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春天——一個突如其來的燦爛春天。一時間，太陽成了夏日的驕陽; 嫩芽吐綠，萬木返青，公園裏鮮花盛開，鳥兒也放開了歌喉;街上洋溢著清 新的青草味。
1 共產黨所說的“他們”是指左翼和資產階級。
2 一個爭取女權運動的團體，我是領導者之一，那天的會我不能不出席。
1 不過它又堅持了一段時間。
總的說來，像一年前那樣，我們愉快地照常生活。我們經常去看望老朋 友，有時也去會一會和我們認識但不太熟的人。我們同蒂托·傑拉西一起吃 午飯，他從美國回來，用好長時間給我們講述兩個黑豹黨頭目克利弗和休伊 之間的爭鬥。盡管他對克利弗也懷有好感——認為他很聰明，較活躍——但 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責任感。他希望薩特參加他的活動，但是薩特由於未掌握 足夠的情況，拒絕參與任何行動。
我們也同托德一起吃過午飯，他經過長期的尋找，終於找到了他的父親。 看來這對他是非常要緊的事。自從他離開了他的妻子——尼贊的女兒(我們 都很喜歡她)——我們就很少見到他。因為他一直在尋找父親，薩特——他 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切方式表現出來——把自己的一 本書題詞獻給托德：“為了我的反叛的兒子。”但事實上，薩特從來沒有過 要一個兒子的念頭。他在《七十歲自畫像》一書中對孔達說：“我從來沒有 想過要一個兒子，從來沒有;在我同比我年輕的人的接觸中，我沒有尋找父 子關係的代用品1。”
我們和西爾薇、阿萊特一起，去聖保羅·德·文塞，我們每日的生活和 前一年大致相同。我們看書，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氣散步，聽電台播放的法蘭 西音樂節目。我們重遊了卡涅的梅特畫廊。薩特顯得非常愉快。
回到巴黎後，薩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積極活動。那時在巴黎地區有十 六萬五千個空著的寓所。住在古特多爾區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 ——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樓。他們剛住進去兩天，警察就包圍了這 棟樓。占房者受到圍攻退到頂樓。警察帶著一個長梯打碎了樓房的每一個窗 戶，迫使所有的占房者離開房子。男人們被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婦女和 兒童被集中在一個收容中心。
“紅色援助”由羅朗·卡斯楚領導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抗議此事。
克洛德·莫裏亞克、法耶和若貝爾到會，薩特也參加了。薩特總結了自德傑 拉利事件以來所進行的活動，說明了它們的政治意義。他揭露了被他定義為 敵人的力量，即這次行動所針對的現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這些被 占的寓所都是不適於居住的;這些人如果不是實在無家可歸，是不會忍受這 種居住條件的。其次，驅逐這些不幸的占房者，這是種族歧視的嚴重表現： 例如德傑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間像樣的房子。這也是上無片瓦的窮人不得 不棲息於骯髒茅棚的原因。買這被占住宅的公司為的是有一天去拆毀它，建 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樓，這種不人道的事情受到當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們再 一次進入階級鬥爭的領域之中。我們麵臨的就是資本主義。他補充說：“你 們將會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趕走之後，他們將摧毀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 薩特興趣十分廣泛，他關心著各種不同的事情，在他看來，這都是相互 聯繫的。4 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為海德堡病人協會成員寫的關於精神病 的著作寫了一個序。他祝賀他們實踐了“作為反精神病學的唯一可能的徹底 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態是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為馬 克思主義意義上異化的真實表現正是在精神異化和對之進行打擊的鎮壓之 中。
同往常一樣，我們在空閑時間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與朋友交往。這個春天 1 薩特並不希望托德做他的兒子，因為他不怎麽喜歡托德，他們之間隻有一個非常表麵的關係，這與托德 在他的書中所暗示的正好相反。
我們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進午餐1。他們對我們談到，蘇聯知識分子的境況 比任何時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查科夫斯 基新寫的小說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學周刊社的社長;卡 塞拉翻譯了這部小說，但他後來說，這本小說不僅寫得很糟而且充滿了斯大 林主義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們就不再請他翻任何東西了。他為法國出版 商翻譯阿·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來維持生活。蘇聯當局拒絕在他的妻 子露莎去法國的護照上簽證，除非她聲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觀點。這是他們 長達四年之久未能來法國的原因。後來，她失去了職業，當時她仍在失業。 後來還是由於法國大使館的努力，她才得到了護照。他們打算一年以後回巴 黎定居。索忍尼辛因他最近的一本書比任何時候都更擔惡名，這書是在法 國出版而不是在蘇聯。
