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運動兩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義與俄國農民社會主義
40年代，由於西歐哲學和社會思想、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傳入，以及俄國人民反抗農奴製度的鬥爭的推動，逐漸形成了以別林斯基、赫爾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為代表的一種新的社會思潮——革命民主主義。這一思潮日益明確地反映了農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義更堅決、更徹底地反對農奴製度和專製製度。
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現存製度。作為這種思想的奠基者的赫爾岑和別林斯基都曾經歷了一個先超越啟蒙思想，然後又超越自由主義的思想演變過程。他們都曾把改造俄國社會的希望寄託於啟蒙教育和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
出身於貴族的赫爾岑從小受到俄國和歐洲進步文化的影響。他的兩個家庭教師對他有過很大的幫助：教文學的普羅托波波夫經常給他閱讀被禁的文學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從拉吉舍夫到十二月黨人的俄國革命傳統；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賓黨人，他啟發了赫爾岑對法國革命的同情。赫爾岑早就決心繼承十二月黨人的事業，但他也相信啟蒙和道義的力量。大學時代他曾醉心於西方的政治學說，被認為是“危險的自由主義者”。但由於1830 年法國革命的失敗和1831 年波蘭起義的被鎮壓，他在30 年代初就對自由主義產生過懷疑。“懷著內心的恐懼，我們開始看到，在歐洲，特別是在我們曾經期待出現政治標語和口號的法國，事情並不順利。……由拉法耶特、班傑明·孔斯坦、彼爾·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國人觀念中逐漸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義，在波蘭滅亡之後已對我們失去了它那動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機會更密切地接觸俄國社會現實，他開始認為必須用革命方式消滅現存製度。在40年代創作的《誰之罪》、《克魯波夫醫生》、《烏鴉》等小說中，他尖銳批判了農奴製度，表達了對教育，自治、自由和社會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間發表於《祖國紀事》雜誌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躋身子當代最傑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爾辯證法的時候，把哲學同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論證了對社會進行革命變革的必要性。“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舊製度，打破一切成見，毫不留情地去對待一切以前是神聖的東西。”
1847年，赫爾岑到達法國後，對資產階級社會有了直接的認識。他以《馬裏涅街來信》為名，連續給《現代人》雜誌撰稿，批評資本主義製度。他認為，工廠主和貴族地主同樣都是吃人，資本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吃人形式。他尖銳地指出：“法國和其他歐洲強國的國家形式就其內涵來看，是和自由、平等、博愛毫無關係的。無論以何種方式實現這些思想，都將否定現代歐洲生活，都將導致現代歐洲生活的終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個對於他在俄國的朋友和論敵都十分重要的問題，即先進的俄國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西歐自由主義學說的接受者和繼承者？俄國是否已經為自己走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作好了準備？盡管他自己也還未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赫爾岑的這些驚人之語引起了他的自由主義朋友波特金、科爾什等人的震動和反對。但別林斯基(1811—1848)維護赫爾岑的立場，認為對他的觀點不能過於苛求。別林斯基說，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名義上的平等掩蓋了資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和壓迫，資產階級的憲章並不能使勞動群眾免受飢餓和屈辱、擺脫無權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寫道：“我曾經說過，國家掌握在資本家手裏是不合適的。現在我還要補充一點：國家掌握在資本家手裏是不幸的。”他預言，資本主義最終將和農奴製度一樣走向滅亡。
作為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別林斯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要比赫爾岑更為理性。他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也肯定它的進步作用；他認為工業造成了無窮的弊端，但也是社會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興起的鐵路建設引起了他對將被物質進步所改造的新俄羅斯的憧憬，他相信鐵路的發展將聯繫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人們的切身利益，並要求他們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係。1848 年前，別林斯基就已敏銳地注意到了俄國貴族地主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進程，認為這是俄國發展道路上的重大進步，並指出俄國可能不得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與赫爾岑的又一點不同是，別林斯基主張，目前還不必將歐洲的問題完全當作俄國自身的問題來對待，而應該首先在俄國“發現問題和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這裏所表達的顯然是這樣的思想：俄國麵臨的緊迫問題是廢除農奴製度，而不是有關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前途。
別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覺不靈，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卻是當時俄國思想界一顆最明亮的星。同赫爾岑一樣，他也繼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但他向前走得更遠。1832 年，由於反農奴製的思想，他被開除出莫斯科大學，次年開始進行文學評論活動，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於受黑格爾哲學消極方麵的影響，也由於還看不到改變現存製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認為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表現出“同醜惡的現實和解”的妥協傾向。但是，歐洲的革命動盪和俄國國內階級鬥爭的發展使他很快擺脫了迷茫，轉到了堅定的革命立場上。40 年代，他是進步知識界最激進的人物。據他的朋友們說，他曾多次提出，應該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聖母送上斷頭台”。赫爾岑說他是“一個狂熱的人，一個愛走極端的人”，“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確實，這個時候的別林斯基對羅伯斯庇爾推崇備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會上以真誠和激昂的感情歌頌法國革命，蔑視“耽於幻想和溫情的吉倫特派”，盛讚“恐怖主義者即羅伯斯庇爾和聖一茹斯特們”，認為羅伯斯庇爾使法國人民擺脫對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們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體等現代文明的概念。
