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儒家：智信聖仁義忠，六德傳世；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流芳 在儒學頂著“國學”的大帽子乃至背負“中華文明整合世界”重任的今天，儒家文化早已不再單純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為宗的儒家了，在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時而如同愜意飄搖的小舟，時而被整個時代的“縴夫”拉到屬於他們的社會裏暫時成為“座上客”甚至vip，隨後又被丟棄擱淺，直到近十多年，儒家文化思想再次登上舞台，這次它扮演的不是一葉扁舟的小角色，而是一艘被裝飾得富麗堂皇的豪華郵輪，漂洋過海地去實現國人心中那個夢——以夏變夷。如同孔子個人的仕途坎坷一樣，儒學思想在不同時代的遭遇，正是人們思想變遷史的表現。
與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所處的年代比較，很多人會出現一種近乎現實的錯覺，“世風日下”，社會風氣一天不如一天，也就是說相對而言，“以前”的風氣是好的。我們不妨把眼光倒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仁”的那個年代。西周時代，以宗法製和分封製確立的“家天下”國家結構，周天子是家長，而八百諸侯是兒子，卿大夫是孫子，士及以下輩分最低，這樣一來，尊卑有序，倫理分明，無論橫看豎看，周天子都是高高在上的王者，而普天之下的貴族都被這樣一個行政管理辦法牢牢地圈在了一個圈子裏。雖然分上下等級，但是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士之間的關係並非現代職場裏所說的上下級從屬關係，而是倫理上的父子關係。《三字經》裏“孝與親，所當執”，“弟於長，宜先知”，也就是說，當時子弟服從親長，這是不可違背的，具有絕對的束縛力量。
到了春秋時的東周，諸侯各國混戰，兼併之事時有發生，這已經違背了“王”封“諸侯”的製度。還有“諸侯不親”，諸侯國不孝敬周天子已經很普遍，而最令儒家難過的是，發展到“挾天子令諸侯”的地步，各諸侯都力圖稱霸。“禮崩樂壞”，當時的社會風氣是一片混亂，無法無天了。如果能夠恢復到西周周公所創造的那個年代多好啊！在這樣的秩序混亂之際，儒家學派誕生了，但在當時，儒家思想是不被重視的，說白了，諸侯們都猶如下山猛虎，讓雄心勃勃、稱霸之心膨脹的他們再回到那個“籠子”裏去，顯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所說的：孔子的政治主張在當時為諸侯“不受待見”。那麽，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是什麽呢？我們來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
在倫理學上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核心思想是“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通過復興周朝的禮樂官學傳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看到了六經中蘊涵的先王之道。詩書禮樂之道是春秋時期貴族子弟的共同學習科目，“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貴族教育“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而平民教育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分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在教育上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麵，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尊重知識，“朝聞道，昔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以及“君子遠庖廚”推己及人的思想，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製”，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在國際政治方麵，儒家主張“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在古代促進了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近代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與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所處的年代比較，很多人會出現一種近乎現實的錯覺，“世風日下”，社會風氣一天不如一天，也就是說相對而言，“以前”的風氣是好的。我們不妨把眼光倒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仁”的那個年代。西周時代，以宗法製和分封製確立的“家天下”國家結構，周天子是家長，而八百諸侯是兒子，卿大夫是孫子，士及以下輩分最低，這樣一來，尊卑有序，倫理分明，無論橫看豎看，周天子都是高高在上的王者，而普天之下的貴族都被這樣一個行政管理辦法牢牢地圈在了一個圈子裏。雖然分上下等級，但是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士之間的關係並非現代職場裏所說的上下級從屬關係，而是倫理上的父子關係。《三字經》裏“孝與親，所當執”，“弟於長，宜先知”，也就是說，當時子弟服從親長，這是不可違背的，具有絕對的束縛力量。
到了春秋時的東周，諸侯各國混戰，兼併之事時有發生，這已經違背了“王”封“諸侯”的製度。還有“諸侯不親”，諸侯國不孝敬周天子已經很普遍，而最令儒家難過的是，發展到“挾天子令諸侯”的地步，各諸侯都力圖稱霸。“禮崩樂壞”，當時的社會風氣是一片混亂，無法無天了。如果能夠恢復到西周周公所創造的那個年代多好啊！在這樣的秩序混亂之際，儒家學派誕生了，但在當時，儒家思想是不被重視的，說白了，諸侯們都猶如下山猛虎，讓雄心勃勃、稱霸之心膨脹的他們再回到那個“籠子”裏去，顯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所說的：孔子的政治主張在當時為諸侯“不受待見”。那麽，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是什麽呢？我們來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
在倫理學上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核心思想是“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通過復興周朝的禮樂官學傳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看到了六經中蘊涵的先王之道。詩書禮樂之道是春秋時期貴族子弟的共同學習科目，“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貴族教育“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而平民教育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分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在教育上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麵，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尊重知識，“朝聞道，昔死可矣”，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以及“君子遠庖廚”推己及人的思想，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製”，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在國際政治方麵，儒家主張“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在古代促進了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近代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