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年代，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體係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之間雖然存在一些原則性的分歧，但還沒有分手，他們仍保持著密切的朋友關係，思想上也互有影響。自由主義者雖然反對革命和群眾運動，但也頗為堅決地要求進行改革以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們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但也對西方勞動群眾表示同情，對空想社會主義具有興趣。
1848年的歐洲革命對於俄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赫爾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從此時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權的反對派陣營中進行著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組合，自由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終於形成為俄國解放運動中的兩種傾向、兩大流派。
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來，震動了俄國社會。當時正好是謝肉節節期，但彼得堡有許多人都無心參加化裝舞會，忘了看演出、吃春餅；各個階層的人們抱著不同的心情，從不同的立場注視著事態的發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學界引起了意見分歧，但在初時，這種分歧並不是絕對地按革命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來區別的。表示樂觀和歡迎的不僅有別林斯基、薩爾蒂科夫一謝德林等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有格拉諾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義者；而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人中，也不僅有波特金、安寧科夫、阿克薩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參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贊成者為革命感到振奮，期待法蘭西再創奇蹟；而反對者把革命視為可怕的事情，擔心它動搖、破壞秩序和社會的基石。
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自由主義者從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引起了自由主義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們看來，戰鬥的無產階級隻是一些“橫暴的人群”，而社會主義不過是“熱烈的聰明的瘋話，而且更常常是煽動家的狡詐”。格拉諾夫斯基憂心忡忡地關注著歐洲事態的變化，他擔心，“很可能，群眾的勝利將是優秀文明成果的毀滅。無產者的勝利難道就不會扼殺現代文明，就像野蠻人的入侵毀掉古代文明那樣嗎?”對於他來說，社會主義的基本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這種狂熱煽起的階級仇恨是真正應該蔑視的。50年代，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形成了係統的理論和綱領，並以獨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會運動的麵貌出現在俄國社會生活的前台。
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主張是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廢除農奴製度，給予個人以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年輕的齊切林以其出眾的才華嶄露頭角，很快成為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最主要理論家。
鮑·尼·齊切林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同時代人，1828年生於坦波夫省的一個貴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他就積極參與了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表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畢業之後，從事理論研究和創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國知識界和貴族上層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政治科學界，與歐洲科學思想的中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且關注西歐社會與國家發展的趨勢。他是一個具有廣泛才幹的學者，其著作不僅涉及政治理論，也包括歷史、國家與法的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是俄國史學界“國家學派”的創始人；曾因理論化學方麵的著作被門捷列夫推薦為俄國物理化學學會的名譽成員；1893年還被選為彼得堡科學院的名譽院士。甚至齊切林在思想界的論爭對手也承認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淵博的知識、天才的雄辯和科學上的貢獻，車爾尼雪夫斯基、索洛維約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對他作過這樣的評價。從19 世紀50年代初開始，他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和著作，闡述俄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俄國自由主義綱領和策略的基礎，是既強調西歐和俄國總的歷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認俄國的發展過程有其獨特之處。50 年代中期，齊切林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麵現象不同的情況下，風俗和習慣的基礎卻具有深刻的一致性。無論是這裏還是那裏，整個中世紀社會都建築於私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在談到政權的發展階段和形式在歐洲兩半邊的一致性時，他指出了俄國和法國中央集權化過程的共同特點：中世紀的法國存在著任何一個西歐國家所沒有的分裂狀況，因此，作為土地聚斂者和國家建立者的新王權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的力量產生了；在俄國，“君主製也是民族生活歷史發展的出發點和領路人”。“同樣的專製製度到處在中世紀秩序的廢墟上建立起來”。這個觀點被齊切林用來證明俄國也必將走西歐的資本主義道路。他也不否認俄羅斯國家同西歐國家形成中的不同特點，“如果每個歐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礎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點的話，俄羅斯就更具特色”：由於缺乏一個鞏固的封建主聯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微弱，俄國的專製主義甚於西歐。正是因為這個特點，對於俄國來說，為了將來的發展，同歐洲接近是極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義學者已開始更多地注意俄國與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維林發現：“在歐洲，一切都是從下麵做起的。而在我們這裏，一切都是從上麵開始的。”這種現象“鮮明地證實了西歐和我們的歷史的相反過程。兩者之間當然存在著交叉或一致之處，但主要是表麵的相似。如果出發點不同，那麽盡管我們和歐洲的發展看上去都一樣，實際上也還是有區別的。發現這種隱藏於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殼之下的區別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們的相似那樣。沒有這種發現就沒有結論，就得不到完整的圖像。這裏的區別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這種區別使得把中世紀的歐洲與和它同時代的俄國作比較成為不可能，就像沒法把一個孩子與一個青年相提並論一樣。”卡維林的側重點與齊切林不同，但也是為了論證俄國學習西方、靠攏西方的必要性。
