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暑假也過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們，8 月裏我們又 回到這裏來了。這次我們的房間在二樓，帶著相通的陽台，在陽台上可以一 直看到花園。我們常在陽台上坐著讀書、談話。有時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 吃午飯，他很喜歡在那兒吃飯——我們乘計程車去，因為薩特幾乎不能走路 了。或者在旅館的花園裏吃午飯。或者由西爾薇駕車帶我們去我們喜歡的地 方。我們常常看到遠處濃煙滾滾——那是森林火災。薩特住在這兒非常滿意。 他也很高興西爾薇——她即將返回巴黎——駕車送我們去馬泰格機場，我們 在那兒乘飛機去羅馬。我們又住進了我們的老房間，觀賞著白色的聖彼得教 堂，在陽光下燦燦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們又恢復了我們往日的寧靜的生 活習慣。薩特經常看望住在羅馬的一位美國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結識。我們 兩人一起去看艾麗絲·施瓦爾澤，我們去看克洛德·庫奇，他同一個朋友卡 特琳·裏霍伊特住在這個城市。庫奇對薩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緒感到 驚訝。他不很了解薩特，但他曾想像過薩特的病狀和喪失視力會給他沉重的 打擊，然而現在出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個充滿生活快樂的人。薩特出現在公眾 1 這些記者宣稱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和解，意思是說薩特現在開始接近右翼的立場，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場合時，常給人一種痛苦的印象。在呂泰塔旅館相會之後，雷蒙·阿隆在寫 給克洛德·莫裏亞克的信中說：“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個已死的人2。”但 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談的人都被他那種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動。
他同意接受 m.-a.馬喬希的採訪，她在《歐洲》上發表了這個訪問記。 但他不很喜歡它。
我們離開巴黎後不久，莉蓮·西格爾從巴黎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戈 德曼被害的消息，我驚呆了。戈德曼總是準時參加《現代》的會議，我開始 就很喜歡他，後來變為一種深沉的感情。我喜歡他冷嘲熱諷式的智慧，他的 快樂，他的熱情。他充滿活力，語驚四座，獨具怪才;無論是對敵對友，他 的態度是經久不變的。他被打倒時仍從容鎮定，使他的死愈加聳人聽聞。薩 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動，雖然他現在對一切都取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
我們回到巴黎時薩特希望參加戈德曼的葬禮。克萊爾·埃切雷利駕駛她 的小汽車送我們夫太平間。我們沒有進去，但我們隨柩車到了公墓的門口。 這兒擁擠不堪，我發現很難過去，雖然人們認出了薩特，紛紛有禮貌地給他 讓路。但汽車又不允許越出某一地區。薩特和我緩慢而艱難地通過擁擠的人 群，埃切雷利留在車上。走了一會兒薩特感到一點勁也沒有了。我想讓他坐 在旁邊一座墓上歇一下，這時有人拿來一把椅子。薩特坐在上麵，我們在那 兒歇了一會，一些不認識的人圍著我們看了又看。幸好勒內·索雷爾看見了 我們;她的汽車就停在我們旁邊。我們請人轉告克萊爾·埃切雷利我們走了， 便進了勒內的車。
薩特恢復了他同維克多的工作。我有點擔心這事。接連三天我都在問他：
“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第一天他說：“進行得不好。我們一上午都在爭 論(某個問題或另一個問題)??”第二天他答道：“還是不怎麽好。我們 不一致。”第三天他說：“我們開始相互理解了。”我擔心他可能會作出太 多的讓步。我很想及時了解這談話，但它們錄音後由阿萊特拿去整理和列印 出米。她幹得很慢。薩特對我說，什麽都還沒弄好。
11 月，他為《晨報》同卡特琳娜·克萊芒有一個談話，並和報社的編輯 們吃了一次午飯。12 月，他對貝爾納·多爾談到他對於戲劇的思想。談話發 表在《戲劇作品》雜誌上，他談到他喜歡的劇作家——皮蘭德洛，布萊希特， 貝克特——並詳細敘述了他自己的戲劇歷史。1980 年 1 月，他發表聲明抗議 對安德烈·薩哈羅夫實行軟禁，支持聯合抵製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2 月 28 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戀月刊《快樂的腳步》的訪問，他同卡特琳娜·克萊 芒和貝爾納·班戈為即將出版的一期《弓》進行了一次談話。
2 《不變的時代》，克洛德·莫裏亞克，第六卷。
1980 年
2 月 4 日，薩特在布魯塞斯醫院作了一個新的檢查，按照檢查結果看， 他的情況不好不壞。他覺得自己的活動很有意思，同年輕女人的往來很是愉 快。不管別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記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 輝直射進他的書房，拂照在他的臉上。“啊，太陽!”他狂喜地喊道。我們 計劃著他、我和西爾薇去貝爾伊萊度復活節假，他常常興高采烈地談到它。 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棄了抽菸。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們一 起吃午飯時，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還要剩一半下來。
