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西爾薇在西班牙旅行，從朱納斯、巴黎和佛羅倫斯發來的電報使我 對薩特的健康放了心，薩特同萬達在那邊小住。這次旅行到最後很糟糕。在 蒙彼利埃，在從西班牙到義大利的途中，西爾薇接到她父親逝世的消息，老 人死於心髒病。她把我留在阿維尼翁後，就動身去布裏塔尼，我繼續坐火車 去佛羅倫斯。
當我在薩特住的旅館大廳裏見到他時，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因為他戴 了帽子，白鬍子遮滿了下巴。他不會刮臉，又怎麽也不願意去理髮師那兒。 在去羅馬的火車上，薩特打著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們再次來到我們那間 帶陽台的房間時，我高興地看到他的情況很好。旅館的理髮師成功地贏得他 的信任;他允許這人給他刮臉，這樣一來他就顯得年輕多了。在這之後他用 一個電動刮鬍刀刮臉，很方便，這是西爾薇幾天後同我們會麵時帶給他的。 西爾薇教我使用磁帶錄音機，我開始同薩特進行一組我們在巴黎就開始 的對話。他全神貫注地進行了對話，隻是有幾天他很累，我們的進度就慢了 一些。
除了這個新方法的嚐試，我們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樣有著同樣的節奏 ——短途散步，聽音樂，閱讀報紙和書。其中我給薩特讀了索忍尼辛的《古 拉格群島》和費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們在我們喜歡的飯館平台上吃晚 飯。
一天晚上，我們沿一條狹窄黑暗的小街回家，從一輛駛過來的汽車裏伸 出一隻手強奪我的手提包。我緊緊抓住它不鬆手，但最後它仍被奪去，我也 被拉倒在地。西爾薇和薩特幫助我回到旅館，旅館就在附近。他們請來一位 醫生，醫生對我說，我的左臂脫了臼。他用繃帶進行包紮，第二天我去上了 石膏。這一年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爾薇把汽車開回巴黎。博斯特一家來看我們，隻呆了一會。現在隻有 我們兩人了，我們錄下了幾次談話。由於 9 月中的大雨和暴風，我們很少外 出。
我們在 9 月 22 日回到巴黎，薩待回到那個他“不能再工作”的住處感到 很不高興。晚上西爾薇來這兒，薩特對她說：“您來看死人的家嗎?”過了 一會兒，我問他為什麽這樣，他答道：“為什麽?顯然，我是一具活死屍。” 這是在開始一項活動之前。隻要活動起來，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滿了 生氣。我們繼續我們的對話，他說他是很愉快的。最後他正視了半瞎的狀態， 並且為能很好地適應這種狀態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吉斯卡爾·德斯 坦寫一封信，要求讓貝利·萊維(彼埃爾·維克多)獲得國籍。9 月 30 日吉 斯卡爾親自寫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稱薩特為“maitre”——答應很 快解決這個國籍問題，最後說：“從您所寫的來判斷，一切都使我們相隔甚 遠。但我不像您這樣相信這一點。我從不認為人與人的不同隻是由於他們得 出的結論。他們的探索過程本身也應得到考慮，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1。”國 籍很快就取得了，薩特寫了一封簡訊表示感謝。維克多為了慶祝此事希望開 一個晚會，邀請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為薩特和我打算參加，莉蓮·西格爾 讓出她的寓所，這樣我們就方便多了。
薩特重新開始參加《現代》的會議。所有參加 10 月 2 日會議的人——埃 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認為他完全改變了。他再次見到《解放報》的 同事們。10 月 15 日《世界報》刊登了由朱利執筆、薩特和她共同簽名的一 份呼籲書拯救《解放報》。這報紙由於債務所壓，被迫暫停出版。薩特和朱 利號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萬舊法郎，這是報紙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繼續同 維克多進行他們的討論;還有許多約會;下午和晚上我給他讀一些他想了解 的書(葛蘭西的政治文選，關於智利的報導，最近幾期《現代》，關於《超 現實主義和夢想》的論文集和康坦·貝爾的《維吉尼亞·沃爾夫的一生》)。 他不再打瞌睡，他幾乎完全適應了吃飯、抽菸和散步等活動。他很親切地對 我說：“我向你保證，一切都很好。你讀給我聽，我們工作;我的視力做一 般的活動是足夠了。一切都很好。”我為他恢復了心神的寧靜而高興。(實 際上，是怎樣的寧靜?這是哲人的驕傲和不添累贅的欲望?怎麽說呢，我有 切身體會：這些精神狀態是不可能形之於詞語的。包圍著他的自尊、明智和 擔心阻止他去訴苦，甚至對他自己，但在他的心靈深處，他感受到了什麽? 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甚至他本人。)
