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0 日的大會開得死氣沉沉。第二天，我們都在斯科普科洛圍在一張 小桌旁吃午飯，但我們沒有回到討論上來。現在沒人再有那種神聖的激情， 因為議定書仍然沒有簽字，我們有點懷疑整個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 歷史學家那一組在一天上午來到薩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組”見麵;她們顯得 極願合作，對節目一事興趣甚濃。
錢的問題變得緊迫了。5 月 12 日(星期一)我們四個人在薩特的住處會 麵;朱利昂也在，我們每個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顯然缺乏誠意。整個事 情都取決於──至少在表麵上──我們的工作被劃為哪一類。如果它是一個 戲劇節目，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資金;如果它是一個記錄片，我們隻 能得到這筆錢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勸說電視作者和作曲者協會的會長阿蘭·德 考把它歸到戲劇一類。我們約他在下一個星期三會麵，薩特在給朱利昂的一 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的態度。
讓-保爾·薩特 巴黎，1975 年 5 月 15 日 電視台二台台長巴塞爾·朱利昂先生 大學路 158 號 巴黎第七區 我們一致同意由我創作一部電視作品，即一組在一個綜合性思想指導下 的節目，它由圖象、對話和評論製作而成，評論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來歷史 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歷史角色的演員。
顯而易見，我們沒有聲稱要考慮到這段歷史的所有事實：我們所追求的 不是文獻式的客觀性。我們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選擇，這些材料是圍繞一個特 殊主體的歷史──我的歷史──而進行加工的。
確切地說，我們要做往事的敘述，我們希望電視觀眾從自身歷史出發， 來判別這一歷史中的真理和謊言。我們打算給作品以一種史詩的性質，使它 成為本世紀的長篇傳奇。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運用各種美學手段：
──象徵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噁心》的主題);
──抒情風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顧西班牙);
──真實再現(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將出現一位 1917 年的戰爭顧問);
──戲劇場麵(薩特和演員們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關於克朗斯塔德的俄國文獻，這 與它們原來的使用目的並不一致);
我們上麵談到的處理手法隻是一些例子：它們不具有限定意義。 因此，我認為，這一作品隻能被看成電視戲劇節目，完全不是記錄片。
5 月 22 日德考來見薩特;他態度非常和氣，完全理解我們的意思。他把 這個節目歸到戲劇一類，這使節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維克多寫信給歷史學家 們報告了這個好消息。這時，同電視二台的對話仍在繼續進行。6 月 11 日， 在沃爾弗羅姆的家，舉行了一個至少有十四人參加的報告會，包括朱利昂、 埃德蘭-帕泰的代表，羅歇·路易和視聽協會理事皮埃爾·埃馬紐埃爾。遇 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孔達和阿斯特律克的電影《薩特自述》在電影院或 電視屏幕上映出，這可能會形成與電視二台的節目唱對台戲的局麵。這個問 題因塞利曼──這部影片的製作者──給朱利昂寫了一封信而後得到解決， 他保證在薩特提供給電視二台的十個節目播完之前，電影不上映。6 月 18 日， 我們的律師凱傑曼同電視二台的律師布雷丁會麵，他們起草了一個由薩特和 朱利昂簽字的議定書。6 月底歷史學家和其他有關攝製人員召開了最後一次 全體會議，他們對此事充滿希望。7 月 5 日薩特離開巴黎，他並沒有那麽樂 觀;因為 6 月 30 日他寫信給朱利昂，要求與他會麵，但朱利昂沒有答覆。
雖然這個計劃使薩特很忙，他這一年還從事了許多其它活動。我繼續讀 書給他聽，一般都是些關於最近七十五年歷史的書。他聽著我讀並且做錄音。 他的智力沒有衰退，對一切使他感興趣的事他都有極好的記憶。但在時間和 空間中，他時常摸不著頭腦，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習慣，他變得不大在 意，雖然以前他和我一樣，對這些習慣是很注意的。
由於《弓》的一期刊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婦女鬥爭》一文，我 問他怎樣看待他同女權主義的關係，他在回答中頗多頌揚，但比較表麵化。
