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岑的農民社會主義的幻想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國的村社此時還沒有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嚴重分化，還沒有脫離自然經濟的條件。但赫爾岑顯然沒有注意到正在發展中的俄國社會經濟過程。從本質上說，“赫爾岑把農民連帶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製和農民的‘地權’思想看作‘社會主義’”，這一學說“是沒有絲毫社會主義氣味的。它也像西歐‘1848 年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形式一樣，是一種表示俄國的資產階級農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於幻想的詞句和善良願望。”但盡管如此，他的這個思想還是長久地影響了俄國解放運動，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俄國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爾岑的革命民主主義還是不徹底的。他在國外進行革命宣傳，肯定以暴力推翻農奴製的鬥爭的正義性，但仍對沙皇和貴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奧加略夫一起以公開信的形式試圖啟發他們的良知，由他們自己廢除農奴製度，把土地交給農民，建立社會自治等等。他雖然同他過去的同誌、現在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非難他的革命宣傳的波特金、凱特切爾、科爾什等人分子手，但還是高度評價自由主義的積極意義，並指責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對自由主義的暴露性文學的抨擊過於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後才放棄自由主義幻想的。“平心而論，盡管赫爾岑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民主主義畢竟還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風。”赫爾岑是從西方派陣營中殺出來的一個鬥士，但他在麵向俄羅斯時仍然保留著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會見赫爾岑後，認為他是“最激烈的俄國西方派分裂主義者，同時又是胸懷寬廣、帶有某些純俄羅斯性格特點的分裂主義者”。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探索，是赫爾岑思想的特點。
50年代，俄國思想界活躍著一支新軍。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把俄國進步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薩拉托夫一個鄉村神父的兒子，曾在專門培養神職人員的中等學校讀書。但他不想繼承父業，因此沒學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學，並在這裏鑽研18 世紀的德國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歐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他看到了俄國社會的深刻矛盾，認為這些矛盾的發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歐洲革命時，他相信俄國不久也會發生起義。他贊成共和政體，但認為問題的實質在於把下層階級從被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並把全部政權交到他們手裏。大學畢業後，他一度回到家鄉擔任中學教師。1853年重返彼得堡，並很快就以批評家和政論家的身份進行文化活動。他參加了《祖國紀事》雜誌的編輯工作，後來又進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現代人》編輯部。
作為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學批評和政論方式積極宣傳反農奴製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決農民問題；同時，激烈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和立場，並把這種批判視為進行革命的思想準備的重要內容。他同赫爾岑一樣，設想在人民革命推翻專製製度後，可以通過改善和鞏固村社的途徑使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認為，隻要把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並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產結合起來，把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組織統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赫爾岑不同的是，他認為村社並非俄國特有的現象，俄國村社被長期保留下來正好說明了俄國的落後。在哲學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來源於費爾巴哈、赫爾岑和別林斯基的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費爾巴哈的繼承者，他的觀點超越了費爾巴哈，認為唯物主義的哲學的任務不僅是解釋社會發展進程，而且還在於積極地影響這一進程；在充分認識黑格爾的基礎上，他揭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矛盾，認為“黑格爾的原則是有力的、廣泛的，但結論是狹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會通過新舊交替而不斷發展更新視為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從而使他自己的辯證法思想具有鮮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學觀點在某些方麵已經接近了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在經濟學方麵，車爾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並對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把勞動視為一切有價物的唯一來源，李嘉圖關於工資和利潤關係的學說認為利潤是產品扣除勞動的價值即工資之後的剩餘，對這些思想加以邏輯的發展，能夠得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因為既然全部產品的生產都應該歸功於勞動，那麽全部產品本身也應該屬於勞動。車爾尼雪夫斯基力圖創立“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學”，對賽依、馬爾薩斯、巴斯夏等庸俗經濟學家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觀點予以駁斥，並出色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已經開始衰亡並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他指出“經濟史已經到了協作社原則發展的時期”，並主張用革命來改變“經濟生活”的基礎。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個時代的階級關係，並從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中發現了社會鬥爭的最深刻動因。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遺產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流派形成前俄國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俄國進步文化的驕傲。馬克思稱他為偉大的學者和批評家，恩格斯也曾說過，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他對俄國有無數的貢獻”。他不僅同赫爾岑一起成為俄國民粹主義的先驅，而且也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深刻影響。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綱領和策略