11 月 16 日，薩特在一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絕關係的聲明上簽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拒絕讓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生存。這時，克拉韋 爾作為一個中間人，建議薩特在一組電視節目中談一談自己。開始他拒絕了。 後來又回絕一兩次，他不願意以個人的身份在電視上露麵，以免給人一種支 1 這是薩特和吉斯卡爾通信的全部內容，有些報紙在薩特逝世後報到此事。
持某個官方組織的印象。但當他同維克多和加維談到這事時，他有了一個新 想法：在這個節目中談一談自他誕生以來他所經歷的或接觸過的本世紀的歷 史。我同意了。他希望從深處更新我們對當代的看法，以此來影響觀眾。電 視二台的頭頭馬塞爾·朱利昂看來是贊成這個計劃的——吉斯卡爾的電視台 可以用這一組節目證明它的開明。11 月 19 日，薩特就這個問題對《解放報》 有一個談話。他不抱什麽幻想。他說：“我們正好看看我們可以走多遠。” 現在還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著他。在 11 月 21 日的《解放報》上， 他發表了一封信，抗議德國政府拒絕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爾。這是一個他 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 年 2 月他同《明鏡》有一個談話，在一定程度上為聯 邦共和國的行動作了辯護。在 1974 年 3 月，《現代》發表了一篇史傑夫·特 文斯的文章《感覺喪失的酷刑》，這是指對巴迪爾和他的同誌所施用的刑法; 同期還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學方法》和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 羅桑特的一篇文章《隔離的酷刑》。此後，克勞斯·克羅桑特請薩特代他去 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狀況，薩特決定這樣做。11 月 4 日他要求允許去看關押 中的巴迪爾，丹尼爾·科恩-本迪特作為譯員同他一起去。他的決心因豪格 爾·明斯之死得到加強，明斯因絕食於 11 月 9 日在關押中死去。薩特在發表 於《解放報》的信中說，德國人的拒絕“隻不過是玩弄拖延時間的把戲”。 此信發表後不久，艾麗絲·施瓦爾澤以《明鏡》的名義，請他就這個題目發 表一個談話發表於 12 月 2 日。薩特最後被允許去同巴迪爾談話，當時他解釋 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贊同聯邦共和國在德國現實條件下的暴力行為，
他希望表明他對一個被關押的革命戰士的聲援，抗議對這個戰士的虐待。
12 月 4 日，薩特同彼埃爾·維克多，克勞斯·克羅桑特和科恩-本迪特 一同前往斯圖加特，他同巴迪爾談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博米·巴烏曼駕車帶 他去斯坦海姆監獄，巴烏曼原先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他有一本敘述自己經歷 的書列入《野性的法國》叢書1。同一天薩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的講 話的一部分發表在《解放報》和《世界報》上，他和海因裏希·波爾一起在 電視上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國際委員會，他的行動在聯邦德國激起一 個強烈反對他的運動，12 月 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克勞斯·克 羅桑特和阿蘭·蓋斯瑪也參加了。後來，在 1975 年 5 月 22 日的電視節目“衛 星”中，有他關於巴迪爾的談話。他並不認為去斯坦海姆監獄有多麽重要。 他說，“我認為這次訪問是一個失敗。德國公眾的輿論沒有改變。的確，這 次訪問反倒激起輿論反對我支持的事業。我說了我考慮的不是巴迪爾被人指 責的行為僅僅是他在什麽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記者們總認為 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動。我認為這是一次失敗;盡管如此，如果這事有必要 重來一遍的話，我還會這樣去做2。”他在另一場合說道：“我感興趣的是這 個團體行動後麵的動機，它的希望，它的活動，更廣泛些說，它的成員的政 治觀念。”