3 月 23 日到 4 月 16 日，我們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 年 4 月 25 日，這 裏發生了人們稱為“石竹花革命”的事變。經歷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義統治 之後，一些厭惡安哥拉戰爭的軍官，搞了一次政變，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政 變集團，這是全體人民的覺醒，他們對“武裝力量運動”給予了支持。薩特 希望親臨其境了解這個不尋常的事件。開始他很擔心：“我怎麽能夠看見裏 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慮了。我們住的旅館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個 很大的露天市場，非常喧鬧。天氣很不錯，但風很大，我們不能在戶外陽台 上呆久。於是我們沿著大街在快樂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羅索的平台上。薩 特此行所關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爾·維克多陪同，有時由塞爾日·朱 利陪同，同“武裝力量運動”的成員進行了多次交談。他在“紅色兵營”吃 午飯，不久前，一些企圖暴動的軍官曾向這兒發起過進攻。薩特對學生作了 一次演講，但他們對他提出的問題缺乏反應，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來，這 些人與其說是進行了革命，不如說是經受了革命。另一方麵，他同靠近彼爾 圖的一個自治管理工廠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觸。他還參加了作家的一次會議， 這些作家在探討他們今後要起的作用，他們有些不知所措。
薩特回到巴黎，在廣播電台作了一個關於葡萄牙的很好的談話;從 4 月 22 日到 26 日，由朱利編輯，《解放報》發表了薩特、我、維克多和加維之 間的係列談話：(一)革命與軍人;(二)婦女與大學生;(三)人民與自 治;(四)矛盾;(五)三種權力。薩特最後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裝力 量運動”。
5 月，捷克哲學家卡雷爾·科西克寄給薩特一封公開信，譴責捷克政府 對知識分子實行的鎮壓。他說到他個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沒 收的情況。薩特也寫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卡雷爾·科西克。他寫道：“你 們的政府維護的是虛假的思想，它們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產生並檢驗過的， 它們是從蘇聯揀來的詞語拚湊起來的東西，被用來掩蓋活動而不是揭示其意 義。”他還在 5 月 10 日的《世界報》上發表了一個關於羅素法庭過去活動的 聲明。受該報之邀，他談到越南戰爭結束的問題。他同蒂托·傑拉西有一個 談話發表在芝加哥的一家雜誌上。其中談到：“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擴大了我 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們的影響看成隻是局限於法國。我參加的鬥爭是世 界性的鬥爭。”這一年他在好幾個文件上簽了名：一個要求遵守關於越南問 題的巴黎協定的號召書(1 月 26 日至 27 日的《世界報》)，一個對讓-埃 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於為智利囚犯進行辯護的錢 款(雖然還不能確認);一個支持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的呼籲書(1975 年 6 月 17 日的《世界報》)。
錢的問題變得緊迫了。5 月 12 日(星期一)我們四個人在薩特的住處會 麵;朱利昂也在，我們每個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顯然缺乏誠意。整個事 情都取決於──至少在表麵上──我們的工作被劃為哪一類。如果它是一個 戲劇節目，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資金;如果它是一個記錄片，我們隻 能得到這筆錢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勸說電視作者和作曲者協會的會長阿蘭·德 考把它歸到戲劇一類。我們約他在下一個星期三會麵，薩特在給朱利昂的一 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的態度。
讓-保爾·薩特 巴黎，1975 年 5 月 15 日 電視台二台台長巴塞爾·朱利昂先生 大學路 158 號 巴黎第七區 我們一致同意由我創作一部電視作品，即一組在一個綜合性思想指導下 的節目，它由圖象、對話和評論製作而成，評論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來歷史 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歷史角色的演員。
顯而易見，我們沒有聲稱要考慮到這段歷史的所有事實：我們所追求的 不是文獻式的客觀性。我們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選擇，這些材料是圍繞一個特 殊主體的歷史──我的歷史──而進行加工的。
確切地說，我們要做往事的敘述，我們希望電視觀眾從自身歷史出發， 來判別這一歷史中的真理和謊言。我們打算給作品以一種史詩的性質，使它 成為本世紀的長篇傳奇。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運用各種美學手段：
──象徵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噁心》的主題);
──抒情風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顧西班牙);
──真實再現(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將出現一位 1917 年的戰爭顧問);
──戲劇場麵(薩特和演員們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關於克朗斯塔德的俄國文獻，這 與它們原來的使用目的並不一致);
我們上麵談到的處理手法隻是一些例子：它們不具有限定意義。 因此，我認為，這一作品隻能被看成電視戲劇節目，完全不是記錄片。