薩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醫生對他說，10 月份將給他配一副假牙，這可 能影響他在公眾場合講話。薩特對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會或 人數較多的場含講話，那麽，將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喪失了記 憶，就一些小事說來也確是如此。但他並不感到對死亡的恐懼。博斯特的哥 哥皮埃爾當時病危，博斯特問薩特，他有時是不是害怕死亡。薩特答道，“有 時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爾薇對，我對自己說，要是出什 麽意外就糟了。”他說的意外就是指病的發作。第二天我問他，“為什麽是 星期六呢?”他回答說，前兩次發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沒想到死，隻是想到 被剝奪了那樣美好的夜晚。
他同戈蒂索羅有一個談話發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雜誌《自 由》上。在這篇談話中，他分析了 1972 年發生的政治問題，並回到他所關心 的話題——知識分子的作用。5 月，他為《人民事業報》寫文章，論述知識 分子對人民正義的作用。
《人民事業報》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薩特都參加了會議，
同其他報紙負責人討論拯救它的辦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勞。晚上，他 常常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就睡著了。一次，他隻喝了一杯威士忌，說話時就 開始結結巴巴了，當他起身要去睡覺時，走起路來已是搖搖晃晃。第二天他 八點半鍾自己起了床，看來完全正常。我要坐飛機去格勒諾布爾為《選擇》 刊物作一次演講，我十分擔心薩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時我就預感到要有壞消 息。果然，上午十一點半阿萊特打電話給我：星期四晚上，她也離開了巴黎， 那天晚上薩特一個人在她家看電視(他自己家裏沒有電視)。布依格在將近 午夜時到了阿萊特的住處，發現薩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 時才把他扶起來，然後陪他步行回去。薩特住得不遠，但在路上跌倒了，鼻 子出了血。上午，薩特打電話給阿萊特，他的頭腦看來還清醒。我兩點鍾去 看他。他擦傷了鼻子，嘴有點腫，但頭腦是清醒的。經我再三堅持，他答應 星期一去看澤登曼。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趁著米歇爾同他一起喝咖 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電話給澤登曼。他說，薩特不要等到星期一，應該 立即來。我又回到飯店。薩特不情願地咕噥了一會，終於同米歇爾到醫生那 兒去了。六點左右他回來了。他的反應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壓——210
1 共產黨所說的“他們”是指左翼和資產階級。
2 一個爭取女權運動的團體，我是領導者之一，那天的會我不能不出席。
1 不過它又堅持了一段時間。
總的說來，像一年前那樣，我們愉快地照常生活。我們經常去看望老朋 友，有時也去會一會和我們認識但不太熟的人。我們同蒂托·傑拉西一起吃 午飯，他從美國回來，用好長時間給我們講述兩個黑豹黨頭目克利弗和休伊 之間的爭鬥。盡管他對克利弗也懷有好感——認為他很聰明，較活躍——但 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責任感。他希望薩特參加他的活動，但是薩特由於未掌握 足夠的情況，拒絕參與任何行動。
我們也同托德一起吃過午飯，他經過長期的尋找，終於找到了他的父親。 看來這對他是非常要緊的事。自從他離開了他的妻子——尼贊的女兒(我們 都很喜歡她)——我們就很少見到他。因為他一直在尋找父親，薩特——他 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種自然而然的親切方式表現出來——把自己的一 本書題詞獻給托德：“為了我的反叛的兒子。”但事實上，薩特從來沒有過 要一個兒子的念頭。他在《七十歲自畫像》一書中對孔達說：“我從來沒有 想過要一個兒子，從來沒有;在我同比我年輕的人的接觸中，我沒有尋找父 子關係的代用品1。”
我們和西爾薇、阿萊特一起，去聖保羅·德·文塞，我們每日的生活和 前一年大致相同。我們看書，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氣散步，聽電台播放的法蘭 西音樂節目。我們重遊了卡涅的梅特畫廊。薩特顯得非常愉快。
回到巴黎後，薩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積極活動。那時在巴黎地區有十 六萬五千個空著的寓所。住在古特多爾區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 ——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樓。他們剛住進去兩天，警察就包圍了這 棟樓。占房者受到圍攻退到頂樓。警察帶著一個長梯打碎了樓房的每一個窗 戶，迫使所有的占房者離開房子。男人們被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婦女和 兒童被集中在一個收容中心。
“紅色援助”由羅朗·卡斯楚領導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抗議此事。