當我在薩特住的旅館大廳裏見到他時，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因為他戴 了帽子，白鬍子遮滿了下巴。他不會刮臉，又怎麽也不願意去理髮師那兒。 在去羅馬的火車上，薩特打著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們再次來到我們那間 帶陽台的房間時，我高興地看到他的情況很好。旅館的理髮師成功地贏得他 的信任;他允許這人給他刮臉，這樣一來他就顯得年輕多了。在這之後他用 一個電動刮鬍刀刮臉，很方便，這是西爾薇幾天後同我們會麵時帶給他的。 西爾薇教我使用磁帶錄音機，我開始同薩特進行一組我們在巴黎就開始 的對話。他全神貫注地進行了對話，隻是有幾天他很累，我們的進度就慢了 一些。
除了這個新方法的嚐試，我們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樣有著同樣的節奏 ——短途散步，聽音樂，閱讀報紙和書。其中我給薩特讀了索忍尼辛的《古 拉格群島》和費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們在我們喜歡的飯館平台上吃晚 飯。
一天晚上，我們沿一條狹窄黑暗的小街回家，從一輛駛過來的汽車裏伸 出一隻手強奪我的手提包。我緊緊抓住它不鬆手，但最後它仍被奪去，我也 被拉倒在地。西爾薇和薩特幫助我回到旅館，旅館就在附近。他們請來一位 醫生，醫生對我說，我的左臂脫了臼。他用繃帶進行包紮，第二天我去上了 石膏。這一年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爾薇把汽車開回巴黎。博斯特一家來看我們，隻呆了一會。現在隻有 我們兩人了，我們錄下了幾次談話。由於 9 月中的大雨和暴風，我們很少外 出。
我們在 9 月 22 日回到巴黎，薩待回到那個他“不能再工作”的住處感到 很不高興。晚上西爾薇來這兒，薩特對她說：“您來看死人的家嗎?”過了 一會兒，我問他為什麽這樣，他答道：“為什麽?顯然，我是一具活死屍。” 這是在開始一項活動之前。隻要活動起來，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滿了 生氣。我們繼續我們的對話，他說他是很愉快的。最後他正視了半瞎的狀態， 並且為能很好地適應這種狀態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吉斯卡爾·德斯 坦寫一封信，要求讓貝利·萊維(彼埃爾·維克多)獲得國籍。9 月 30 日吉 斯卡爾親自寫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稱薩特為“maitre”——答應很 快解決這個國籍問題，最後說：“從您所寫的來判斷，一切都使我們相隔甚 遠。但我不像您這樣相信這一點。我從不認為人與人的不同隻是由於他們得 出的結論。他們的探索過程本身也應得到考慮，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樣1。”國 籍很快就取得了，薩特寫了一封簡訊表示感謝。維克多為了慶祝此事希望開 一個晚會，邀請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為薩特和我打算參加，莉蓮·西格爾 讓出她的寓所，這樣我們就方便多了。
薩特重新開始參加《現代》的會議。所有參加 10 月 2 日會議的人——埃 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認為他完全改變了。他再次見到《解放報》的 同事們。10 月 15 日《世界報》刊登了由朱利執筆、薩特和她共同簽名的一 份呼籲書拯救《解放報》。這報紙由於債務所壓，被迫暫停出版。薩特和朱 利號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萬舊法郎，這是報紙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繼續同 維克多進行他們的討論;還有許多約會;下午和晚上我給他讀一些他想了解 的書(葛蘭西的政治文選，關於智利的報導，最近幾期《現代》，關於《超 現實主義和夢想》的論文集和康坦·貝爾的《維吉尼亞·沃爾夫的一生》)。 他不再打瞌睡，他幾乎完全適應了吃飯、抽菸和散步等活動。他很親切地對 我說：“我向你保證，一切都很好。你讀給我聽，我們工作;我的視力做一 般的活動是足夠了。一切都很好。”我為他恢復了心神的寧靜而高興。(實 際上，是怎樣的寧靜?這是哲人的驕傲和不添累贅的欲望?怎麽說呢，我有 切身體會：這些精神狀態是不可能形之於詞語的。包圍著他的自尊、明智和 擔心阻止他去訴苦，甚至對他自己，但在他的心靈深處，他感受到了什麽? 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甚至他本人。)