革命民主主義與俄國農民社會主義
40年代，由於西歐哲學和社會思想、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傳入，以及俄國人民反抗農奴製度的鬥爭的推動，逐漸形成了以別林斯基、赫爾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為代表的一種新的社會思潮——革命民主主義。這一思潮日益明確地反映了農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義更堅決、更徹底地反對農奴製度和專製製度。
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現存製度。作為這種思想的奠基者的赫爾岑和別林斯基都曾經歷了一個先超越啟蒙思想，然後又超越自由主義的思想演變過程。他們都曾把改造俄國社會的希望寄託於啟蒙教育和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
出身於貴族的赫爾岑從小受到俄國和歐洲進步文化的影響。他的兩個家庭教師對他有過很大的幫助：教文學的普羅托波波夫經常給他閱讀被禁的文學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從拉吉舍夫到十二月黨人的俄國革命傳統；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賓黨人，他啟發了赫爾岑對法國革命的同情。赫爾岑早就決心繼承十二月黨人的事業，但他也相信啟蒙和道義的力量。大學時代他曾醉心於西方的政治學說，被認為是“危險的自由主義者”。但由於1830 年法國革命的失敗和1831 年波蘭起義的被鎮壓，他在30 年代初就對自由主義產生過懷疑。“懷著內心的恐懼，我們開始看到，在歐洲，特別是在我們曾經期待出現政治標語和口號的法國，事情並不順利。……由拉法耶特、班傑明·孔斯坦、彼爾·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國人觀念中逐漸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義，在波蘭滅亡之後已對我們失去了它那動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機會更密切地接觸俄國社會現實，他開始認為必須用革命方式消滅現存製度。在40年代創作的《誰之罪》、《克魯波夫醫生》、《烏鴉》等小說中，他尖銳批判了農奴製度，表達了對教育，自治、自由和社會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間發表於《祖國紀事》雜誌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躋身子當代最傑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爾辯證法的時候，把哲學同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論證了對社會進行革命變革的必要性。“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舊製度，打破一切成見，毫不留情地去對待一切以前是神聖的東西。”
1847年，赫爾岑到達法國後，對資產階級社會有了直接的認識。他以《馬裏涅街來信》為名，連續給《現代人》雜誌撰稿，批評資本主義製度。他認為，工廠主和貴族地主同樣都是吃人，資本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吃人形式。他尖銳地指出：“法國和其他歐洲強國的國家形式就其內涵來看，是和自由、平等、博愛毫無關係的。無論以何種方式實現這些思想，都將否定現代歐洲生活，都將導致現代歐洲生活的終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個對於他在俄國的朋友和論敵都十分重要的問題，即先進的俄國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西歐自由主義學說的接受者和繼承者？俄國是否已經為自己走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作好了準備？盡管他自己也還未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赫爾岑的這些驚人之語引起了他的自由主義朋友波特金、科爾什等人的震動和反對。但別林斯基(1811—1848)維護赫爾岑的立場，認為對他的觀點不能過於苛求。別林斯基說，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名義上的平等掩蓋了資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和壓迫，資產階級的憲章並不能使勞動群眾免受飢餓和屈辱、擺脫無權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寫道：“我曾經說過，國家掌握在資本家手裏是不合適的。現在我還要補充一點：國家掌握在資本家手裏是不幸的。”他預言，資本主義最終將和農奴製度一樣走向滅亡。
作為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別林斯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要比赫爾岑更為理性。他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也肯定它的進步作用；他認為工業造成了無窮的弊端，但也是社會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興起的鐵路建設引起了他對將被物質進步所改造的新俄羅斯的憧憬，他相信鐵路的發展將聯繫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人們的切身利益，並要求他們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係。1848 年前，別林斯基就已敏銳地注意到了俄國貴族地主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進程，認為這是俄國發展道路上的重大進步，並指出俄國可能不得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與赫爾岑的又一點不同是，別林斯基主張，目前還不必將歐洲的問題完全當作俄國自身的問題來對待，而應該首先在俄國“發現問題和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這裏所表達的顯然是這樣的思想：俄國麵臨的緊迫問題是廢除農奴製度，而不是有關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前途。
別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覺不靈，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卻是當時俄國思想界一顆最明亮的星。同赫爾岑一樣，他也繼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但他向前走得更遠。1832 年，由於反農奴製的思想，他被開除出莫斯科大學，次年開始進行文學評論活動，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於受黑格爾哲學消極方麵的影響，也由於還看不到改變現存製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認為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表現出“同醜惡的現實和解”的妥協傾向。但是，歐洲的革命動盪和俄國國內階級鬥爭的發展使他很快擺脫了迷茫，轉到了堅定的革命立場上。40 年代，他是進步知識界最激進的人物。據他的朋友們說，他曾多次提出，應該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聖母送上斷頭台”。赫爾岑說他是“一個狂熱的人，一個愛走極端的人”，“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確實，這個時候的別林斯基對羅伯斯庇爾推崇備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會上以真誠和激昂的感情歌頌法國革命，蔑視“耽於幻想和溫情的吉倫特派”，盛讚“恐怖主義者即羅伯斯庇爾和聖一茹斯特們”，認為羅伯斯庇爾使法國人民擺脫對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們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體等現代文明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