克洛德·莫裏亞克、法耶和若貝爾到會，薩特也參加了。薩特總結了自德傑 拉利事件以來所進行的活動，說明了它們的政治意義。他揭露了被他定義為 敵人的力量，即這次行動所針對的現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這些被 占的寓所都是不適於居住的;這些人如果不是實在無家可歸，是不會忍受這 種居住條件的。其次，驅逐這些不幸的占房者，這是種族歧視的嚴重表現： 例如德傑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間像樣的房子。這也是上無片瓦的窮人不得 不棲息於骯髒茅棚的原因。買這被占住宅的公司為的是有一天去拆毀它，建 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樓，這種不人道的事情受到當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們再 一次進入階級鬥爭的領域之中。我們麵臨的就是資本主義。他補充說：“你 們將會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趕走之後，他們將摧毀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 薩特興趣十分廣泛，他關心著各種不同的事情，在他看來，這都是相互 聯繫的。4 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為海德堡病人協會成員寫的關於精神病 的著作寫了一個序。他祝賀他們實踐了“作為反精神病學的唯一可能的徹底 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態是資本主義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為馬 克思主義意義上異化的真實表現正是在精神異化和對之進行打擊的鎮壓之 中。
同往常一樣，我們在空閑時間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與朋友交往。這個春天 1 薩特並不希望托德做他的兒子，因為他不怎麽喜歡托德，他們之間隻有一個非常表麵的關係，這與托德 在他的書中所暗示的正好相反。
我們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進午餐1。他們對我們談到，蘇聯知識分子的境況 比任何時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查科夫斯 基新寫的小說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學周刊社的社長;卡 塞拉翻譯了這部小說，但他後來說，這本小說不僅寫得很糟而且充滿了斯大 林主義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們就不再請他翻任何東西了。他為法國出版 商翻譯阿·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來維持生活。蘇聯當局拒絕在他的妻 子露莎去法國的護照上簽證，除非她聲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觀點。這是他們 長達四年之久未能來法國的原因。後來，她失去了職業，當時她仍在失業。 後來還是由於法國大使館的努力，她才得到了護照。他們打算一年以後回巴 黎定居。索忍尼辛因他最近的一本書比任何時候都更擔惡名，這書是在法 國出版而不是在蘇聯。
薩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醫生對他說，10 月份將給他配一副假牙，這可 能影響他在公眾場合講話。薩特對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會或 人數較多的場含講話，那麽，將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喪失了記 憶，就一些小事說來也確是如此。但他並不感到對死亡的恐懼。博斯特的哥 哥皮埃爾當時病危，博斯特問薩特，他有時是不是害怕死亡。薩特答道，“有 時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爾薇對，我對自己說，要是出什 麽意外就糟了。”他說的意外就是指病的發作。第二天我問他，“為什麽是 星期六呢?”他回答說，前兩次發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沒想到死，隻是想到 被剝奪了那樣美好的夜晚。
他同戈蒂索羅有一個談話發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雜誌《自 由》上。在這篇談話中，他分析了 1972 年發生的政治問題，並回到他所關心 的話題——知識分子的作用。5 月，他為《人民事業報》寫文章，論述知識 分子對人民正義的作用。
《人民事業報》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薩特都參加了會議，
同其他報紙負責人討論拯救它的辦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勞。晚上，他 常常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就睡著了。一次，他隻喝了一杯威士忌，說話時就 開始結結巴巴了，當他起身要去睡覺時，走起路來已是搖搖晃晃。第二天他 八點半鍾自己起了床，看來完全正常。我要坐飛機去格勒諾布爾為《選擇》 刊物作一次演講，我十分擔心薩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時我就預感到要有壞消 息。果然，上午十一點半阿萊特打電話給我：星期四晚上，她也離開了巴黎， 那天晚上薩特一個人在她家看電視(他自己家裏沒有電視)。布依格在將近 午夜時到了阿萊特的住處，發現薩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 時才把他扶起來，然後陪他步行回去。薩特住得不遠，但在路上跌倒了，鼻 子出了血。上午，薩特打電話給阿萊特，他的頭腦看來還清醒。我兩點鍾去 看他。他擦傷了鼻子，嘴有點腫，但頭腦是清醒的。經我再三堅持，他答應 星期一去看澤登曼。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趁著米歇爾同他一起喝咖 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電話給澤登曼。他說，薩特不要等到星期一，應該 立即來。我又回到飯店。薩特不情願地咕噥了一會，終於同米歇爾到醫生那 兒去了。六點左右他回來了。他的反應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壓——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