3 月初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阿萊特發現他躺在臥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 糊塗。後來我們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厲害，給他 帶來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這些酒藏在櫃子裏和書後麵。那個星期六 晚上——萬達離開後他唯一的一次獨自一人過了一夜——他乘機大喝了一 通。我和阿萊特拿走了這些酒瓶。我給那些年輕的女士們打電話，請她們再 不要拿酒來，我狠狠地責備薩特。實際上，這次醉酒沒有引起直接的後果， 顯然不會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擔心以後的發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為什 麽又喝起酒來。這跟他近來一向表現的穩定的精神狀況不相符合。他避開我 提出的問題，笑了起來：“但你也愛喝酒，”他說。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 樣，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況了。“日久成自然，”並不是這麽回事1。時間 不但不會治癒創傷，恰恰相反，它還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後來我找到了這個 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沒有清楚地認識到：他不滿意自己同維克多的這次談話， 而這個談話很快就要在《新觀察家》上發表。在它發表前一個多星期，我終 於讀到這個談話——它由薩特和貝利·萊維署名，貝利·萊維是維克多的真 名。我異常震驚，這跟薩特在《斜線》中說的“複數的思想”完全沒有關係。 維克多沒有直接表達他自己的任何見解，而是使之出於薩特之口;他以披露 事實的名義，扮演著一個代理人的角色。他對薩特說話的口氣居高臨下，傲 慢不遜，所有在發表前讀過這一談話的朋友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跟我 一樣，他們因這個談話具有對薩特“逼供”的性質而震驚。事實上，從薩特 第一次見到維克多以來，維克多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和其他許多以前的 毛主義者一樣，轉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 世界觀成了唯靈論的甚至是宗教性的東西。薩特很不滿意他的這種轉變。我 記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爾薇在一起說話，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滿：“維 克多要堅持整個道德都起源於猶太教的全部經文!但我完全不這樣看，”他 對我們說。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一連許多天他不停地同維克多爭辯，然後， 厭倦於爭論，終於作了讓步。維克多不是幫助薩特去發揮薩特自己的思想， 而是對他施加壓力使他拋棄自己的思想。維克多竟敢說，薩特關心的隻是怎 樣去趕時髦!——薩特一生之中，從來沒有想到要去趕時髦。維克多還大肆 詆毀博愛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是強烈並且深刻的。我 向薩特表達了我的失望程度。薩特有些驚訝。他原指望這個談話會受到某種 適度的批評，沒想到現在受到這樣激烈的反對。我告訴他，《現代》全體成 員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樣的。但這話隻是使他更加決心馬上發表這個談話。
場合時，常給人一種痛苦的印象。在呂泰塔旅館相會之後，雷蒙·阿隆在寫 給克洛德·莫裏亞克的信中說：“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個已死的人2。”但 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談的人都被他那種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動。
他同意接受 m.-a.馬喬希的採訪，她在《歐洲》上發表了這個訪問記。 但他不很喜歡它。
我們離開巴黎後不久，莉蓮·西格爾從巴黎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戈 德曼被害的消息，我驚呆了。戈德曼總是準時參加《現代》的會議，我開始 就很喜歡他，後來變為一種深沉的感情。我喜歡他冷嘲熱諷式的智慧，他的 快樂，他的熱情。他充滿活力，語驚四座，獨具怪才;無論是對敵對友，他 的態度是經久不變的。他被打倒時仍從容鎮定，使他的死愈加聳人聽聞。薩 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動，雖然他現在對一切都取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
我們回到巴黎時薩特希望參加戈德曼的葬禮。克萊爾·埃切雷利駕駛她 的小汽車送我們夫太平間。我們沒有進去，但我們隨柩車到了公墓的門口。 這兒擁擠不堪，我發現很難過去，雖然人們認出了薩特，紛紛有禮貌地給他 讓路。但汽車又不允許越出某一地區。薩特和我緩慢而艱難地通過擁擠的人 群，埃切雷利留在車上。走了一會兒薩特感到一點勁也沒有了。我想讓他坐 在旁邊一座墓上歇一下，這時有人拿來一把椅子。薩特坐在上麵，我們在那 兒歇了一會，一些不認識的人圍著我們看了又看。幸好勒內·索雷爾看見了 我們;她的汽車就停在我們旁邊。我們請人轉告克萊爾·埃切雷利我們走了， 便進了勒內的車。
薩特恢復了他同維克多的工作。我有點擔心這事。接連三天我都在問他：