直至50年代，赫爾岑的革命民主主義還是不徹底的。他在國外進行革命宣傳，肯定以暴力推翻農奴製的鬥爭的正義性，但仍對沙皇和貴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奧加略夫一起以公開信的形式試圖啟發他們的良知，由他們自己廢除農奴製度，把土地交給農民，建立社會自治等等。他雖然同他過去的同誌、現在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非難他的革命宣傳的波特金、凱特切爾、科爾什等人分子手，但還是高度評價自由主義的積極意義，並指責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對自由主義的暴露性文學的抨擊過於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後才放棄自由主義幻想的。“平心而論，盡管赫爾岑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動搖不定，民主主義畢竟還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風。”赫爾岑是從西方派陣營中殺出來的一個鬥士，但他在麵向俄羅斯時仍然保留著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會見赫爾岑後，認為他是“最激烈的俄國西方派分裂主義者，同時又是胸懷寬廣、帶有某些純俄羅斯性格特點的分裂主義者”。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探索，是赫爾岑思想的特點。
50年代，俄國思想界活躍著一支新軍。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把俄國進步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薩拉托夫一個鄉村神父的兒子，曾在專門培養神職人員的中等學校讀書。但他不想繼承父業，因此沒學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學，並在這裏鑽研18 世紀的德國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歐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他看到了俄國社會的深刻矛盾，認為這些矛盾的發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歐洲革命時，他相信俄國不久也會發生起義。他贊成共和政體，但認為問題的實質在於把下層階級從被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並把全部政權交到他們手裏。大學畢業後，他一度回到家鄉擔任中學教師。1853年重返彼得堡，並很快就以批評家和政論家的身份進行文化活動。他參加了《祖國紀事》雜誌的編輯工作，後來又進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現代人》編輯部。
作為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學批評和政論方式積極宣傳反農奴製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決農民問題；同時，激烈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和立場，並把這種批判視為進行革命的思想準備的重要內容。他同赫爾岑一樣，設想在人民革命推翻專製製度後，可以通過改善和鞏固村社的途徑使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認為，隻要把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並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產結合起來，把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組織統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赫爾岑不同的是，他認為村社並非俄國特有的現象，俄國村社被長期保留下來正好說明了俄國的落後。在哲學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來源於費爾巴哈、赫爾岑和別林斯基的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費爾巴哈的繼承者，他的觀點超越了費爾巴哈，認為唯物主義的哲學的任務不僅是解釋社會發展進程，而且還在於積極地影響這一進程；在充分認識黑格爾的基礎上，他揭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矛盾，認為“黑格爾的原則是有力的、廣泛的，但結論是狹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會通過新舊交替而不斷發展更新視為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從而使他自己的辯證法思想具有鮮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學觀點在某些方麵已經接近了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在經濟學方麵，車爾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並對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把勞動視為一切有價物的唯一來源，李嘉圖關於工資和利潤關係的學說認為利潤是產品扣除勞動的價值即工資之後的剩餘，對這些思想加以邏輯的發展，能夠得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因為既然全部產品的生產都應該歸功於勞動，那麽全部產品本身也應該屬於勞動。車爾尼雪夫斯基力圖創立“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學”，對賽依、馬爾薩斯、巴斯夏等庸俗經濟學家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觀點予以駁斥，並出色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已經開始衰亡並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他指出“經濟史已經到了協作社原則發展的時期”，並主張用革命來改變“經濟生活”的基礎。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個時代的階級關係，並從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中發現了社會鬥爭的最深刻動因。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理論遺產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流派形成前俄國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俄國進步文化的驕傲。馬克思稱他為偉大的學者和批評家，恩格斯也曾說過，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他對俄國有無數的貢獻”。他不僅同赫爾岑一起成為俄國民粹主義的先驅，而且也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深刻影響。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綱領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