻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誌和抱負的“孝子”隻能是“愚子”。這些“愚子”到社會上就變成了忠臣或順民；他們是一群逆來順受的“良民”，是絕不會犯上作亂的。因此有人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真是一語道破天機。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等級製度的“禮製”。“禮”是一種等級製度或等級學說。中國商周時代弱者向強者進貢的規矩，就是掠奪與征服的延伸。周代用嚴格的禮製使得這種掠奪合法化，進貢成了天經地義的“文明”行為，成了叫孔子眷戀不已的“禮”，“禮”被賦予了高貴神聖的意味。“天尊地卑，幹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在這樣的等級社會，天子主宰著所有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一步。
《韓非子》記載了一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子知道後，大發雷霆，派子貢去砸了飯鍋飯碗。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逾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孔子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是說每個人隻能考慮自己所在等級的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隻能“思不出其位”。孔子把這種等級製度用禮固定下來，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製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臣民如果都能守禮，就會馴服地、毫無怨言地接受君主的絕對統治而不至於犯上作亂。所以孔子特別提醒君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孔子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隻讓人民知道怎麽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麽這樣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所以，當孔子得知晉卿趙鞅鑄刑鼎，把刑書刻於其上時，就抨擊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他認為晉國公布成文法破壞了等級秩序。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隻知按習慣服從上級，不會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動，君主就可任意擺布臣民。現晉國公布成文法，那“民”就會根據法的規範行事，而不聽從統治者的任意擺布了；且統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某些製約，而不會像以前那樣隻按等級製的習慣法去處理（參見《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決公孫楚與公孫黑一案），因此勢必會造成“貴賤無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規定，還談什麽“不可使知之”的規矩呢？
儒家所謂的平等原則，僅僅指“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意義上每個人是平等的。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有賢與不賢之分。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隻能作為被統治階級聽從和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製定的道德規範和法律法規。孔子認為，大德應該統治小德，大賢應該統治小賢。也就是說，隻有賢人才配擁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所以統治者隻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推舉。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雖然教育和環境能夠改變人們的品性，但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種既愚昧又狡詐之民雖然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對忠孝仁義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是君主最易統治的良民，所以孔子非常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還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但現實中像顏回能安於貧困的人又有幾個呢？所以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製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沒有求得富貴之道的人們隻有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地生活、溫順地接受剝削和奴役，決不能有非分之想。如果人們都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階級所施與的一切，就不會有非分之想，更不會因生活的困苦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誌。隻有平時在家裏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在社會上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之令。
孔子把是否違背父親意誌作為衡量孝的標準。他說：“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誌，這才算孝。若真如此，中國人如同魯迅小說中的九斤老太的口頭禪，一代不如一代了。這種隻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誌和抱負的“孝子”隻能是“愚子”。這些“愚子”到社會上就變成了忠臣或順民；他們是一群逆來順受的“良民”，是絕不會犯上作亂的。因此有人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真是一語道破天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