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3 年11 月開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諾夫斯基開始在莫斯科大學作麵向公眾的係列學術講座。這位曾參加斯坦凱維奇小組，.後來又留學德國的貴族青年，此時已經是一個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他演講的題目是生僻和深奧的，如墨洛溫王朝後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歷史，羅馬教會、羅馬法律及封建機構對文明過程的影響等等，但卻贏得了聽眾的喝彩和仰慕。這不僅是由於他的演說嚴謹、有力、充滿勇氣和詩意，更是因為他的演說是帶有鮮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們表達了一種新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反對國家主義和教會主義的傾向。格拉諾夫斯基沒有直接說出俄國農奴製度的前途，但人們很容易從他的演說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存製度是反歷史的、不合法的，俄國最終將像西歐那樣，結束農奴製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沒有偏激的言論，但他是一個地道的黑格爾主義者，相信宇宙有一個模式和終極目標，認為人類正在走向自由，盡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嶇曲折的；這個過程是緩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堅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責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國歷史上的幼稚時期”，認為俄國傳統文化遲滯俄國社會的進步，俄國的唯一出路在於全麵否定自己的過去，完全地實行歐化。格拉諾夫斯基強調，俄國文化植根於拜占庭文化，而正是這種文化被沙皇政府用來作為對付西方更先進文化的影響的解毒劑。齊切林的回憶更明確地表達了西方派與斯拉夫派在俄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分歧，他寫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說教對於我來說是某種荒謬的、沒有道理的東西……我熱愛祖國並且是東正教會的忠實兒子，從這方麵說，這種學說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們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響的俄國社會整個上層都鄙視一切俄國的東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國的東西麵前。這種情況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廳裏可能會有，但生活在俄國的我卻從未見過。人們肯定地對我說，人類的最高理想就體現在那些我曾在其間生活並從孩提時代就十分了解的農民身上，這對於我來說是荒謬的。人們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國歷史中我為之自豪的東西：彼得的天才、光榮的葉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亞歷山大的偉大功勳……他們證實說，我們從西歐的自由中沒有什麽好學的，並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羅斯作為證據。……我從小就習慣於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學習的科學，被看作是像毒藥一樣須要提防的危險謊言，而被許諾取代它們的是某種誰也不清楚的俄國科學。這種科學現在還沒有，但它在某個時候將從不可侵犯地保存在農民中間的土壤上發展起來。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國社會的現實，是如此地違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於對我們這些還沒有被莫斯科沙龍裏的爭論弄糊塗的外省人來說，斯拉夫派是某種怪誕的東西。……在莫斯科的沙龍之外，俄國生活與歐洲教育很安靜地和睦相處，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矛盾，相反，後者取得的成就對於前者來說純粹是好處，我的雙親的全部願望就是要使我們受到歐洲教育，他們認為這種教育是對任何俄國人的最好美化，也是報效祖國的最可靠手段。”在爭論的後期，西方派也承認他們的論戰對手關於俄國歷史道路特殊性的觀點是有道理的，隻不過他們從這種特殊性中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認為俄國的前途在於消滅農村公社，走西歐的發展道路。
西方派學者廣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學說，力主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通過和平的方式限製專製政權，廢除農奴製度，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進俄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當時，別林斯基、赫爾岑、奧加略夫等也被視為西方派。他們積極參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論戰，反對俄國發展獨特道路的觀點。從1840年開始，別林斯基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了一係列這方麵的文章。1842年，赫爾岑從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諾夫哥羅德回到莫斯科後，他家的客廳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躍的沙龍之一。這裏的常客有格拉諾夫斯基、科爾什、凱特切爾、列德金等人。在無休止的閑談、戲謔、飲酒和進餐中，他們敏捷地交流思想，談文學、談藝術、談自己所讀的書籍和了解的情況，相互爭論並得出結論。但是，在政治思想觀點方麵，別林斯基、赫爾岑與格拉諾夫斯基、卡維林等西方派代表並不完全一致。在廢除農奴製度的途徑、對西歐資本主義的認識等重大問題上，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而這正是後來他們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與西方派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的原因。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交鋒主要以學術探討的形式進行，這是因為沙皇專製政權不允許公開的反對派言論存在。在書刊檢查製度下，討論歷史、哲學和文學問題比直接涉及農奴製俄國的現實要方便得多。安寧科夫說：“在當時可憐的政論陣地上，這一切都以溫和的形式表現出來。思想的闡述不那麽鮮明和直率。除了極少數眾所周知的例外，人們在公開場合都要裝扮起來。雜誌隻是反映了‘室內暴風雨的某些痕跡’。”論戰是帶有浪漫主義氣息的。人們無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羅斯的問題進行爭辯，但往往熱衷於如何使自己的觀點獲勝而忽視對問題的理性思考。齊切林在接觸到西方學術界後非常感慨，認為當時莫斯科的沙龍中還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真正的科學態度。盡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爭論仍然有力地推動了俄國思想的發展。赫爾岑說，後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於這個時期。就這兩個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們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徵，促進了這一思想體係的發育與成熟。與此同時，它們也孕育著未來革命民主主義和農民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
