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在 1960 年你也寫了許多文章。
薩特：我當然寫了!我寫文章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仍在進行的拷 打。
波伏瓦：你在哪兒發表它們?
薩特：在《現代》，在《信使報》上，也在讓森的小報《為了真理》， 這多少帶有地下報紙的性質。
波伏瓦：你還幹了別的事情嗎?
薩特：在巴西，阿爾及利亞的代表要見我。我同他見了麵，談到支持阿 爾及利亞人的宣傳;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我在聖保羅就阿爾及利亞戰爭 作了一個演講，我還記得這次演講。聽眾熱情如潮，他們大批地湧來，主要 是學生。他們猛然打開門，大廳上下到處擠滿了人。我說明了我對阿爾及利 亞戰爭的觀點。這也是民族解放陣線的觀點，有個法國人試圖駁斥我，他這 樣做是需要點膽量的，因為聽眾總的說來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這一邊。他受 到嘲罵，講話沒人聽。我回答了他，他溜走了，這個集會變成一次聲援阿爾 及利亞人的示威活動。通過這一切我感到是完全自由的;我本可以拒絕作這 個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演講，或者用一個文學主題來代替，但我希望去講 述使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的確切事實，我作這個演講時，我是自由的，同時它 的主題又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在這個水平上，我發現我的自由——以 自身為目的的自由——和反對任何可能妨礙自由的東西——自由的實現，也 就是他人的活動——之間的聯繫又一次清楚地表現出來。因此，問題在於要 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作為最高的絕對的目的，而把戰爭看做阻止人們解 放自身的企圖。
波伏瓦：你列舉了一些事實，有一個事實你忘了，它可以證明你剛才說 的一些情況，這是“121 聲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擔心由於簽名於這 個聲明我們回到法國時可能被關進監獄。讓森受審也主要是由於它。
薩特：對，當時，那些贊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們在香榭麗舍大街遊行，
有人高喊“殺死薩特”!法國政府希望因為我像其他一百二十個簽名者一樣 簽名於這個聲明而對我起訴。但這個罪證是太小了，而我處在這種情況中又 是太自由了。我從不屬於任何親阿爾及利亞的組織，但我贊同它們的態度， 被它們全體所歡迎。我想說明的是，那些並不很重要的小小行動和我在巴西 幹的使阿爾及利亞事業為人們所接受的整個事情都是因我的自由而產生。我 想說明，我不由任何人決定，我根據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動， 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這以後我們去古巴然後取道西班牙回家。我們入境時 同海關人員爭吵了一番。最後他們總算讓我們通過了，但肯定已向巴黎方麵 報告了我們的歸來。我們的一些朋友勸我們坐飛機回巴黎，這樣如果我們被 逮捕就可以很快地公之於眾，但我們覺得張揚此行沒有必要，更謹慎適當的 做法是悄然無聲地返回巴黎。朋友們在巴塞隆納迎接我們——普隆，郎之曼 和博斯特。他們同我們一起返回巴黎，警察拿去了我們的證件，並讓我們在 一星期內到指定的地方法官那兒去。在我們預定去的前一天，我們從報上得 知這個可憐的官員病了。過了一星期他仍在害病，這事就以這個可笑的情況 作為結束。以後我們再沒有聽到我們作為“121 聲明”的簽名者被控的事情。 在數以百計的事件中我僅僅談到了一個小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時 刻，自由使我發現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人的真正關係——壓迫。我必然要以 自由的名義來反對這種壓迫，自由對我說來是每一個人生存的基礎;作為一 個人，我在每一時刻都被要求去採取行動來維護自由。我所採取的手段有賴 於必然性，似與維護自由無關，但當我使用它們時，它們完完全全被自由所 擊中——它們成了維護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波伏瓦：你試圖同東方國家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建立聯繫，這也是熱愛自 由的表現吧?我的意思是，你在 1962 年到 1966 年去蘇聯旅行，是不是想要 幫助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實現自由化?
薩特：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很可鄙的詞。
波伏瓦：但他們是用這個詞來稱呼自己的。是不是這個原因?
薩特：是的。我想去看看，通過談話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使他們的世界 觀、對彼此的力量的看法，對應該做什麽的看法有某種小小的改變。但首先， 我去蘇聯是見像我一樣思考的人——已經自己在做這項工作的知識分子。我 去見他們之中的兩三個人。
波伏瓦：蘇聯當局對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進行審判時，你終止了六 年去蘇聯訪問。你認為那稱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事業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復 存在。但有一個重要事件使你得到補償，這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薩特：對，以前已經有過對匈牙利的入侵。
波伏瓦：這使你同共產黨人決裂。在 1962 年你畢竟多少同蘇聯恢復了 關係，我們剛才已經說了。但這次決裂是最後決裂。你怎樣解釋你在捷克斯 洛伐克事件期間的態度?
