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自述》在 2 月底開映。評論家們再次熱烈讚揚薩特，觀眾成群結隊地來看 這部影片。《文學雜誌》發表了一個薩特和米歇爾·西卡爾關於《家庭的白 癡》的非常有趣的長篇談話2。有兩期《政治周刊》是薩特專號;其中有夏泰 萊、豪斯特和維克多寫的文章。
“一個多麽輝煌的復興!”我對他說道。“一個埋葬前的復興，”他笑 著答道。實際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薩特是很自負的，唯其如此，他絕不讓自 己陷入虛榮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樣，他關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響。 但是對他說來，“過去”總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來─
─他的下一本書，他的下一個劇本。他現在不再對未來多作指望。而他對自 己的過去非常坦然。有幾次他說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滿意的。但 他不願意被拋棄和被遺忘，即使這僅僅是一段時間。因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 年的全部精力去製定新的計劃，他隻得和他已完成的東西合在一起。他把自 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經完成的東西;通過它們，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被人 所承認。
11 月 7 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館，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學博士學位 的榮譽稱號。在他的講話中(他精心地準備過，並且已熟記於心)他聲明， 他接受這個學位是為了促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對話。“長時間來我是 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說我關注著以色列，我也關注著災難深重的巴勒斯坦人 民。”這個講話發表在《貝爾納·拉紮爾備忘錄》。不久，薩特同埃迪特·索 雷爾的一個談話發表在 11 月底的《猶太人論壇》上1。他說，現在他不會以 《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那樣的方式寫東西了。他談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 1967 年在以色列的旅行，並說到，如果開羅大學授予他學位，他也會接受的。
11 月《新左派評論》開始發表《辯證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長的一節。 其中，薩特思考了蘇聯社會的情況和“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所選 的這一部分哲學色彩要比歷史學色彩濃厚，因此，它們可以說是的延 續，因為第二卷是試圖深入到具體的歷史中去。
在 11 月 12 日的《解放報》上，他發表了一封信支持拘留在裏昂的五個 科西嘉人。11 月 13 日，他在對《政治周刊》的談話中譴責給歐洲帶來危險 的德國-美國的霸權。他參加了“反對德國-美國的歐洲”委員會的活動， 其中的一個爆發點是 j.p.維吉埃。
梅麗娜來巴黎呆了一個星期，薩特常去看她。他見到她的快樂要比在雅 典時減少了許多，他發現她有些“空”，但仍然對她充滿著感情。
《現代》編委會的人員是大大減少了。博斯特聽不清人說話，不再來了; 而郎之曼的全部時間都花在他的關於大屠殺的電影上麵。看來我們應該共同 選擇一些新的成員。由於薩特又開始參加會議，我們選擇了彼埃爾·維克多， 弗朗索瓦·喬治，後者經常與雜誌合作，以及裏古洛特，一個年輕的哲學教 師，曾在雜誌上發表過東西，他寫的一封信深深地感動了我們;還有彼埃爾·戈 德曼，我們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一天晚上他同郎之曼來看薩特，我很快對他 產生強烈的好感;薩特也同樣，但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如果有不認識的人在 場，他完全不說話。當他和我單獨在一起時，他憂慮地說到自己的這種狀況。 我盡可能地安慰他。另一方麵，在又一個晚上，當豪斯特和他妻子來同我們 2 米歇爾·西卡爾是一位對薩特的作品非常了解的青年皙學教師。
1 埃迪特是勒內·德佩斯特裏的前妻。我們是在古巴同她認識的。
一起喝一杯時，薩特是非常活躍的，因為他與他們熟悉。
1977 年
薩特的身體總的說來非常好。病情沒有進一步發展。他走路並不困難， 隻是煙抽得太多，對身體太有影響，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難。但他的心 情很好。“現在我非常快樂，”他對我說。盡管他認為自己情況的“好轉” 是他的葬禮般的“復興”，那些關於他的文章還是使他很高興的。他的智力 沒有受到損害。假如他可以閱讀，並反覆讀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產生出 一些新的思想來。這段時間他在同維克多搞一個對話，談到他們合作的意義 和原因，這個談話發表在 1977 年 1 月 6 日的《解放報》上。在這個談話中他 說明了他即將出版的一本書《權力和自由》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不僅僅適 合於他不能握筆寫作的狀況，也符合他的一種熱切希望：在書中應該表現出 一個我們來。在他看來，這本書是“在我的生命將要終結之時我想要完成的 倫理學和政治學”。當他想到這是一種聯合產生的思想時，他又有些猶疑不 定，因為他仍然相信一個人隻可能獨自進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過我們去產 生一種思想，“這要求一種名副其實的由你和我同時形成的思想;在這個思 想活動中，我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因另一個人的思想而發生一些變化;我們必 須產生一個我們的思想，在這個思想中你在認出了自己的同時也認出我，而 我也在認識你的同時也認識了自己。??”
