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是的，很快這個運動就表明它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它原先的 目的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那時它不可能豎起一麵與共產黨並列的不同的革命 大旗。就革命是拒絕自由的思想說來，在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和作為群眾運動 的革命之間是有一種矛盾的。這樣，在很長的猶豫之後，又有另一個矛盾時 期——李奇微作戰計劃時期。李奇微來到巴黎。共產黨舉行示威活動反對他， 一次激烈的示威活動，幾小時後杜克洛坐著小汽車準備通過，車座上有兩隻 鴿子，他被逮捕了，理由是鴿子是帶菌者。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因此我寫 了一篇文章為共產黨人辯護，在《現代》上分幾期連載，這使得共產黨改變 了對我的態度。
波伏瓦：是什麽使你寫了這篇文章?
薩特：說來很奇怪，這完全是亨利·吉耶曼的緣故。他關於拿破崙三世 的書《12 月 2 日政變》給了我觸動，在這書中他摘錄了報紙、私人日記和擁 護拿破崙三世上台的作家寫的書，這使得我把杜克洛的被捕看成是十分嚴重 的事情。
波伏瓦：於是你決定支持共產黨，雖然你並沒有參加它。
薩特：我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同這個黨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說 來是厭惡它的，我寫的目的是說杜克洛的被捕是一件可恥的事。後來這文章 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的文章，而到最後，它成了反對當時法國流行 觀點的實際上是頌揚共產黨的文章，結果，共產黨派克洛德·魯依和另一個 人到我這兒來——克洛德·魯依是共產黨同非黨知識分子打交道的代表—— 問我可不可以同那些抗議逮捕亨利·馬丁的知識分子一起集會。我同意了。 我參加了這些知識分子的聚會，我建議寫一本要求釋放亨利·馬丁的書，一 本我可以提供評論的由各種文章組成的書。我幹了起來;這書名叫《亨利·馬 丁事件》，它出版了。遺憾的是，由於技術性的困難，它在亨利·馬丁被釋 放後兩星期才出版，但這也是事實：他是在那個特殊時期被釋放的。
波伏瓦：然後你參加了和平大會。
薩特：那時共產黨對我的態度有了改變，這樣我對它的態度也有了改 變;我們成了同盟者。其餘的左翼不再存在。社會黨人繼續站在右翼一邊， 他們同共產黨作對，盡可能地對它發動攻擊，在我看來，要做左派唯一的出 路就是依附共產黨。盡管有許多保留，《現代》是同共產黨人聯合在一起去 實現一種有利於共產黨的政策。
波伏瓦：這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你的矛盾的解決?
薩特：從根本上說，這不是一種解決。這維持的時間也不很長，而我一 生中隻有幾次短時間地把自由同擁護某一團體的思想聯繫在一起。 波伏瓦：當時你認為共產黨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
薩特：對，我是這樣想的。我認為我們的目標並不相同，但可以同他們 一起前進。
波伏瓦：這維持到什麽時候?
薩特：從 1952 年維持到 1956 年??
波伏瓦：1954 年你去了蘇聯。那時你同他們關係還不錯。
薩特：是的，但我在蘇聯看到的東西並沒有讓我對它充滿熱情。他們顯 然隻給我看了他們認為可以給看的東西，而我有許多保留。
波伏瓦：但你在《解放報》上寫了一篇很有頌揚性的文章。
薩特：這是科幹的。
波伏瓦：應該說當時你已是筋疲力盡了。 薩特：我給了他一期頭篇文章的位置，然後我同你動身去度假。 波伏瓦：是的，去休息了一陣。然後是赫爾辛基，這是另一次和平大會。
我同你一起去的。這是 1955 年。
薩特：對，而且我們同一些阿爾及利亞人見了麵，他們對我們談了阿爾 及利亞的情況。
波伏瓦：是的，然後是 1956 年，你同共產黨斷絕關係。
薩特：這是一次再沒有真正恢復過的決裂。從 1962 年開始，同共產黨 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我又去了蘇聯。
波伏瓦：1962 年我們一起去的，實際上有兩次;然後是在 1963 年、1964
年、1965 年。
薩特：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不是很好。
波伏瓦：但我們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深深反對史達林主義的。你有另一 次十分重要的介入——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在這個戰爭中你做了許多頗為 重要的事情。然後在 1968 年你同毛主義者有了關係。你是怎樣讓你要求個體 自由的願望同意味著紀律和命令的集體行動協調起來?
