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董仲舒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統的，西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而在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誌來定的，董仲舒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為漢朝統治者鞏固並加強中央集權專製製度服務的。
但是，這一理論雖然有宣傳“君權”的一麵，也有限製君主濫用權力的一麵。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在《春秋繁露·堯舜不善移湯武不專殺》中說：“且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賊民者，天奪之。”這是試圖以天來限製君權，與孔子講“忠君”，但又非君主專製的無條件擁護者，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董仲舒對於皇位更換和改朝換代的解釋。統治者為政有過失，天就會出現自然災害，以表示譴責與警告。如果不知悔改，就出現怪異來驚駭，若還不知畏懼，大禍就要臨頭了。
董仲舒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論證封建社會的“大綱人倫、道觀、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的永恆合理性。他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體現天的意誌，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並進而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於社會，從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盡管這一哲學理論遭到後世的嚴重批判，但是對於西漢後的歷代封建王朝，無疑是最適合不過的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天不變，道亦不變”。他認為“道”是源自於天的，“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永遠不變。
在人性論上，董仲舒的觀點異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更不同於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他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偽善，但並非就是善，隻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通過教育就可以達到人性善的結果。君主要按照天意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他這一理論的重點就是教化，並提出“防欲”，比先秦的“寡語”、“節慾”更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顯然為封建統治者如何進行統治做了係統的理論基礎。這也是西漢對歷史經驗總結後並經歷幾十年的選擇而確立的官方哲學。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的新思想體係。他不僅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確立了帝王的絕對統治權威，還用“三綱五常”這套倫理學固定了社會階級架構，而他“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徹底把他的新儒學思想推上了無可替代的地位。
我們又會禁不住提問，為何漢武帝會選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呢？因為法家在大秦帝國的慘敗，讓新的統治者心生畏懼，而先秦百家思想中的顯學——儒家和墨家最具有名氣，墨家的思想顯然是不受帝王青睞的，在秦末漢初，儒學經歷秦朝時的低穀期之後又重新振作起來，至漢武帝時，儒學已經發展到名家輩出、學科精細的繁榮階段。“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麵思想的旗幟，每一門學科都是儒學的淵藪，所以很容易統攝社會的思想信息。儒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學儒、從儒，如魯申公自楚返魯之後，“退居家教，終生不出門”，但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儒生之眾多，儒勢之熾烈，儒學之影響由此可見一斑。麵對這種不可抗拒的學術勢力和思想家群體，任何政治家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價值，貴因順勢，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漢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漢武帝之前的政治特點，是：“寡慾政治。”但自漢武帝開始逐漸轉向“多欲政治”後，這就需要相應的理論支持。漢武帝之所以麵對百家而對儒學情有獨鍾，關鍵是儒學適應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學自身功能完備。此時的儒學，經過吸納百家，整合體係，闡幽發微，不僅形態完備，精英輩出，而且其勢難違，儒學積極入世的性質，特別是它所倡導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隨”，與漢武帝的多欲政治最為投合，諸如《春秋》公羊傳開卷即講“大一統”，這就很合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來作為政治統一、強化君權的理論依據。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官至長史，“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其次，《春秋》公羊傳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說“復九世之讎”。這正好為漢武帝對外用兵，特別是征討匈奴提供了一條“最高指示”。這種強有力的理論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論所無法提供的。再次，儒學還可以修飾統治行為。歷來的舊統治，其本質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但總得經過一番精心包裝之後才隆重推出。《漢書·汲黯傳》說：“上（武帝）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傳神之筆，很可玩味一番。漢武帝在封禪泰山時，“頗采儒術以文之。”名臣倪寬為漢武帝行封禪之事，也“自製儀，采儒術以文焉”。汲黯曾當麵指稱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話太過直截了當，直戧得漢武帝龍顏大怒，拂袖罷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無可奈何。即使是主張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也公開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後世據此常說漢武帝陽尊儒術而陰事申韓，此說中肯。這也是漢武帝以後中國封建時代經常運用的一個統治術，但也僅是“術”而已。
