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個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孔子編訂《尚書》以堯為起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解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王政治。一方麵，孔子主張仁政，一方麵主張明德慎罰，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禦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就是《周禮》中的治國政的塚宰、管教育的司徒、司禮（禮法、祭典）的宗伯、司兵（軍政）的司馬、主刑（訴訟、刑罰）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誌在春秋”，並認為《周易》中有“古之遺言”。孔子編修《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而且也通過遣詞用字的方法，藉此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稱之為“微言大義”。由於歷代儒家學者的努力，中國的編年史從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沒有中斷過。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孟子，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論家和散文家，孔子第四代弟子，繼承並發揚孔子的思想。孔子是聖人，孟子是亞聖。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其道，多數人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的經歷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遊列國，去宣傳自己的思想，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但是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這條建議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這樣的狀況保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主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係中是一個中心環節。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秦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來。漢朝時，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劉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的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盪，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為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儒家在先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後，在秦代和漢初，又遭統治者排斥，明清以來，西學東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之後，麵對西學的壓力，清代儒家開明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張。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儒學內部龔自珍、魏源等，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成為近代儒學中的異端。之後，又有三次對儒家思想的較大衝擊：第一次是太平天國運動中，草根階層對儒學的衝擊。第二次是戊戌變法時代，變法派思想家對儒學的衝擊。第三次是民國成立之後的五四運動，各類激進主義新思潮對儒學的衝擊。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係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係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中，歷經兩千五百年依然傳承在華夏並多次引起“熱議”的思想學派，也就是儒家了。拋卻那些不同時代賦予的政治色彩，儒家思想中的精華就是：智信聖仁義忠，孝友睦姻任恤。
第三章 歷史給了我們機會
1.古希臘哲學與百家爭鳴
整個人類文明的搖籃是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南亞的恆河流域、西亞的兩河流域和東亞的黃河流域，哲學的最早發源地也是在古代的東方。探究中國傳統文化乃至哲學發展的我們，最先想到的會是先秦諸子百家，正如西方的整個哲學發源於古希臘一樣。黑格爾說：“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與發源於希臘盛行於歐洲的西方哲學，並稱為世界的三大哲學傳統。而近年來，最受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對比。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孟子，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論家和散文家，孔子第四代弟子，繼承並發揚孔子的思想。孔子是聖人，孟子是亞聖。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其道，多數人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的經歷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遊列國，去宣傳自己的思想，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但是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這條建議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這樣的狀況保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主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係中是一個中心環節。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秦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來。漢朝時，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劉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的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於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盪，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為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儒家在先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後，在秦代和漢初，又遭統治者排斥，明清以來，西學東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之後，麵對西學的壓力，清代儒家開明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張。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儒學內部龔自珍、魏源等，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成為近代儒學中的異端。之後，又有三次對儒家思想的較大衝擊：第一次是太平天國運動中，草根階層對儒學的衝擊。第二次是戊戌變法時代，變法派思想家對儒學的衝擊。第三次是民國成立之後的五四運動，各類激進主義新思潮對儒學的衝擊。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係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係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中，歷經兩千五百年依然傳承在華夏並多次引起“熱議”的思想學派，也就是儒家了。拋卻那些不同時代賦予的政治色彩，儒家思想中的精華就是：智信聖仁義忠，孝友睦姻任恤。
第三章 歷史給了我們機會
1.古希臘哲學與百家爭鳴
整個人類文明的搖籃是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南亞的恆河流域、西亞的兩河流域和東亞的黃河流域，哲學的最早發源地也是在古代的東方。探究中國傳統文化乃至哲學發展的我們，最先想到的會是先秦諸子百家，正如西方的整個哲學發源於古希臘一樣。黑格爾說：“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與發源於希臘盛行於歐洲的西方哲學，並稱為世界的三大哲學傳統。而近年來，最受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