5 月 22 日德考來見薩特;他態度非常和氣，完全理解我們的意思。他把 這個節目歸到戲劇一類，這使節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維克多寫信給歷史學家 們報告了這個好消息。這時，同電視二台的對話仍在繼續進行。6 月 11 日， 在沃爾弗羅姆的家，舉行了一個至少有十四人參加的報告會，包括朱利昂、 埃德蘭-帕泰的代表，羅歇·路易和視聽協會理事皮埃爾·埃馬紐埃爾。遇 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孔達和阿斯特律克的電影《薩特自述》在電影院或 電視屏幕上映出，這可能會形成與電視二台的節目唱對台戲的局麵。這個問 題因塞利曼──這部影片的製作者──給朱利昂寫了一封信而後得到解決， 他保證在薩特提供給電視二台的十個節目播完之前，電影不上映。6 月 18 日， 我們的律師凱傑曼同電視二台的律師布雷丁會麵，他們起草了一個由薩特和 朱利昂簽字的議定書。6 月底歷史學家和其他有關攝製人員召開了最後一次 全體會議，他們對此事充滿希望。7 月 5 日薩特離開巴黎，他並沒有那麽樂 觀;因為 6 月 30 日他寫信給朱利昂，要求與他會麵，但朱利昂沒有答覆。
雖然這個計劃使薩特很忙，他這一年還從事了許多其它活動。我繼續讀 書給他聽，一般都是些關於最近七十五年歷史的書。他聽著我讀並且做錄音。 他的智力沒有衰退，對一切使他感興趣的事他都有極好的記憶。但在時間和 空間中，他時常摸不著頭腦，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習慣，他變得不大在 意，雖然以前他和我一樣，對這些習慣是很注意的。
由於《弓》的一期刊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婦女鬥爭》一文，我 問他怎樣看待他同女權主義的關係，他在回答中頗多頌揚，但比較表麵化。
3 月 23 日到 4 月 16 日，我們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 年 4 月 25 日，這 裏發生了人們稱為“石竹花革命”的事變。經歷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義統治 之後，一些厭惡安哥拉戰爭的軍官，搞了一次政變，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政 變集團，這是全體人民的覺醒，他們對“武裝力量運動”給予了支持。薩特 希望親臨其境了解這個不尋常的事件。開始他很擔心：“我怎麽能夠看見裏 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慮了。我們住的旅館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個 很大的露天市場，非常喧鬧。天氣很不錯，但風很大，我們不能在戶外陽台 上呆久。於是我們沿著大街在快樂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羅索的平台上。薩 特此行所關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爾·維克多陪同，有時由塞爾日·朱 利陪同，同“武裝力量運動”的成員進行了多次交談。他在“紅色兵營”吃 午飯，不久前，一些企圖暴動的軍官曾向這兒發起過進攻。薩特對學生作了 一次演講，但他們對他提出的問題缺乏反應，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來，這 些人與其說是進行了革命，不如說是經受了革命。另一方麵，他同靠近彼爾 圖的一個自治管理工廠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觸。他還參加了作家的一次會議， 這些作家在探討他們今後要起的作用，他們有些不知所措。
薩特回到巴黎，在廣播電台作了一個關於葡萄牙的很好的談話;從 4 月 22 日到 26 日，由朱利編輯，《解放報》發表了薩特、我、維克多和加維之 間的係列談話：(一)革命與軍人;(二)婦女與大學生;(三)人民與自 治;(四)矛盾;(五)三種權力。薩特最後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裝力 量運動”。
5 月，捷克哲學家卡雷爾·科西克寄給薩特一封公開信，譴責捷克政府 對知識分子實行的鎮壓。他說到他個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沒 收的情況。薩特也寫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卡雷爾·科西克。他寫道：“你 們的政府維護的是虛假的思想，它們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產生並檢驗過的， 它們是從蘇聯揀來的詞語拚湊起來的東西，被用來掩蓋活動而不是揭示其意 義。”他還在 5 月 10 日的《世界報》上發表了一個關於羅素法庭過去活動的 聲明。受該報之邀，他談到越南戰爭結束的問題。他同蒂托·傑拉西有一個 談話發表在芝加哥的一家雜誌上。其中談到：“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擴大了我 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們的影響看成隻是局限於法國。我參加的鬥爭是世 界性的鬥爭。”這一年他在好幾個文件上簽了名：一個要求遵守關於越南問 題的巴黎協定的號召書(1 月 26 日至 27 日的《世界報》)，一個對讓-埃 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於為智利囚犯進行辯護的錢 款(雖然還不能確認);一個支持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的呼籲書(1975 年 6 月 17 日的《世界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