1848年的歐洲革命對於俄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赫爾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從此時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權的反對派陣營中進行著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組合，自由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終於形成為俄國解放運動中的兩種傾向、兩大流派。
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來，震動了俄國社會。當時正好是謝肉節節期，但彼得堡有許多人都無心參加化裝舞會，忘了看演出、吃春餅；各個階層的人們抱著不同的心情，從不同的立場注視著事態的發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學界引起了意見分歧，但在初時，這種分歧並不是絕對地按革命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來區別的。表示樂觀和歡迎的不僅有別林斯基、薩爾蒂科夫一謝德林等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有格拉諾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義者；而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人中，也不僅有波特金、安寧科夫、阿克薩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參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贊成者為革命感到振奮，期待法蘭西再創奇蹟；而反對者把革命視為可怕的事情，擔心它動搖、破壞秩序和社會的基石。
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自由主義者從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引起了自由主義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們看來，戰鬥的無產階級隻是一些“橫暴的人群”，而社會主義不過是“熱烈的聰明的瘋話，而且更常常是煽動家的狡詐”。格拉諾夫斯基憂心忡忡地關注著歐洲事態的變化，他擔心，“很可能，群眾的勝利將是優秀文明成果的毀滅。無產者的勝利難道就不會扼殺現代文明，就像野蠻人的入侵毀掉古代文明那樣嗎?”對於他來說，社會主義的基本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這種狂熱煽起的階級仇恨是真正應該蔑視的。50年代，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形成了係統的理論和綱領，並以獨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會運動的麵貌出現在俄國社會生活的前台。
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主張是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廢除農奴製度，給予個人以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年輕的齊切林以其出眾的才華嶄露頭角，很快成為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最主要理論家。
鮑·尼·齊切林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同時代人，1828年生於坦波夫省的一個貴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他就積極參與了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表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畢業之後，從事理論研究和創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國知識界和貴族上層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政治科學界，與歐洲科學思想的中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且關注西歐社會與國家發展的趨勢。他是一個具有廣泛才幹的學者，其著作不僅涉及政治理論，也包括歷史、國家與法的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是俄國史學界“國家學派”的創始人；曾因理論化學方麵的著作被門捷列夫推薦為俄國物理化學學會的名譽成員；1893年還被選為彼得堡科學院的名譽院士。甚至齊切林在思想界的論爭對手也承認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淵博的知識、天才的雄辯和科學上的貢獻，車爾尼雪夫斯基、索洛維約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對他作過這樣的評價。從19 世紀50年代初開始，他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和著作，闡述俄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俄國自由主義綱領和策略的基礎，是既強調西歐和俄國總的歷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認俄國的發展過程有其獨特之處。50 年代中期，齊切林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麵現象不同的情況下，風俗和習慣的基礎卻具有深刻的一致性。無論是這裏還是那裏，整個中世紀社會都建築於私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在談到政權的發展階段和形式在歐洲兩半邊的一致性時，他指出了俄國和法國中央集權化過程的共同特點：中世紀的法國存在著任何一個西歐國家所沒有的分裂狀況，因此，作為土地聚斂者和國家建立者的新王權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的力量產生了；在俄國，“君主製也是民族生活歷史發展的出發點和領路人”。“同樣的專製製度到處在中世紀秩序的廢墟上建立起來”。這個觀點被齊切林用來證明俄國也必將走西歐的資本主義道路。他也不否認俄羅斯國家同西歐國家形成中的不同特點，“如果每個歐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礎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點的話，俄羅斯就更具特色”：由於缺乏一個鞏固的封建主聯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微弱，俄國的專製主義甚於西歐。正是因為這個特點，對於俄國來說，為了將來的發展，同歐洲接近是極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義學者已開始更多地注意俄國與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維林發現：“在歐洲，一切都是從下麵做起的。而在我們這裏，一切都是從上麵開始的。”這種現象“鮮明地證實了西歐和我們的歷史的相反過程。兩者之間當然存在著交叉或一致之處，但主要是表麵的相似。如果出發點不同，那麽盡管我們和歐洲的發展看上去都一樣，實際上也還是有區別的。發現這種隱藏於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殼之下的區別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們的相似那樣。沒有這種發現就沒有結論，就得不到完整的圖像。這裏的區別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這種區別使得把中世紀的歐洲與和它同時代的俄國作比較成為不可能，就像沒法把一個孩子與一個青年相提並論一樣。”卡維林的側重點與齊切林不同，但也是為了論證俄國學習西方、靠攏西方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