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假借名目之 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
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誌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
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
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 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不管怎麽樣，在這個決議
案中，反共的調子是大大陣低了，隻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會通過的《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中，明確提出了
對內方針為“和平統一”。宣言說：“至於國內，則和平統一，數年以來， 為全國共守之信條。蓋必統一，然後可以建設現代國家，以當救亡圖存之大
任，必和平然後人人皆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馴至於真正之統一。惟於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統一與停止內戰，其函義有廣狹之殊：和平統一之目的，
在集中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力量，以排除當前之國難，且進一步以踏入於民 權主義之大道，明乎整個國家之義，則必知統治權之不可分，尤其軍事、外
交、交通諸犖大端，有關於國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總攬其成，否則部 分獨立，適成為劣等之有機體，終無所逃於國際之淘汰，明乎整個民族之義，
則必知同為國民，休戚相共；縱因職業關係，個人間或團體間情感稍有差異， 而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況當此外侮洊至，
為國民者，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萬不可惑於階級鬥爭之說，以自析其團結。 凡此二義，實為和平統一之真諦，故所謂停止內戰，仍謂在同一主義之下意
見之分歧不取決於武力，而取決於商榷，非謂分裂國家分裂民族之舉動，亦 可藉停止內戰之口號以為掩蔽，而無忌憚以進行。”可見，這次全會不得不
聲明對日要抵抗，對內要和平，國共兩黨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四 條下進行一些“商榷”。這個態度在蔣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兩天日記
中有反映。16 日日記說：“編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獨立自主 為基礎。”18 日日記說：“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
的主義，必須根絕淨盡。”全會閉幕後，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一麵主張 開放言論，一麵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麵主張集中人才，一麵詆毀共產黨和
其他伉日黨派；一麵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麵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向國民黨自 首。
總而言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那真是一個謎了，不過那謎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間，中央召集一個全體會議，通過一個‘根
1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絕赤禍案’，雖然該案開始批評了共產黨一頓，但該案的內容，確是容許共 產黨活動的。共是不剿了，紅軍可以收編了，蘇維埃的邊區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1。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之後，4 月 1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議決準蔣介石請假兩月，以資休養。5 月，“蔣公病癒回京銷假”1，接著
就上廬山，並同汪精衛一道，召集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 這時，“行政院各部室亦復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2。在這期間中日交涉
麵臨破裂，日本外務省訓今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用各種方法解決中日之間的 基本政治問題，其要求：“中國應承認‘滿洲國’存在之事實，並承認‘滿
洲’為已失之領土。二、中國應與日本簽訂特殊協定，保證於將來不侵犯日 本在華權益。於遠東發生戰爭時，中國應對日本保持親善之中立態度。三、
中國應同意日本在華北享有之特權。關於內蒙問題，中國應注意日本意旨。” 對此，當時蔣介石十分氣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記上說：“倭寇向外侵略，
已至滿溢時期。物極必反，其敗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務、大藏、 陸軍、海軍四省大臣開會，決定了新的《對支實行策》和《北支指導方案》。
前策是實現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頭向國民黨外交部張群提出的“嚴 酷要求七項”：“（一）創立緩衝區域，包含冀魯察晉綏五省。（二）仿照
華北經濟提攜方式，在中國全境進行中日經濟合作。（三）訂立共同防共協 定。（四）建立中日間的航空交通線，特別是上海至福岡航線。（五）中國
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顧問。（六）訂立特別優待日本貨物的關稅協定。（七） 完全壓製排日宣傳。”後案是要國民黨政府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由於
日本提出這麽苛刻的條件，張群同川越茂經過七次談判，都無結果。最後張 群表明：“我國決由外交途徑進行調整交涉，而同時在他方麵又不能放棄抗 日之準備。”
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誌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
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
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 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不管怎麽樣，在這個決議
案中，反共的調子是大大陣低了，隻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會通過的《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中，明確提出了
對內方針為“和平統一”。宣言說：“至於國內，則和平統一，數年以來， 為全國共守之信條。蓋必統一，然後可以建設現代國家，以當救亡圖存之大
任，必和平然後人人皆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馴至於真正之統一。惟於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統一與停止內戰，其函義有廣狹之殊：和平統一之目的，
在集中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力量，以排除當前之國難，且進一步以踏入於民 權主義之大道，明乎整個國家之義，則必知統治權之不可分，尤其軍事、外
交、交通諸犖大端，有關於國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總攬其成，否則部 分獨立，適成為劣等之有機體，終無所逃於國際之淘汰，明乎整個民族之義，
則必知同為國民，休戚相共；縱因職業關係，個人間或團體間情感稍有差異， 而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況當此外侮洊至，
為國民者，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萬不可惑於階級鬥爭之說，以自析其團結。 凡此二義，實為和平統一之真諦，故所謂停止內戰，仍謂在同一主義之下意
見之分歧不取決於武力，而取決於商榷，非謂分裂國家分裂民族之舉動，亦 可藉停止內戰之口號以為掩蔽，而無忌憚以進行。”可見，這次全會不得不
聲明對日要抵抗，對內要和平，國共兩黨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四 條下進行一些“商榷”。這個態度在蔣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兩天日記
中有反映。16 日日記說：“編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獨立自主 為基礎。”18 日日記說：“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
的主義，必須根絕淨盡。”全會閉幕後，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一麵主張 開放言論，一麵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麵主張集中人才，一麵詆毀共產黨和
其他伉日黨派；一麵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麵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向國民黨自 首。
總而言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那真是一個謎了，不過那謎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間，中央召集一個全體會議，通過一個‘根
1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絕赤禍案’，雖然該案開始批評了共產黨一頓，但該案的內容，確是容許共 產黨活動的。共是不剿了，紅軍可以收編了，蘇維埃的邊區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1。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之後，4 月 1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議決準蔣介石請假兩月，以資休養。5 月，“蔣公病癒回京銷假”1，接著
就上廬山，並同汪精衛一道，召集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 這時，“行政院各部室亦復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2。在這期間中日交涉
麵臨破裂，日本外務省訓今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用各種方法解決中日之間的 基本政治問題，其要求：“中國應承認‘滿洲國’存在之事實，並承認‘滿
洲’為已失之領土。二、中國應與日本簽訂特殊協定，保證於將來不侵犯日 本在華權益。於遠東發生戰爭時，中國應對日本保持親善之中立態度。三、
中國應同意日本在華北享有之特權。關於內蒙問題，中國應注意日本意旨。” 對此，當時蔣介石十分氣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記上說：“倭寇向外侵略，
已至滿溢時期。物極必反，其敗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務、大藏、 陸軍、海軍四省大臣開會，決定了新的《對支實行策》和《北支指導方案》。
前策是實現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頭向國民黨外交部張群提出的“嚴 酷要求七項”：“（一）創立緩衝區域，包含冀魯察晉綏五省。（二）仿照
華北經濟提攜方式，在中國全境進行中日經濟合作。（三）訂立共同防共協 定。（四）建立中日間的航空交通線，特別是上海至福岡航線。（五）中國
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顧問。（六）訂立特別優待日本貨物的關稅協定。（七） 完全壓製排日宣傳。”後案是要國民黨政府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由於
日本提出這麽苛刻的條件，張群同川越茂經過七次談判，都無結果。最後張 群表明：“我國決由外交途徑進行調整交涉，而同時在他方麵又不能放棄抗 日之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