“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第一天他說：“進行得不好。我們一上午都在爭 論(某個問題或另一個問題)??”第二天他答道：“還是不怎麽好。我們 不一致。”第三天他說：“我們開始相互理解了。”我擔心他可能會作出太 多的讓步。我很想及時了解這談話，但它們錄音後由阿萊特拿去整理和列印 出米。她幹得很慢。薩特對我說，什麽都還沒弄好。
11 月，他為《晨報》同卡特琳娜·克萊芒有一個談話，並和報社的編輯 們吃了一次午飯。12 月，他對貝爾納·多爾談到他對於戲劇的思想。談話發 表在《戲劇作品》雜誌上，他談到他喜歡的劇作家——皮蘭德洛，布萊希特， 貝克特——並詳細敘述了他自己的戲劇歷史。1980 年 1 月，他發表聲明抗議 對安德烈·薩哈羅夫實行軟禁，支持聯合抵製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2 月 28 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戀月刊《快樂的腳步》的訪問，他同卡特琳娜·克萊 芒和貝爾納·班戈為即將出版的一期《弓》進行了一次談話。
2 《不變的時代》，克洛德·莫裏亞克，第六卷。
1980 年
2 月 4 日，薩特在布魯塞斯醫院作了一個新的檢查，按照檢查結果看， 他的情況不好不壞。他覺得自己的活動很有意思，同年輕女人的往來很是愉 快。不管別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記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 輝直射進他的書房，拂照在他的臉上。“啊，太陽!”他狂喜地喊道。我們 計劃著他、我和西爾薇去貝爾伊萊度復活節假，他常常興高采烈地談到它。 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棄了抽菸。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們一 起吃午飯時，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還要剩一半下來。
3 月初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阿萊特發現他躺在臥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 糊塗。後來我們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厲害，給他 帶來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這些酒藏在櫃子裏和書後麵。那個星期六 晚上——萬達離開後他唯一的一次獨自一人過了一夜——他乘機大喝了一 通。我和阿萊特拿走了這些酒瓶。我給那些年輕的女士們打電話，請她們再 不要拿酒來，我狠狠地責備薩特。實際上，這次醉酒沒有引起直接的後果， 顯然不會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擔心以後的發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為什 麽又喝起酒來。這跟他近來一向表現的穩定的精神狀況不相符合。他避開我 提出的問題，笑了起來：“但你也愛喝酒，”他說。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 樣，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況了。“日久成自然，”並不是這麽回事1。時間 不但不會治癒創傷，恰恰相反，它還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後來我找到了這個 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沒有清楚地認識到：他不滿意自己同維克多的這次談話， 而這個談話很快就要在《新觀察家》上發表。在它發表前一個多星期，我終 於讀到這個談話——它由薩特和貝利·萊維署名，貝利·萊維是維克多的真 名。我異常震驚，這跟薩特在《斜線》中說的“複數的思想”完全沒有關係。 維克多沒有直接表達他自己的任何見解，而是使之出於薩特之口;他以披露 事實的名義，扮演著一個代理人的角色。他對薩特說話的口氣居高臨下，傲 慢不遜，所有在發表前讀過這一談話的朋友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跟我 一樣，他們因這個談話具有對薩特“逼供”的性質而震驚。事實上，從薩特 第一次見到維克多以來，維克多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和其他許多以前的 毛主義者一樣，轉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 世界觀成了唯靈論的甚至是宗教性的東西。薩特很不滿意他的這種轉變。我 記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爾薇在一起說話，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滿：“維 克多要堅持整個道德都起源於猶太教的全部經文!但我完全不這樣看，”他 對我們說。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一連許多天他不停地同維克多爭辯，然後， 厭倦於爭論，終於作了讓步。維克多不是幫助薩特去發揮薩特自己的思想， 而是對他施加壓力使他拋棄自己的思想。維克多竟敢說，薩特關心的隻是怎 樣去趕時髦!——薩特一生之中，從來沒有想到要去趕時髦。維克多還大肆 詆毀博愛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是強烈並且深刻的。我 向薩特表達了我的失望程度。薩特有些驚訝。他原指望這個談話會受到某種 適度的批評，沒想到現在受到這樣激烈的反對。我告訴他，《現代》全體成 員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樣的。但這話隻是使他更加決心馬上發表這個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