“不管怎麽說，我的境況是很奇怪的;總的說來，我的文學生涯已經結 束了，我們現在搞的這本書不完全是寫出來的。可以說，我不是一個充滿活 力的人，我活著，但已經衰老了。我同你談著話。我有點超然於自己的作品。 我願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
“事實上我還沒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學工作已完結而言，
我已經死了。??現在我同自己作品的關係有了一個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變化 ──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樣，這使我進入了一個以前所不 熟悉的領域，產生了某種新的東西;這是我搞的最後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 的作品不同，不屬於那些作品的整體之列，但實質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 的地方，比如，在對於自由的理解上。”
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薩特左右兩難的處境使他頗為煩惱，但他努力去適 應它，他不斷地勉慰自己說，目前這種狀況對自己也有積極的一麵。 這時，他又幾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邊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
他沒法站穩腳。拉普雷斯勒醫生要我們放心──薩特的脈管病沒有發展，這 隻是坐骨神經痛。薩特在自己的房間裏一直呆了兩個星期，最後他還是沒有 好轉。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難耐，白天他的腳又折磨著他。一直到 12 月， 他都能夠不大費勁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飯館;然而到了元月，他走這段路每一 回要停下來歇三次，到了飯館時已經是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腿腳痛得厲害。 那時我和阿萊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們在他那兒睡。但到了星期六， 萬達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點;到了這麽晚我和阿萊特再去他那兒很不方便。 米歇爾提了個建議：星期六萬達離開後她去薩特那兒，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 間睡。這種安排對我們每個人都合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這樣辦的。 一個星期天，薩特、我和西爾薇在“棒槌”飯館吃午飯，他的行為很反 常──他好像完全睡著了。這天晚上九點左右，他的病狀加劇，我不得不撥 了急救中心的電話，請來醫生;薩特的血壓是 250。打了一針後降到 140。由 於血壓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庫爾諾醫生來了，莉蓮也在這兒，
“一個多麽輝煌的復興!”我對他說道。“一個埋葬前的復興，”他笑 著答道。實際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薩特是很自負的，唯其如此，他絕不讓自 己陷入虛榮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樣，他關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響。 但是對他說來，“過去”總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來─
─他的下一本書，他的下一個劇本。他現在不再對未來多作指望。而他對自 己的過去非常坦然。有幾次他說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滿意的。但 他不願意被拋棄和被遺忘，即使這僅僅是一段時間。因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 年的全部精力去製定新的計劃，他隻得和他已完成的東西合在一起。他把自 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經完成的東西;通過它們，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被人 所承認。
11 月 7 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館，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學博士學位 的榮譽稱號。在他的講話中(他精心地準備過，並且已熟記於心)他聲明， 他接受這個學位是為了促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對話。“長時間來我是 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說我關注著以色列，我也關注著災難深重的巴勒斯坦人 民。”這個講話發表在《貝爾納·拉紮爾備忘錄》。不久，薩特同埃迪特·索 雷爾的一個談話發表在 11 月底的《猶太人論壇》上1。他說，現在他不會以 《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那樣的方式寫東西了。他談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 1967 年在以色列的旅行，並說到，如果開羅大學授予他學位，他也會接受的。
