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相信“人性惡”的學說，所以才主張法治，注重法律教育。他們認為這種惡性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必然會導致違法犯罪。除了刑罰和法律教育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預防犯罪和消除犯罪。換句話說，他們就從根本上否認了道德的價值與作用，除了法律教育外，否認任何形式的教育。因此，他們的法治必然導致“唯法論”，在實踐上必然是專任刑罰，甚至是嚴刑峻法。顯然，這對備經戰亂之苦、生活窘迫潦倒需要休息的人民百姓而言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所以說，隻憑藉法家思想治理天下，就徹底違背了人民自身的意願。
那麽，治理天下誰最在行呢？
在兵家的代表作《六韜》中，有一段論述奪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要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韜》指出：“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意思是說，器量蓋過天下，然後才能包容天下；誠信蓋過天下，然後才能約束天下；仁慈蓋過天下，然後才能懷柔天下；恩惠蓋過天下，然後才能保有天下；權力蓋過天下，然後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決不疑，就像天體運行不能改變，就像四時變化不能更易一樣。這六個條件具備了，然後就可以治理天下了。所以為天下人謀利益的，人民就擁護他；使天下人受禍害的，人民就反對他；關心為天下人謀生存的，人民就懷念他的恩德；殺戮天下人的，人民就要毀滅他；順應天下人意願的，人民就歸向他；造成天下人窮困的，人民就仇視他；使天下人安居樂業的，人民就依靠他；使天下人遭受危難的，人民就逃離他。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隻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君主。
簡單地說，就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德才兼備為民著想的君主。兵家認為治兵與治國是相通的，但在當時秦一統天下的時期，兵家的治國思想並沒有被重視，直到宋代，才有學者提出“兵儒結合”的治國思想，而以後，其治國齊家的思想才被重視。戰國到秦朝，兵家的一些政治思想歸根結底是為軍事服務的，他們的出發點和關注點首先是軍事，所以即便是優秀的軍事家如孫武孫臏等對當時的政治影響也微乎其微。所以，治理天下，兵家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另外，名家、陰陽家、農家、雜家等學派的思想或單薄或傾向於其他，在治國思想中無法起到構建作用，所以我們在這篇也沒有必要討論。而與法家一樣，在治理國家的理論上最具有研究價值的就是墨家、儒家、道家。
對於法家，我們前麵論述過，而秦的滅亡也證實，一味地按照法家思想治國，是行不通的。
道家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更關注的是個人。老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這樣治理就好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他理想中的人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沒有奢侈的物質享受欲望，也沒有令人頭暈目眩的文化或知識困擾的煩惱，在他眼裏讓人們在一種自由寬鬆的社會環境中保持人類淳樸天真的精神生活，沒有欲望，與自然之道相契合。這在漢初也是行得通的，但是那是有法家作為輔助。因為人是社會動物，人不可能脫離了社會存在，所以，道家的治國辦法解決不了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儒家主張“以仁義治天下”，孔孟認為，作為帝王要想治理百姓，就得心懷“仁義”，而對民施行仁政就是“為民父母”，隻要做到這一點，不僅僅可以治天下，而且首先可以得天下。《孟子·離婁上》記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他還賦予仁政兩個方麵的重要內容，一個方麵是確保農民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即“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另一方麵是確保士人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利，即“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也就是說，儒家不僅要求統治者應當有仁義之心，更主要的是要求統治者應當照顧或愛護民眾的利益。也就是君主必須造福於民，以此來證明自己是民之父母。不難看出，孔孟是站在貴族階級的立場上的，所以，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最受歡迎的，尤其是在漢後，儒家盡管多次在風頭浪尖上遭到這樣那樣的批判，但是作為統治者教化及安撫百姓的文化工具，儒家無疑是最可靠的。
