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用法治國，可以將大權集中到君王手裏，用法治對人民進行管教，卻無法造福於民，用法過度，就會使統治者走向極端，這就會帶來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用道家思想治國的話，個人的道德修為自然會提高不少，但是人人都與世無爭，社會的進步從哪裏來呢？用墨家思想治國，整個社會想來會變得更加公平公正，人人都必須勞動，隻要肯幹，誰都有機會做官，甚至連王位都可以憑能力去爭取，可是，這樣一來，豈不是天下大亂，永無寧日？
所以說，單憑任何一家的思想治理天下，都無法使龐大的國家穩固地發展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採用兩種或者三種思想，其一可以約束人的道德修養，其二可以約束帝王對天下蒼生的責任，其三可以約束百姓的行為，為社會帶來安寧。如何選擇，根據是什麽呢？那還得從“人”下手。如果人性都是善良的，那麽隻需要帝王能夠善待他們就夠了；如果人本性就是惡的，那麽就必須採取強硬的約束來防止他們作亂。而人性善惡自古至今尚無定論，所以，我們都認同告子的“人性無善惡”論，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無善惡即有善惡，那麽要管理有善有惡的人民，就得採取兩手政策，一手抓“法治”，一手抓“仁義”，甚至可以再加一種，讓人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完善自己的修為。
秦國的滅亡暴露了秦法的負麵作用，但是，在秦朝以後的朝代裏，卻沒有哪個朝代完全摒棄法家思想來治理天下的。漢初儒者陸賈在漢武帝劉徹即位時，談到關於治天下的方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天下可以憑武力取得，但是要治理起來，憑武力是不行的。他提出“逆取順守，文武並用”的統治方略，倡導儒學，“行仁義，法先聖”，同時輔以黃老“無為而治”。我們看到，這些治理天下的本事，是陸賈從秦始皇身上學來的。
從春秋戰國的亂世到秦朝的統一，是禮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確切地說，秦朝是人治統治的時代，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法治。但是，這確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進步，有法可依是任何其他治國策略的前提，沒有法律的約束，隻憑道德約束來治理天下，那是空話；但是把其他治國理念淩駕於法律的威嚴之上，那也是歷史的倒退。哪怕是在民主法治的今天，我們也必須堅持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在先，才能讓社會在穩步中發展。
這與得天下的過程相比，治天下更是任重而道遠。
4.焚書坑儒，薪盡火傳
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還在統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於占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於鞏固秦的統治。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製造成的惡果。隻有廢除分封製，才可免除禍亂。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於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製。
事隔八年之後，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於鹹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一場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在宴會上，僕射周青臣，麵諛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於越針對周青臣的諛詞提出了恢復分封製的主張。他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聽後不動聲色，把淳於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於越的觀點。他反駁說：“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一可能遭到破壞。”為了辨黑白而定一尊，樹立君權的絕對權威，李斯提出：非秦史書皆燒之，其他先秦古籍隻在朝廷收藏，民間不許收藏。還針對焚書提出三條建議：一、除《秦紀》醫藥、卜筮、農家經典、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令下三十日後不交的，處以鯨刑並罰苦役四年；二、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三，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達《焚書令》。此令頒布後，全國到處是焚書的濃煙烈火，許多有學術有價值的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不到三十天時間，中國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獻，都化為灰燼。留下來的隻有皇家圖書館內的一套藏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後，十分怕死。在統一中國之後，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方士侯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侯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一人決斷，貪於權勢等等。秦始皇聽後，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進行追查，並親自圈定四百六十餘人活埋於鹹陽。這即是歷史上所說的坑儒事件。
所以說，單憑任何一家的思想治理天下，都無法使龐大的國家穩固地發展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採用兩種或者三種思想，其一可以約束人的道德修養，其二可以約束帝王對天下蒼生的責任，其三可以約束百姓的行為，為社會帶來安寧。如何選擇，根據是什麽呢？那還得從“人”下手。如果人性都是善良的，那麽隻需要帝王能夠善待他們就夠了；如果人本性就是惡的，那麽就必須採取強硬的約束來防止他們作亂。而人性善惡自古至今尚無定論，所以，我們都認同告子的“人性無善惡”論，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無善惡即有善惡，那麽要管理有善有惡的人民，就得採取兩手政策，一手抓“法治”，一手抓“仁義”，甚至可以再加一種，讓人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完善自己的修為。
秦國的滅亡暴露了秦法的負麵作用，但是，在秦朝以後的朝代裏，卻沒有哪個朝代完全摒棄法家思想來治理天下的。漢初儒者陸賈在漢武帝劉徹即位時，談到關於治天下的方式“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天下可以憑武力取得，但是要治理起來，憑武力是不行的。他提出“逆取順守，文武並用”的統治方略，倡導儒學，“行仁義，法先聖”，同時輔以黃老“無為而治”。我們看到，這些治理天下的本事，是陸賈從秦始皇身上學來的。
從春秋戰國的亂世到秦朝的統一，是禮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確切地說，秦朝是人治統治的時代，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法治。但是，這確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進步，有法可依是任何其他治國策略的前提，沒有法律的約束，隻憑道德約束來治理天下，那是空話；但是把其他治國理念淩駕於法律的威嚴之上，那也是歷史的倒退。哪怕是在民主法治的今天，我們也必須堅持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在先，才能讓社會在穩步中發展。
這與得天下的過程相比，治天下更是任重而道遠。
4.焚書坑儒，薪盡火傳
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還在統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於占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於鞏固秦的統治。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製造成的惡果。隻有廢除分封製，才可免除禍亂。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於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製。
事隔八年之後，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於鹹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一場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在宴會上，僕射周青臣，麵諛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於越針對周青臣的諛詞提出了恢復分封製的主張。他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聽後不動聲色，把淳於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於越的觀點。他反駁說：“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一可能遭到破壞。”為了辨黑白而定一尊，樹立君權的絕對權威，李斯提出：非秦史書皆燒之，其他先秦古籍隻在朝廷收藏，民間不許收藏。還針對焚書提出三條建議：一、除《秦紀》醫藥、卜筮、農家經典、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令下三十日後不交的，處以鯨刑並罰苦役四年；二、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三，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達《焚書令》。此令頒布後，全國到處是焚書的濃煙烈火，許多有學術有價值的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不到三十天時間，中國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獻，都化為灰燼。留下來的隻有皇家圖書館內的一套藏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後，十分怕死。在統一中國之後，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方士侯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侯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一人決斷，貪於權勢等等。秦始皇聽後，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進行追查，並親自圈定四百六十餘人活埋於鹹陽。這即是歷史上所說的坑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