薩特：我認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幹涉特別令人反感，因為它清楚表明蘇 聯對被稱作蘇維埃緩衝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這是一個阻止改變國家 政權的問題，如果有必要就通過軍事力量。在一個有些奇特而很快就結束的 時期，我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邀請。蘇聯軍隊一開到那兒，捷克斯洛伐 克人就組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抵抗運動，特別是在布拉格，他們同時上演了 我的兩個戲劇，《蒼蠅》和《骯髒的手》，帶著明顯的反對蘇聯的目的。我 兩次都到場了。我對觀眾談到蘇聯的入侵，沒有隱瞞我的感受;我也在電視 中說了話，話語要較為溫和些。總之，他們要用我來幫助他們同敵人作鬥爭， 敵人是在場的但又看不出來。我在那兒呆了幾天，同各種捷克和斯洛伐克知 識分子見麵、談話。他們都非常厭惡這個入侵，決定進行抵抗。我離開時心 情很沉重，但我確信這事情不會那麽容易完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對蘇聯 壓迫者的鬥爭無疑會繼續進行下去。不久以後我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文章， 這是為利姆的一本書寫的序言。
波伏瓦：是的，他在這書中匯集了一些聲明??
薩特：許多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識分子的聲明，他們都反對這個幹 涉。
波伏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你有什麽政治行動?你同 1968 年 5
月事件有什麽關係?
薩特：有關係，但那是在事件發生以後。在《現代》中我們注意到了大 學問題。特別是我們談到講課。教授的講課，克拉韋茨寫了一些文章;後來， 像每個法國人一樣，我們出乎意料地被 1968 年 5 月事件所抓住，當時青年們 並不十分看重我。
波伏瓦：你在盧森堡廣播電台作了一個支持學生的聲明，這個聲明甚至 以傳單形式在拉丁區散發。
薩特：是的。1968 年 5 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大學會堂講了話;我是被邀請 去的，我在一個擠得滿滿的大廳講話。當時巴黎大學是在一種奇特的狀態中， 學生占領了大學。這是一種奇景，後來我又在國立大學講話。這樣，我同 1968
薩特：我當然寫了!我寫文章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反對仍在進行的拷 打。
波伏瓦：你在哪兒發表它們?
薩特：在《現代》，在《信使報》上，也在讓森的小報《為了真理》， 這多少帶有地下報紙的性質。
波伏瓦：你還幹了別的事情嗎?
薩特：在巴西，阿爾及利亞的代表要見我。我同他見了麵，談到支持阿 爾及利亞人的宣傳;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我在聖保羅就阿爾及利亞戰爭 作了一個演講，我還記得這次演講。聽眾熱情如潮，他們大批地湧來，主要 是學生。他們猛然打開門，大廳上下到處擠滿了人。我說明了我對阿爾及利 亞戰爭的觀點。這也是民族解放陣線的觀點，有個法國人試圖駁斥我，他這 樣做是需要點膽量的，因為聽眾總的說來是站在阿爾及利亞人這一邊。他受 到嘲罵，講話沒人聽。我回答了他，他溜走了，這個集會變成一次聲援阿爾 及利亞人的示威活動。通過這一切我感到是完全自由的;我本可以拒絕作這 個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演講，或者用一個文學主題來代替，但我希望去講 述使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的確切事實，我作這個演講時，我是自由的，同時它 的主題又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在這個水平上，我發現我的自由——以 自身為目的的自由——和反對任何可能妨礙自由的東西——自由的實現，也 就是他人的活動——之間的聯繫又一次清楚地表現出來。因此，問題在於要 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由作為最高的絕對的目的，而把戰爭看做阻止人們解 放自身的企圖。
波伏瓦：你列舉了一些事實，有一個事實你忘了，它可以證明你剛才說 的一些情況，這是“121 聲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擔心由於簽名於這 個聲明我們回到法國時可能被關進監獄。讓森受審也主要是由於它。
薩特：對，當時，那些贊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們在香榭麗舍大街遊行，