再來說說墨家，墨翟出身卑賤，屬於“士”以下的平民階層，他的觀點和主張傾向於平民階層。但是他自己是一個各個方麵都優秀的人，熱愛勞動，是能工巧匠，精於鑽研，被稱為科學家，其次還有科學家、物理學家、邏輯學家的頭銜。但是，跟孔孟不同，墨翟是站在下層平民的立場上的，所以他的觀點不被統治者接受。他主張“尚賢”，用大白話說，就是誰有本事誰上。你這輩子是平民，不代表你世世代代都是平民；當然，你現在做官，不代表你的子子孫孫都是官，所以，要比才能，誰有能力誰當官，能力不行的官就下來。這在當時的世襲製度下，不僅官員不樂意，皇帝更是不高興了，因為皇帝天生富貴嘛，哪管能力不能力。再者，墨子提倡勞動，反對娛樂。所以，墨家在當時不受器重。但是，論治理天下的方式上，無論是在哪個朝代，墨家的有些主張是非常受百姓歡迎的。
那麽，治理天下誰最在行呢？
在兵家的代表作《六韜》中，有一段論述奪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要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韜》指出：“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意思是說，器量蓋過天下，然後才能包容天下；誠信蓋過天下，然後才能約束天下；仁慈蓋過天下，然後才能懷柔天下；恩惠蓋過天下，然後才能保有天下；權力蓋過天下，然後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決不疑，就像天體運行不能改變，就像四時變化不能更易一樣。這六個條件具備了，然後就可以治理天下了。所以為天下人謀利益的，人民就擁護他；使天下人受禍害的，人民就反對他；關心為天下人謀生存的，人民就懷念他的恩德；殺戮天下人的，人民就要毀滅他；順應天下人意願的，人民就歸向他；造成天下人窮困的，人民就仇視他；使天下人安居樂業的，人民就依靠他；使天下人遭受危難的，人民就逃離他。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隻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君主。
簡單地說，就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德才兼備為民著想的君主。兵家認為治兵與治國是相通的，但在當時秦一統天下的時期，兵家的治國思想並沒有被重視，直到宋代，才有學者提出“兵儒結合”的治國思想，而以後，其治國齊家的思想才被重視。戰國到秦朝，兵家的一些政治思想歸根結底是為軍事服務的，他們的出發點和關注點首先是軍事，所以即便是優秀的軍事家如孫武孫臏等對當時的政治影響也微乎其微。所以，治理天下，兵家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另外，名家、陰陽家、農家、雜家等學派的思想或單薄或傾向於其他，在治國思想中無法起到構建作用，所以我們在這篇也沒有必要討論。而與法家一樣，在治理國家的理論上最具有研究價值的就是墨家、儒家、道家。
對於法家，我們前麵論述過，而秦的滅亡也證實，一味地按照法家思想治國，是行不通的。
道家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更關注的是個人。老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這樣治理就好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他理想中的人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沒有奢侈的物質享受欲望，也沒有令人頭暈目眩的文化或知識困擾的煩惱，在他眼裏讓人們在一種自由寬鬆的社會環境中保持人類淳樸天真的精神生活，沒有欲望，與自然之道相契合。這在漢初也是行得通的，但是那是有法家作為輔助。因為人是社會動物，人不可能脫離了社會存在，所以，道家的治國辦法解決不了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儒家主張“以仁義治天下”，孔孟認為，作為帝王要想治理百姓，就得心懷“仁義”，而對民施行仁政就是“為民父母”，隻要做到這一點，不僅僅可以治天下，而且首先可以得天下。《孟子·離婁上》記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他還賦予仁政兩個方麵的重要內容，一個方麵是確保農民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即“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另一方麵是確保士人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利，即“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也就是說，儒家不僅要求統治者應當有仁義之心，更主要的是要求統治者應當照顧或愛護民眾的利益。也就是君主必須造福於民，以此來證明自己是民之父母。不難看出，孔孟是站在貴族階級的立場上的，所以，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最受歡迎的，尤其是在漢後，儒家盡管多次在風頭浪尖上遭到這樣那樣的批判，但是作為統治者教化及安撫百姓的文化工具，儒家無疑是最可靠的。
再來說說墨家，墨翟出身卑賤，屬於“士”以下的平民階層，他的觀點和主張傾向於平民階層。但是他自己是一個各個方麵都優秀的人，熱愛勞動，是能工巧匠，精於鑽研，被稱為科學家，其次還有科學家、物理學家、邏輯學家的頭銜。但是，跟孔孟不同，墨翟是站在下層平民的立場上的，所以他的觀點不被統治者接受。他主張“尚賢”，用大白話說，就是誰有本事誰上。你這輩子是平民，不代表你世世代代都是平民；當然，你現在做官，不代表你的子子孫孫都是官，所以，要比才能，誰有能力誰當官，能力不行的官就下來。這在當時的世襲製度下，不僅官員不樂意，皇帝更是不高興了，因為皇帝天生富貴嘛，哪管能力不能力。再者，墨子提倡勞動，反對娛樂。所以，墨家在當時不受器重。但是，論治理天下的方式上，無論是在哪個朝代，墨家的有些主張是非常受百姓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