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3 月初，薩特對我口述了一篇關於帕索利尼的文章。薩特在羅馬見過他， 十分喜歡他的一些電影，特別是《美狄亞》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對《聖 堂)的美妙回憶。在這篇文章中，薩特回顧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 己用筆寫，字跡無法辨認，後來又背給我聽。這是一篇好文章，發表在 1976
年 3 月 14 日的《晚郵報》上。他完成這篇文章總共不到三個小時，這使他非 常高興。
我和維克多都認為，有好長一段時間薩特的腦力都沒有這麽好過。有時 他確實給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滅的印象，但那是在場的人太多或人們讓他 厭煩的時候;他也可以是充滿生氣、精神抖擻的。例如，在我們同艾麗絲·施 瓦爾澤一起度過的晚上，他就是這樣。但有一點是確實的：雖然他可以聽別 人談話，他作回答或參加討論，但他不再有創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著一種 空白，所以，現在對他說來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難適應新的東西， 很難容忍別人反駁他。我幾乎從來不反駁他的話，即使他對過去發生的事有 著許多錯覺。
3 月 10 日，我們同西爾薇去威尼斯，這是我們三人永不會感到厭倦的城 市。薩特邁著小步同我走了很長時間：“你不厭煩嗎?同一個走得這樣慢的 可憐蟲散步，你不厭煩嗎?”他有一次問我。我對他說不厭煩，這是真心話。 他能散步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夠我高興的了。他有時仍是憂鬱地對我說：“我 再不能恢復我的眼睛了。”當小汽艇上的遊客扶著他的胳臂幫助他上岸時， 他感到傷心。“我看來像一個衰弱不堪的人嗎?”他問我。“你看上去眼睛 不好用，這沒有什麽可難為情的!”我對他說。但這些烏雲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右臂神經疼，很難受，我對他說：“看，這是什麽?這就是老之將至。 一個人總是有這樣那樣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說：“我沒有這樣的事。我什 麽毛病都沒有。”這使我笑了起來，他想了一會，也笑了起來，他很自然地 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損傷，他比去年更好地適應了自己的狀況。
又回到了巴黎，他繼續同維克多寫他的著作。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天──
陽光燦爛，草木蔥翠，薩特的花園裏繁花似錦，鳥兒歡鳴。閱讀，音樂和電 影排滿了我們下午和晚上的時間。這一年年初，《境況種種》已出版，內含 四篇政治隨筆，一個關於《家庭的白癡》的談話，一個同我關於女權主義的 談話，一個同孔達的題為《七十歲自畫像》的長篇談話。伽利瑪出版社《如 此》叢書中再版了《存在與虛無》，在《思想》叢書中再版了《境況》第一 集。《辯證理性批判》的英譯本在倫敦出版(德文本於 1967 年出版)。薩特 在澳大利亞廣播電台的談話──關於馬克思主義，關於萊恩和關於知識分子 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紐約出版。5 月 1 日他就電影《薩特自述》的劇本 作了一個談話，他談到他同法國電視台的爭論。6 月他在《解放報》發表了 關於拉紮克的一封信：他很遺憾自己不能在降靈節參加關於拉紮克的會議。 在這個月，《新觀察家》發表一篇他寫的短文章，其中談到企業中的勞動安 全問題。
他還在一個聲援“邊緣團體”的聲明上簽名，這個團體 1 月 20 日占領了 蘇聯大使館的一座附屬建築物。在 1 月 28 日的《解放報》上他簽名於一個呼 籲書，要求共和國總統幫助讓·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學教員，臨時派 去教中學。1966 年，帕潘斯基教一個班的英語，一個視察員來了;這人不懂 英語，卻寫了一個說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報告，讓帕潘斯基回小學去。帕潘 斯基要求對方改正錯誤的說法，但沒有結果。1974 年他發表了一個題為《蹩 腳劇場》的小冊子，抨擊這個視察員、陪審團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 終生除名於教師名冊，他因而開始了絕食(長達九十天)。
在 2 月 17 日的《解放報》和 2 月 18 日的《世界報》上，刊登了薩特、 我和五十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簽名的一份呼籲書，要求釋放米克哈爾·斯特 恩先生。我們一起發起了一個支援他的運動，最後我們取得了勝利。6 月 12 日薩特和另外一些知識分子發表了一個公報，對烏爾裏克·米恩霍夫在德國 監獄的死表示震驚。
這一年夏天，我和薩特分開了一個月，薩特先是同阿萊特在朱納斯，然 後同萬達在威尼斯度假;同時我再次同西爾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後，我們三 個人，薩特、西爾薇和我前往卡普裏。我們住在奎斯桑那旅館，在這兒呆了 將近三個星期，非常愉快──卡普裏是薩特最喜歡的地方。每天下午，我們 很早就去薩洛托喝點什麽。薩特甚至兩次步行到島上汽車禁止通行的地方， 這段路是很長的，他得經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經沒有多大妨礙了。 我們在露天飯館吃午飯時，他坐著曬太陽。憑窗遠眺，他可以感覺到這如畫 的美景逐漸消失在藍色的海水之中。