有人高喊“殺死薩特”!法國政府希望因為我像其他一百二十個簽名者一樣 簽名於這個聲明而對我起訴。但這個罪證是太小了，而我處在這種情況中又 是太自由了。我從不屬於任何親阿爾及利亞的組織，但我贊同它們的態度， 被它們全體所歡迎。我想說明的是，那些並不很重要的小小行動和我在巴西 幹的使阿爾及利亞事業為人們所接受的整個事情都是因我的自由而產生。我 想說明，我不由任何人決定，我根據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動， 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這以後我們去古巴然後取道西班牙回家。我們入境時 同海關人員爭吵了一番。最後他們總算讓我們通過了，但肯定已向巴黎方麵 報告了我們的歸來。我們的一些朋友勸我們坐飛機回巴黎，這樣如果我們被 逮捕就可以很快地公之於眾，但我們覺得張揚此行沒有必要，更謹慎適當的 做法是悄然無聲地返回巴黎。朋友們在巴塞隆納迎接我們——普隆，郎之曼 和博斯特。他們同我們一起返回巴黎，警察拿去了我們的證件，並讓我們在 一星期內到指定的地方法官那兒去。在我們預定去的前一天，我們從報上得 知這個可憐的官員病了。過了一星期他仍在害病，這事就以這個可笑的情況 作為結束。以後我們再沒有聽到我們作為“121 聲明”的簽名者被控的事情。 在數以百計的事件中我僅僅談到了一個小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時 刻，自由使我發現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人的真正關係——壓迫。我必然要以 自由的名義來反對這種壓迫，自由對我說來是每一個人生存的基礎;作為一 個人，我在每一時刻都被要求去採取行動來維護自由。我所採取的手段有賴 於必然性，似與維護自由無關，但當我使用它們時，它們完完全全被自由所 擊中——它們成了維護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波伏瓦：你試圖同東方國家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建立聯繫，這也是熱愛自 由的表現吧?我的意思是，你在 1962 年到 1966 年去蘇聯旅行，是不是想要 幫助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實現自由化?
薩特：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很可鄙的詞。
波伏瓦：但他們是用這個詞來稱呼自己的。是不是這個原因?
薩特：是的。我想去看看，通過談話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使他們的世界 觀、對彼此的力量的看法，對應該做什麽的看法有某種小小的改變。但首先， 我去蘇聯是見像我一樣思考的人——已經自己在做這項工作的知識分子。我 去見他們之中的兩三個人。
波伏瓦：蘇聯當局對達尼埃爾和西尼亞夫斯基進行審判時，你終止了六 年去蘇聯訪問。你認為那稱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事業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復 存在。但有一個重要事件使你得到補償，這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薩特：對，以前已經有過對匈牙利的入侵。
波伏瓦：這使你同共產黨人決裂。在 1962 年你畢竟多少同蘇聯恢復了 關係，我們剛才已經說了。但這次決裂是最後決裂。你怎樣解釋你在捷克斯 洛伐克事件期間的態度?
薩特：我認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幹涉特別令人反感，因為它清楚表明蘇 聯對被稱作蘇維埃緩衝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這是一個阻止改變國家 政權的問題，如果有必要就通過軍事力量。在一個有些奇特而很快就結束的 時期，我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邀請。蘇聯軍隊一開到那兒，捷克斯洛伐 克人就組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抵抗運動，特別是在布拉格，他們同時上演了 我的兩個戲劇，《蒼蠅》和《骯髒的手》，帶著明顯的反對蘇聯的目的。我 兩次都到場了。我對觀眾談到蘇聯的入侵，沒有隱瞞我的感受;我也在電視 中說了話，話語要較為溫和些。總之，他們要用我來幫助他們同敵人作鬥爭， 敵人是在場的但又看不出來。我在那兒呆了幾天，同各種捷克和斯洛伐克知 識分子見麵、談話。他們都非常厭惡這個入侵，決定進行抵抗。我離開時心 情很沉重，但我確信這事情不會那麽容易完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對蘇聯 壓迫者的鬥爭無疑會繼續進行下去。不久以後我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文章， 這是為利姆的一本書寫的序言。
波伏瓦：是的，他在這書中匯集了一些聲明??
薩特：許多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識分子的聲明，他們都反對這個幹 涉。
波伏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你有什麽政治行動?你同 1968 年 5
月事件有什麽關係?
薩特：有關係，但那是在事件發生以後。在《現代》中我們注意到了大 學問題。特別是我們談到講課。教授的講課，克拉韋茨寫了一些文章;後來， 像每個法國人一樣，我們出乎意料地被 1968 年 5 月事件所抓住，當時青年們 並不十分看重我。
波伏瓦：你在盧森堡廣播電台作了一個支持學生的聲明，這個聲明甚至 以傳單形式在拉丁區散發。
薩特：是的。1968 年 5 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大學會堂講了話;我是被邀請 去的，我在一個擠得滿滿的大廳講話。當時巴黎大學是在一種奇特的狀態中， 學生占領了大學。這是一種奇景，後來我又在國立大學講話。這樣，我同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