西方派指責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國歷史上的幼稚時期”，認為俄國傳統文化遲滯俄國社會的進步，俄國的唯一出路在於全麵否定自己的過去，完全地實行歐化。格拉諾夫斯基強調，俄國文化植根於拜占庭文化，而正是這種文化被沙皇政府用來作為對付西方更先進文化的影響的解毒劑。齊切林的回憶更明確地表達了西方派與斯拉夫派在俄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分歧，他寫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說教對於我來說是某種荒謬的、沒有道理的東西……我熱愛祖國並且是東正教會的忠實兒子，從這方麵說，這種學說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們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響的俄國社會整個上層都鄙視一切俄國的東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國的東西麵前。這種情況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廳裏可能會有，但生活在俄國的我卻從未見過。人們肯定地對我說，人類的最高理想就體現在那些我曾在其間生活並從孩提時代就十分了解的農民身上，這對於我來說是荒謬的。人們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國歷史中我為之自豪的東西：彼得的天才、光榮的葉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亞歷山大的偉大功勳……他們證實說，我們從西歐的自由中沒有什麽好學的，並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羅斯作為證據。……我從小就習慣於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學習的科學，被看作是像毒藥一樣須要提防的危險謊言，而被許諾取代它們的是某種誰也不清楚的俄國科學。這種科學現在還沒有，但它在某個時候將從不可侵犯地保存在農民中間的土壤上發展起來。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國社會的現實，是如此地違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於對我們這些還沒有被莫斯科沙龍裏的爭論弄糊塗的外省人來說，斯拉夫派是某種怪誕的東西。……在莫斯科的沙龍之外，俄國生活與歐洲教育很安靜地和睦相處，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矛盾，相反，後者取得的成就對於前者來說純粹是好處，我的雙親的全部願望就是要使我們受到歐洲教育，他們認為這種教育是對任何俄國人的最好美化，也是報效祖國的最可靠手段。”在爭論的後期，西方派也承認他們的論戰對手關於俄國歷史道路特殊性的觀點是有道理的，隻不過他們從這種特殊性中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認為俄國的前途在於消滅農村公社，走西歐的發展道路。
西方派學者廣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學說，力主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通過和平的方式限製專製政權，廢除農奴製度，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進俄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當時，別林斯基、赫爾岑、奧加略夫等也被視為西方派。他們積極參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論戰，反對俄國發展獨特道路的觀點。從1840年開始，別林斯基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了一係列這方麵的文章。1842年，赫爾岑從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諾夫哥羅德回到莫斯科後，他家的客廳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躍的沙龍之一。這裏的常客有格拉諾夫斯基、科爾什、凱特切爾、列德金等人。在無休止的閑談、戲謔、飲酒和進餐中，他們敏捷地交流思想，談文學、談藝術、談自己所讀的書籍和了解的情況，相互爭論並得出結論。但是，在政治思想觀點方麵，別林斯基、赫爾岑與格拉諾夫斯基、卡維林等西方派代表並不完全一致。在廢除農奴製度的途徑、對西歐資本主義的認識等重大問題上，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而這正是後來他們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與西方派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的原因。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交鋒主要以學術探討的形式進行，這是因為沙皇專製政權不允許公開的反對派言論存在。在書刊檢查製度下，討論歷史、哲學和文學問題比直接涉及農奴製俄國的現實要方便得多。安寧科夫說：“在當時可憐的政論陣地上，這一切都以溫和的形式表現出來。思想的闡述不那麽鮮明和直率。除了極少數眾所周知的例外，人們在公開場合都要裝扮起來。雜誌隻是反映了‘室內暴風雨的某些痕跡’。”論戰是帶有浪漫主義氣息的。人們無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羅斯的問題進行爭辯，但往往熱衷於如何使自己的觀點獲勝而忽視對問題的理性思考。齊切林在接觸到西方學術界後非常感慨，認為當時莫斯科的沙龍中還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真正的科學態度。盡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爭論仍然有力地推動了俄國思想的發展。赫爾岑說，後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於這個時期。就這兩個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們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徵，促進了這一思想體係的發育與成熟。與此同時，它們也孕育著未來革命民主主義和農民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