我們返回羅馬──我們把汽車留在那不勒斯的一個汽車場──回到我們 常住的那個帶陽台的房間。第二天西爾薇走了，薩特和我還要一起呆兩個星 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樣，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萬神殿的一部分和鄰 近的街道現在被用作散步的場所，我們常去那兒散步。我們同巴索和他的妻 子在拉文拉廣場吃午飯。我們在威尼斯偶然遇見了喬斯·代恩和馬爾卡·裏 包斯卡，以前我見過她們，她們來同我商談為電視台改編《被解除婚約的婦 女》一事。薩特很喜歡她們，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的假期結束時，博斯特 一家來看我們並陪同我們去飛機場，從那兒我們飛往希臘。因為薩特答應過 梅麗娜去雅典看她;我們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 她一起度過。我們沒有去找過去我們喜歡的旅館，不過我們住的那個旅館就 在它附近，十分陰暗。雖然房外陽光燦爛，房內卻不得不從早到晚點著燈。 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開始搞那個改編的腳本，為《被解除婚約的婦女》寫 對話。
又是 9 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數日程的改變，一年前那樣的生活又開始 了。直到 10 月中旬天氣才好起來，我們的心情也開朗了。而且薩特確實適應 了自己的狀況，他的事情進行得不錯。他不再參加《現代》的會議，他以極 大的熱情同維克多工作，而人們總是要求他做這樣那樣的事情。10 月，他參 加了一個支持蘇聯政治犯的集會，要求釋放庫茲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 唐戴克一起，簽名於博米·巴烏曼的書《西柏林的 tupamaros》的前言1，這 書作為《野性的法國》叢書之一出版。這是一個從前的德國恐怖主義者的自 傳，德國警察在 1975 年沒收了它;薩特同海因裏希·波爾一起要求出版這書。 這時它在法國出版。薩特寫道：“博米·巴烏曼的觀點並不一定是我們的， 但它們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國呼喊。”
9 月，《骯髒的手》再次在“水手”劇院上演。此劇在各省巡迴演出已 達一百五十場。除了馬卡伯呂，評論界對該劇的反應都是很好的，電影《薩 1 我曾說過，在薩特訪問巴迪爾時，他給薩特開車。
3 月初，薩特對我口述了一篇關於帕索利尼的文章。薩特在羅馬見過他， 十分喜歡他的一些電影，特別是《美狄亞》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對《聖 堂)的美妙回憶。在這篇文章中，薩特回顧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 己用筆寫，字跡無法辨認，後來又背給我聽。這是一篇好文章，發表在 1976
年 3 月 14 日的《晚郵報》上。他完成這篇文章總共不到三個小時，這使他非 常高興。
我和維克多都認為，有好長一段時間薩特的腦力都沒有這麽好過。有時 他確實給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滅的印象，但那是在場的人太多或人們讓他 厭煩的時候;他也可以是充滿生氣、精神抖擻的。例如，在我們同艾麗絲·施 瓦爾澤一起度過的晚上，他就是這樣。但有一點是確實的：雖然他可以聽別 人談話，他作回答或參加討論，但他不再有創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著一種 空白，所以，現在對他說來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難適應新的東西， 很難容忍別人反駁他。我幾乎從來不反駁他的話，即使他對過去發生的事有 著許多錯覺。
3 月 10 日，我們同西爾薇去威尼斯，這是我們三人永不會感到厭倦的城 市。薩特邁著小步同我走了很長時間：“你不厭煩嗎?同一個走得這樣慢的 可憐蟲散步，你不厭煩嗎?”他有一次問我。我對他說不厭煩，這是真心話。 他能散步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夠我高興的了。他有時仍是憂鬱地對我說：“我 再不能恢復我的眼睛了。”當小汽艇上的遊客扶著他的胳臂幫助他上岸時， 他感到傷心。“我看來像一個衰弱不堪的人嗎?”他問我。“你看上去眼睛 不好用，這沒有什麽可難為情的!”我對他說。但這些烏雲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右臂神經疼，很難受，我對他說：“看，這是什麽?這就是老之將至。 一個人總是有這樣那樣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說：“我沒有這樣的事。我什 麽毛病都沒有。”這使我笑了起來，他想了一會，也笑了起來，他很自然地 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損傷，他比去年更好地適應了自己的狀況。
又回到了巴黎，他繼續同維克多寫他的著作。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天──