11 月 16 日，薩特在一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絕關係的聲明上簽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拒絕讓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生存。這時，克拉韋 爾作為一個中間人，建議薩特在一組電視節目中談一談自己。開始他拒絕了。 後來又回絕一兩次，他不願意以個人的身份在電視上露麵，以免給人一種支 1 這是薩特和吉斯卡爾通信的全部內容，有些報紙在薩特逝世後報到此事。
持某個官方組織的印象。但當他同維克多和加維談到這事時，他有了一個新 想法：在這個節目中談一談自他誕生以來他所經歷的或接觸過的本世紀的歷 史。我同意了。他希望從深處更新我們對當代的看法，以此來影響觀眾。電 視二台的頭頭馬塞爾·朱利昂看來是贊成這個計劃的——吉斯卡爾的電視台 可以用這一組節目證明它的開明。11 月 19 日，薩特就這個問題對《解放報》 有一個談話。他不抱什麽幻想。他說：“我們正好看看我們可以走多遠。” 現在還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著他。在 11 月 21 日的《解放報》上， 他發表了一封信，抗議德國政府拒絕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爾。這是一個他 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 年 2 月他同《明鏡》有一個談話，在一定程度上為聯 邦共和國的行動作了辯護。在 1974 年 3 月，《現代》發表了一篇史傑夫·特 文斯的文章《感覺喪失的酷刑》，這是指對巴迪爾和他的同誌所施用的刑法; 同期還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學方法》和巴迪爾的律師克勞斯·克 羅桑特的一篇文章《隔離的酷刑》。此後，克勞斯·克羅桑特請薩特代他去 看一看巴迪爾關押的狀況，薩特決定這樣做。11 月 4 日他要求允許去看關押 中的巴迪爾，丹尼爾·科恩-本迪特作為譯員同他一起去。他的決心因豪格 爾·明斯之死得到加強，明斯因絕食於 11 月 9 日在關押中死去。薩特在發表 於《解放報》的信中說，德國人的拒絕“隻不過是玩弄拖延時間的把戲”。 此信發表後不久，艾麗絲·施瓦爾澤以《明鏡》的名義，請他就這個題目發 表一個談話發表於 12 月 2 日。薩特最後被允許去同巴迪爾談話，當時他解釋 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贊同聯邦共和國在德國現實條件下的暴力行為，
他希望表明他對一個被關押的革命戰士的聲援，抗議對這個戰士的虐待。
12 月 4 日，薩特同彼埃爾·維克多，克勞斯·克羅桑特和科恩-本迪特 一同前往斯圖加特，他同巴迪爾談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博米·巴烏曼駕車帶 他去斯坦海姆監獄，巴烏曼原先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他有一本敘述自己經歷 的書列入《野性的法國》叢書1。同一天薩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的講 話的一部分發表在《解放報》和《世界報》上，他和海因裏希·波爾一起在 電視上呼籲成立一個保護政治犯的國際委員會，他的行動在聯邦德國激起一 個強烈反對他的運動，12 月 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舉行記者招待會，克勞斯·克 羅桑特和阿蘭·蓋斯瑪也參加了。後來，在 1975 年 5 月 22 日的電視節目“衛 星”中，有他關於巴迪爾的談話。他並不認為去斯坦海姆監獄有多麽重要。 他說，“我認為這次訪問是一個失敗。德國公眾的輿論沒有改變。的確，這 次訪問反倒激起輿論反對我支持的事業。我說了我考慮的不是巴迪爾被人指 責的行為僅僅是他在什麽條件下被關押，但這話等於白說——記者們總認為 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動。我認為這是一次失敗;盡管如此，如果這事有必要 重來一遍的話，我還會這樣去做2。”他在另一場合說道：“我感興趣的是這 個團體行動後麵的動機，它的希望，它的活動，更廣泛些說，它的成員的政 治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