11 月《新左派評論》開始發表《辯證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長的一節。 其中，薩特思考了蘇聯社會的情況和“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所選 的這一部分哲學色彩要比歷史學色彩濃厚，因此，它們可以說是的延 續，因為第二卷是試圖深入到具體的歷史中去。
在 11 月 12 日的《解放報》上，他發表了一封信支持拘留在裏昂的五個 科西嘉人。11 月 13 日，他在對《政治周刊》的談話中譴責給歐洲帶來危險 的德國-美國的霸權。他參加了“反對德國-美國的歐洲”委員會的活動， 其中的一個爆發點是 j.p.維吉埃。
梅麗娜來巴黎呆了一個星期，薩特常去看她。他見到她的快樂要比在雅 典時減少了許多，他發現她有些“空”，但仍然對她充滿著感情。
《現代》編委會的人員是大大減少了。博斯特聽不清人說話，不再來了; 而郎之曼的全部時間都花在他的關於大屠殺的電影上麵。看來我們應該共同 選擇一些新的成員。由於薩特又開始參加會議，我們選擇了彼埃爾·維克多， 弗朗索瓦·喬治，後者經常與雜誌合作，以及裏古洛特，一個年輕的哲學教 師，曾在雜誌上發表過東西，他寫的一封信深深地感動了我們;還有彼埃爾·戈 德曼，我們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一天晚上他同郎之曼來看薩特，我很快對他 產生強烈的好感;薩特也同樣，但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如果有不認識的人在 場，他完全不說話。當他和我單獨在一起時，他憂慮地說到自己的這種狀況。 我盡可能地安慰他。另一方麵，在又一個晚上，當豪斯特和他妻子來同我們 2 米歇爾·西卡爾是一位對薩特的作品非常了解的青年皙學教師。
1 埃迪特是勒內·德佩斯特裏的前妻。我們是在古巴同她認識的。
一起喝一杯時，薩特是非常活躍的，因為他與他們熟悉。
1977 年
薩特的身體總的說來非常好。病情沒有進一步發展。他走路並不困難， 隻是煙抽得太多，對身體太有影響，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難。但他的心 情很好。“現在我非常快樂，”他對我說。盡管他認為自己情況的“好轉” 是他的葬禮般的“復興”，那些關於他的文章還是使他很高興的。他的智力 沒有受到損害。假如他可以閱讀，並反覆讀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產生出 一些新的思想來。這段時間他在同維克多搞一個對話，談到他們合作的意義 和原因，這個談話發表在 1977 年 1 月 6 日的《解放報》上。在這個談話中他 說明了他即將出版的一本書《權力和自由》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不僅僅適 合於他不能握筆寫作的狀況，也符合他的一種熱切希望：在書中應該表現出 一個我們來。在他看來，這本書是“在我的生命將要終結之時我想要完成的 倫理學和政治學”。當他想到這是一種聯合產生的思想時，他又有些猶疑不 定，因為他仍然相信一個人隻可能獨自進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過我們去產 生一種思想，“這要求一種名副其實的由你和我同時形成的思想;在這個思 想活動中，我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因另一個人的思想而發生一些變化;我們必 須產生一個我們的思想，在這個思想中你在認出了自己的同時也認出我，而 我也在認識你的同時也認識了自己。??”
“不管怎麽說，我的境況是很奇怪的;總的說來，我的文學生涯已經結 束了，我們現在搞的這本書不完全是寫出來的。可以說，我不是一個充滿活 力的人，我活著，但已經衰老了。我同你談著話。我有點超然於自己的作品。 我願意同你一起??搞出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
“事實上我還沒有死;我能吃也能喝。但就我的文學工作已完結而言，
我已經死了。??現在我同自己作品的關係有了一個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變化 ──我同你一起工作;你的思想跟我的不一樣，這使我進入了一個以前所不 熟悉的領域，產生了某種新的東西;這是我搞的最後一部作品，它跟我以前 的作品不同，不屬於那些作品的整體之列，但實質上它跟那些作品又有相同 的地方，比如，在對於自由的理解上。”
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薩特左右兩難的處境使他頗為煩惱，但他努力去適 應它，他不斷地勉慰自己說，目前這種狀況對自己也有積極的一麵。 這時，他又幾乎不能行走了。他的左半邊腿疼痛──小腿、大腿和踝部。
他沒法站穩腳。拉普雷斯勒醫生要我們放心──薩特的脈管病沒有發展，這 隻是坐骨神經痛。薩特在自己的房間裏一直呆了兩個星期，最後他還是沒有 好轉。晚上，他的腿使他疼痛難耐，白天他的腳又折磨著他。一直到 12 月， 他都能夠不大費勁地走到附近的巴西飯館;然而到了元月，他走這段路每一 回要停下來歇三次，到了飯館時已經是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腿腳痛得厲害。 那時我和阿萊特晚上都同他在一起，我們在他那兒睡。但到了星期六， 萬達要同他一起呆到十一點;到了這麽晚我和阿萊特再去他那兒很不方便。 米歇爾提了個建議：星期六萬達離開後她去薩特那兒，晚上就在他的隔壁房 間睡。這種安排對我們每個人都合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這樣辦的。 一個星期天，薩特、我和西爾薇在“棒槌”飯館吃午飯，他的行為很反 常──他好像完全睡著了。這天晚上九點左右，他的病狀加劇，我不得不撥 了急救中心的電話，請來醫生;薩特的血壓是 250。打了一針後降到 140。由 於血壓突然下降他第二天感到很不舒服。庫爾諾醫生來了，莉蓮也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