陽光燦爛，草木蔥翠，薩特的花園裏繁花似錦，鳥兒歡鳴。閱讀，音樂和電 影排滿了我們下午和晚上的時間。這一年年初，《境況種種》已出版，內含 四篇政治隨筆，一個關於《家庭的白癡》的談話，一個同我關於女權主義的 談話，一個同孔達的題為《七十歲自畫像》的長篇談話。伽利瑪出版社《如 此》叢書中再版了《存在與虛無》，在《思想》叢書中再版了《境況》第一 集。《辯證理性批判》的英譯本在倫敦出版(德文本於 1967 年出版)。薩特 在澳大利亞廣播電台的談話──關於馬克思主義，關於萊恩和關於知識分子 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紐約出版。5 月 1 日他就電影《薩特自述》的劇本 作了一個談話，他談到他同法國電視台的爭論。6 月他在《解放報》發表了 關於拉紮克的一封信：他很遺憾自己不能在降靈節參加關於拉紮克的會議。 在這個月，《新觀察家》發表一篇他寫的短文章，其中談到企業中的勞動安 全問題。
他還在一個聲援“邊緣團體”的聲明上簽名，這個團體 1 月 20 日占領了 蘇聯大使館的一座附屬建築物。在 1 月 28 日的《解放報》上他簽名於一個呼 籲書，要求共和國總統幫助讓·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學教員，臨時派 去教中學。1966 年，帕潘斯基教一個班的英語，一個視察員來了;這人不懂 英語，卻寫了一個說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報告，讓帕潘斯基回小學去。帕潘 斯基要求對方改正錯誤的說法，但沒有結果。1974 年他發表了一個題為《蹩 腳劇場》的小冊子，抨擊這個視察員、陪審團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 終生除名於教師名冊，他因而開始了絕食(長達九十天)。
在 2 月 17 日的《解放報》和 2 月 18 日的《世界報》上，刊登了薩特、 我和五十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簽名的一份呼籲書，要求釋放米克哈爾·斯特 恩先生。我們一起發起了一個支援他的運動，最後我們取得了勝利。6 月 12 日薩特和另外一些知識分子發表了一個公報，對烏爾裏克·米恩霍夫在德國 監獄的死表示震驚。
這一年夏天，我和薩特分開了一個月，薩特先是同阿萊特在朱納斯，然 後同萬達在威尼斯度假;同時我再次同西爾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後，我們三 個人，薩特、西爾薇和我前往卡普裏。我們住在奎斯桑那旅館，在這兒呆了 將近三個星期，非常愉快──卡普裏是薩特最喜歡的地方。每天下午，我們 很早就去薩洛托喝點什麽。薩特甚至兩次步行到島上汽車禁止通行的地方， 這段路是很長的，他得經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經沒有多大妨礙了。 我們在露天飯館吃午飯時，他坐著曬太陽。憑窗遠眺，他可以感覺到這如畫 的美景逐漸消失在藍色的海水之中。
我們返回羅馬──我們把汽車留在那不勒斯的一個汽車場──回到我們 常住的那個帶陽台的房間。第二天西爾薇走了，薩特和我還要一起呆兩個星 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樣，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萬神殿的一部分和鄰 近的街道現在被用作散步的場所，我們常去那兒散步。我們同巴索和他的妻 子在拉文拉廣場吃午飯。我們在威尼斯偶然遇見了喬斯·代恩和馬爾卡·裏 包斯卡，以前我見過她們，她們來同我商談為電視台改編《被解除婚約的婦 女》一事。薩特很喜歡她們，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的假期結束時，博斯特 一家來看我們並陪同我們去飛機場，從那兒我們飛往希臘。因為薩特答應過 梅麗娜去雅典看她;我們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 她一起度過。我們沒有去找過去我們喜歡的旅館，不過我們住的那個旅館就 在它附近，十分陰暗。雖然房外陽光燦爛，房內卻不得不從早到晚點著燈。 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開始搞那個改編的腳本，為《被解除婚約的婦女》寫 對話。
又是 9 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數日程的改變，一年前那樣的生活又開始 了。直到 10 月中旬天氣才好起來，我們的心情也開朗了。而且薩特確實適應 了自己的狀況，他的事情進行得不錯。他不再參加《現代》的會議，他以極 大的熱情同維克多工作，而人們總是要求他做這樣那樣的事情。10 月，他參 加了一個支持蘇聯政治犯的集會，要求釋放庫茲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 唐戴克一起，簽名於博米·巴烏曼的書《西柏林的 tupamaros》的前言1，這 書作為《野性的法國》叢書之一出版。這是一個從前的德國恐怖主義者的自 傳，德國警察在 1975 年沒收了它;薩特同海因裏希·波爾一起要求出版這書。 這時它在法國出版。薩特寫道：“博米·巴烏曼的觀點並不一定是我們的， 但它們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國呼喊。”
9 月，《骯髒的手》再次在“水手”劇院上演。此劇在各省巡迴演出已 達一百五十場。除了馬卡伯呂，評論界對該劇的反應都是很好的，電影《薩 1 我曾說過，在薩特訪問巴迪爾時，他給薩特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