但是，這一理論雖然有宣傳“君權”的一麵，也有限製君主濫用權力的一麵。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在《春秋繁露·堯舜不善移湯武不專殺》中說：“且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賊民者，天奪之。”這是試圖以天來限製君權，與孔子講“忠君”，但又非君主專製的無條件擁護者，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董仲舒對於皇位更換和改朝換代的解釋。統治者為政有過失，天就會出現自然災害，以表示譴責與警告。如果不知悔改，就出現怪異來驚駭，若還不知畏懼，大禍就要臨頭了。
董仲舒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論證封建社會的“大綱人倫、道觀、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的永恆合理性。他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體現天的意誌，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並進而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於社會，從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盡管這一哲學理論遭到後世的嚴重批判，但是對於西漢後的歷代封建王朝，無疑是最適合不過的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天不變，道亦不變”。他認為“道”是源自於天的，“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永遠不變。
在人性論上，董仲舒的觀點異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更不同於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他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偽善，但並非就是善，隻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通過教育就可以達到人性善的結果。君主要按照天意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他這一理論的重點就是教化，並提出“防欲”，比先秦的“寡語”、“節慾”更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顯然為封建統治者如何進行統治做了係統的理論基礎。這也是西漢對歷史經驗總結後並經歷幾十年的選擇而確立的官方哲學。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的新思想體係。他不僅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確立了帝王的絕對統治權威，還用“三綱五常”這套倫理學固定了社會階級架構，而他“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徹底把他的新儒學思想推上了無可替代的地位。
我們又會禁不住提問，為何漢武帝會選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呢？因為法家在大秦帝國的慘敗，讓新的統治者心生畏懼，而先秦百家思想中的顯學——儒家和墨家最具有名氣，墨家的思想顯然是不受帝王青睞的，在秦末漢初，儒學經歷秦朝時的低穀期之後又重新振作起來，至漢武帝時，儒學已經發展到名家輩出、學科精細的繁榮階段。“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麵思想的旗幟，每一門學科都是儒學的淵藪，所以很容易統攝社會的思想信息。儒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學儒、從儒，如魯申公自楚返魯之後，“退居家教，終生不出門”，但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儒生之眾多，儒勢之熾烈，儒學之影響由此可見一斑。麵對這種不可抗拒的學術勢力和思想家群體，任何政治家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價值，貴因順勢，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漢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漢武帝之前的政治特點，是：“寡慾政治。”但自漢武帝開始逐漸轉向“多欲政治”後，這就需要相應的理論支持。漢武帝之所以麵對百家而對儒學情有獨鍾，關鍵是儒學適應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學自身功能完備。此時的儒學，經過吸納百家，整合體係，闡幽發微，不僅形態完備，精英輩出，而且其勢難違，儒學積極入世的性質，特別是它所倡導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隨”，與漢武帝的多欲政治最為投合，諸如《春秋》公羊傳開卷即講“大一統”，這就很合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來作為政治統一、強化君權的理論依據。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官至長史，“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其次，《春秋》公羊傳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說“復九世之讎”。這正好為漢武帝對外用兵，特別是征討匈奴提供了一條“最高指示”。這種強有力的理論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論所無法提供的。再次，儒學還可以修飾統治行為。歷來的舊統治，其本質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但總得經過一番精心包裝之後才隆重推出。《漢書·汲黯傳》說：“上（武帝）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傳神之筆，很可玩味一番。漢武帝在封禪泰山時，“頗采儒術以文之。”名臣倪寬為漢武帝行封禪之事，也“自製儀，采儒術以文焉”。汲黯曾當麵指稱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話太過直截了當，直戧得漢武帝龍顏大怒，拂袖罷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無可奈何。即使是主張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也公開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後世據此常說漢武帝陽尊儒術而陰事申韓，此說中肯。這也是漢武帝以後中國封建時代經常運用的一個統治術，但也僅是“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