薩特：不論什麽時候，我以這種或那種政治和實現行動的方式介入時， 從沒有拋棄過自由的思想。相反地，我每一次行動時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我從未屬於哪一個政黨。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贊同某個政黨——現在我對毛 主義傾向有一種認同感，毛主義組織在法國開始被解散，但它沒有被消滅—
—有持續性的好感。因此我同各種團體接觸，但不屬於它們中的哪一個。它 們請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無論同意還是拒絕我總是感到自由。 例如，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態度。這時我發現我同共產黨的區別，確切 地說，它和我希望的不是一回事。它也設想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但隻是作為 一種可能性，而我們則同意民族解放陣線對未來獨立的直接要求。我們和共 產黨人在某種程度上又一起去建立一個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團體。我可以說這 走得並不太遠，因為共產黨人打算損壞我們的努力成果。我總是把殖民主義 看成一種完全的強盜行為，是對一個國家殘忍的征服，是一個國家遭受另一 個國家的殘酷剝削;我認為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或早或遲都必然要擺脫它們的 殖民者。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我完全贊同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政府，雖然許 多法國人贊同保持一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於是我同某些法國人有著持續的 鬥爭，而同另一些贊成阿爾及利亞解放的人的友誼和結合卻變得更為密切。 我走得甚至更遠。我同讓森一起去跟民族解放陣線接觸，我為他們的秘密報 紙寫文章——我說這些事情隻是為了說明，自由是怎樣包含於這個事件之 中。這是某種原初的自由，它使我在十六歲時就把殖民主義看成一種反人類 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動。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使殖民 主義成為某個卑鄙的東西，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 人，因此，要使我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我十六歲時思 考的東西到後來可能發展得更加強烈和深刻，而我甚至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之 後還在思考它，而且我現在仍在思考它。1960 年我在巴西。巴黎的朋友們打 電話到裏約熱內盧給我，他們告訴我，讓森、他的朋友和同他一起工作的那 位婦女受審的時間，請我寫一個證詞讓他們在法庭宣讀，因為我不能在他們 給我的期限內趕回。但我顯然無法口述這個證詞。因為電話非常糟糕，我聽 不清他們說什麽，他們也聽不清我說的話。我隻讓自己重複記住證詞的幾個 基本點;他們總算弄懂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他們會作很好的加工的。我讓他 們寫了這個證詞，我回去後讀了它，我覺得他們寫得十分恰當。
波伏瓦：是什麽使你寫了這篇文章?
薩特：說來很奇怪，這完全是亨利·吉耶曼的緣故。他關於拿破崙三世 的書《12 月 2 日政變》給了我觸動，在這書中他摘錄了報紙、私人日記和擁 護拿破崙三世上台的作家寫的書，這使得我把杜克洛的被捕看成是十分嚴重 的事情。
波伏瓦：於是你決定支持共產黨，雖然你並沒有參加它。
薩特：我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同這個黨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說 來是厭惡它的，我寫的目的是說杜克洛的被捕是一件可恥的事。後來這文章 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的文章，而到最後，它成了反對當時法國流行 觀點的實際上是頌揚共產黨的文章，結果，共產黨派克洛德·魯依和另一個 人到我這兒來——克洛德·魯依是共產黨同非黨知識分子打交道的代表—— 問我可不可以同那些抗議逮捕亨利·馬丁的知識分子一起集會。我同意了。 我參加了這些知識分子的聚會，我建議寫一本要求釋放亨利·馬丁的書，一 本我可以提供評論的由各種文章組成的書。我幹了起來;這書名叫《亨利·馬 丁事件》，它出版了。遺憾的是，由於技術性的困難，它在亨利·馬丁被釋 放後兩星期才出版，但這也是事實：他是在那個特殊時期被釋放的。
波伏瓦：然後你參加了和平大會。
薩特：那時共產黨對我的態度有了改變，這樣我對它的態度也有了改 變;我們成了同盟者。其餘的左翼不再存在。社會黨人繼續站在右翼一邊， 他們同共產黨作對，盡可能地對它發動攻擊，在我看來，要做左派唯一的出 路就是依附共產黨。盡管有許多保留，《現代》是同共產黨人聯合在一起去 實現一種有利於共產黨的政策。
波伏瓦：這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你的矛盾的解決?
薩特：從根本上說，這不是一種解決。這維持的時間也不很長，而我一 生中隻有幾次短時間地把自由同擁護某一團體的思想聯繫在一起。 波伏瓦：當時你認為共產黨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
薩特：對，我是這樣想的。我認為我們的目標並不相同，但可以同他們 一起前進。
波伏瓦：這維持到什麽時候?
薩特：從 1952 年維持到 1956 年??
波伏瓦：1954 年你去了蘇聯。那時你同他們關係還不錯。
薩特：是的，但我在蘇聯看到的東西並沒有讓我對它充滿熱情。他們顯 然隻給我看了他們認為可以給看的東西，而我有許多保留。
波伏瓦：但你在《解放報》上寫了一篇很有頌揚性的文章。
薩特：這是科幹的。
波伏瓦：應該說當時你已是筋疲力盡了。 薩特：我給了他一期頭篇文章的位置，然後我同你動身去度假。 波伏瓦：是的，去休息了一陣。然後是赫爾辛基，這是另一次和平大會。
我同你一起去的。這是 1955 年。
薩特：對，而且我們同一些阿爾及利亞人見了麵，他們對我們談了阿爾 及利亞的情況。
波伏瓦：是的，然後是 1956 年，你同共產黨斷絕關係。
薩特：這是一次再沒有真正恢復過的決裂。從 1962 年開始，同共產黨 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我又去了蘇聯。
波伏瓦：1962 年我們一起去的，實際上有兩次;然後是在 1963 年、1964
年、1965 年。
薩特：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不是很好。
波伏瓦：但我們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深深反對史達林主義的。你有另一 次十分重要的介入——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在這個戰爭中你做了許多頗為 重要的事情。然後在 1968 年你同毛主義者有了關係。你是怎樣讓你要求個體 自由的願望同意味著紀律和命令的集體行動協調起來?
薩特：不論什麽時候，我以這種或那種政治和實現行動的方式介入時， 從沒有拋棄過自由的思想。相反地，我每一次行動時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我從未屬於哪一個政黨。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贊同某個政黨——現在我對毛 主義傾向有一種認同感，毛主義組織在法國開始被解散，但它沒有被消滅—
—有持續性的好感。因此我同各種團體接觸，但不屬於它們中的哪一個。它 們請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無論同意還是拒絕我總是感到自由。 例如，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態度。這時我發現我同共產黨的區別，確切 地說，它和我希望的不是一回事。它也設想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但隻是作為 一種可能性，而我們則同意民族解放陣線對未來獨立的直接要求。我們和共 產黨人在某種程度上又一起去建立一個反秘密軍隊組織的團體。我可以說這 走得並不太遠，因為共產黨人打算損壞我們的努力成果。我總是把殖民主義 看成一種完全的強盜行為，是對一個國家殘忍的征服，是一個國家遭受另一 個國家的殘酷剝削;我認為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或早或遲都必然要擺脫它們的 殖民者。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我完全贊同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政府，雖然許 多法國人贊同保持一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於是我同某些法國人有著持續的 鬥爭，而同另一些贊成阿爾及利亞解放的人的友誼和結合卻變得更為密切。 我走得甚至更遠。我同讓森一起去跟民族解放陣線接觸，我為他們的秘密報 紙寫文章——我說這些事情隻是為了說明，自由是怎樣包含於這個事件之 中。這是某種原初的自由，它使我在十六歲時就把殖民主義看成一種反人類 的獸行、一種為了物質利益毀滅人的行動。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使殖民 主義成為某個卑鄙的東西，自由使我成為一個人，而殖民主義卻毀壞了別的 人，因此，要使我立身為一個人，就意味著要反對殖民主義。我十六歲時思 考的東西到後來可能發展得更加強烈和深刻，而我甚至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之 後還在思考它，而且我現在仍在思考它。1960 年我在巴西。巴黎的朋友們打 電話到裏約熱內盧給我，他們告訴我，讓森、他的朋友和同他一起工作的那 位婦女受審的時間，請我寫一個證詞讓他們在法庭宣讀，因為我不能在他們 給我的期限內趕回。但我顯然無法口述這個證詞。因為電話非常糟糕，我聽 不清他們說什麽，他們也聽不清我說的話。我隻讓自己重複記住證詞的幾個 基本點;他們總算弄懂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他們會作很好的加工的。我讓他 們寫了這個證詞，我回去後讀了它，我覺得他們寫得十分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