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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份奏摺說明了新充行商之難。到道光九年時，“止存怡和等七行，其餘六家或因不善經營，或因資本消乏，陸續閉歇”。[15]事情已到了舊行商日少，新行商不添的程度。而“數年以來，夷船日多，稅課日旺，而行戶反日少，買賣事繁，料理難於周到，勢不能不用行夥。於是走私漏稅，勾串分肥，其弊百出”。[16]因此，經道光帝批準，更改嘉慶十八年成法，著一、二保商取保，即可充任試辦。十餘年來，對於新充行商的規定，走了一個回頭路。
道光十七年（1837），廣州參加公行的洋商數目又趨回升，達到十三家舊觀。但新充的行商，試辦而不願報部出結，並不認真執行規定。如“新充之仁和行商潘文海，試辦已歷七年，屢催未據出結谘部；又孚泰行商易元昌、東昌行商羅福泰，暨新充尚未列冊達部之安昌行商容有光，試辦或屆二年，或逾一年不等[17]甚至“交通匪類，資本不充等弊”時有發生。所以這一年又規定“不必限年試辦”，回復到“總散各商聯名保結”的老路。
從一、二家保結，到總散各商聯保，這是肯定之否定；從總散各商聯保取消，回復到一、二家保結，又取消一、二家保結，回復到總散各商聯保，這是否定之否定。可以看到，這根曲線的每一個片段，都反映了對外貿易的壟斷和反壟斷鬥爭。隻是這兩個矛盾著的側麵，都在清政府的控製之下，都是服從於整個閉關政策的政治前提。
第三，公行商人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
從他們是清政府對外貿易的主要經手人這一點看，他們是商人，是由官方認可允許與外商貿易的特殊身份的商人。經商是他們的本職。他們是各有各的主顧，各行負責各自聯繫的外國商人。商人所有的爾虞我詐的品質，理所當然地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因而公行並不是一個組織緊密團結一致的團體。
從他們是清政府與外人交往的中介這一點看，他們又具有代表中國政府的身份。對清政府，他們是民；對洋人，他們具有官的力量。這種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公行商人在對外關係中擁有一般商人不可能具有的權力。這表現在他們負責洋商向海關報稅納稅，負責向洋商通知海關稅率的變動，照管洋商按政府規定的防範章程辦事，傳達政府對洋商的指示和負責辦理洋商出入廣州的護照等。這些權力使行商成了清政府用來隔絕中國人與洋人交往的看門狗，並且代替了粵海關監督在行使管理外商時的行政權力。
有一個普遍為人們接受的說法，認為公行製度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已經產生。這是一種誤解。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外國研究中外關係史的權威美國人馬士。他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遠東國際關係史》等著作中都強調了這個說法。前引亨德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也持同調，近人梁嘉彬在他所著的《廣東十三洋行考》一書中亦同此說。其實，這些學者把康熙五十九年的公行和幹隆二十五年的公行混為一談了，從梁嘉彬轉譯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有關康熙五十九年成立的公行十三條行規看，當年的公行隻具有對外貿易的壟斷性質，並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職能的權力。因之，它並不是閉關時代公行製度的濫觴。
公行製度在清代閉關政策歷史上，曾有過興廢起伏。自幹隆二十五年組成後，至三十五年，因“眾誌紛歧，漸至推萎，於公無補，經前督臣李侍堯會同前監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眾商皆分行各辦”[18]直到幹隆四十七年重組公行，前後中斷了12年。重組公行之後，一直沿襲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為止。從參加公行的行商數目看，公行剛組成時僅9家，後上升到13家，到道光九年隻有7家；道光十七年又回升，達到13家舊數。這種興廢起伏，除公行本身爾虞我詐外，與外國商人的反對有關。終整個閉關時代，外商與公行商人之間，維持著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
公行製度雖具有半官方的對外壟斷性質，並且阻隔了外國商人直接與中國官方接觸；廣州一口通商雖從地域上限製了外商的活動範圍，但如果沒有一套具有法律意義的規章，仍不足以將洋人與內地民人隔離，幹隆二十四年（1759）發生的洪仁輝事件，使清政府決心加強對洋人的防範。
洪仁輝是英屬東印度公司的通事。他在公司的策劃下以貿易為名，駕船由廣東出發，直上天津，要求清政府準許通市寧波，並揭發粵海關舞弊和英商所謂受屈的情況。這一事件，使清政府極為震動。第一，自清朝定鼎以來，從未有洋人駕船直上京畿告禦狀的先例；第二，幹隆帝懷疑此事必有“內地奸民教唆引誘”，[19]“外借呈遞之名，陰為試探之計”。因之，窮加究詰，派福州將軍來粵檢查，將幾個認為勾串的漢人做了嚴重處理，並以洪仁輝“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之罪，押往澳門圈禁三年，期滿驅逐回國[20]
洪仁輝事件，使清政府對洋人和漢人相結合的疑懼得到了加強，為了“防範於未萌[21]清政府決定對外商行動嚴加限製。同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受命擬定《防範外夷規條》進呈。到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又陸續頒過三個防範章程。這些章程，都是以李侍堯章程為基礎修訂的。
道光十七年（1837），廣州參加公行的洋商數目又趨回升，達到十三家舊觀。但新充的行商，試辦而不願報部出結，並不認真執行規定。如“新充之仁和行商潘文海，試辦已歷七年，屢催未據出結谘部；又孚泰行商易元昌、東昌行商羅福泰，暨新充尚未列冊達部之安昌行商容有光，試辦或屆二年，或逾一年不等[17]甚至“交通匪類，資本不充等弊”時有發生。所以這一年又規定“不必限年試辦”，回復到“總散各商聯名保結”的老路。
從一、二家保結，到總散各商聯保，這是肯定之否定；從總散各商聯保取消，回復到一、二家保結，又取消一、二家保結，回復到總散各商聯保，這是否定之否定。可以看到，這根曲線的每一個片段，都反映了對外貿易的壟斷和反壟斷鬥爭。隻是這兩個矛盾著的側麵，都在清政府的控製之下，都是服從於整個閉關政策的政治前提。
第三，公行商人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
從他們是清政府對外貿易的主要經手人這一點看，他們是商人，是由官方認可允許與外商貿易的特殊身份的商人。經商是他們的本職。他們是各有各的主顧，各行負責各自聯繫的外國商人。商人所有的爾虞我詐的品質，理所當然地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因而公行並不是一個組織緊密團結一致的團體。
從他們是清政府與外人交往的中介這一點看，他們又具有代表中國政府的身份。對清政府，他們是民；對洋人，他們具有官的力量。這種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公行商人在對外關係中擁有一般商人不可能具有的權力。這表現在他們負責洋商向海關報稅納稅，負責向洋商通知海關稅率的變動，照管洋商按政府規定的防範章程辦事，傳達政府對洋商的指示和負責辦理洋商出入廣州的護照等。這些權力使行商成了清政府用來隔絕中國人與洋人交往的看門狗，並且代替了粵海關監督在行使管理外商時的行政權力。
有一個普遍為人們接受的說法，認為公行製度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已經產生。這是一種誤解。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外國研究中外關係史的權威美國人馬士。他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遠東國際關係史》等著作中都強調了這個說法。前引亨德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也持同調，近人梁嘉彬在他所著的《廣東十三洋行考》一書中亦同此說。其實，這些學者把康熙五十九年的公行和幹隆二十五年的公行混為一談了，從梁嘉彬轉譯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有關康熙五十九年成立的公行十三條行規看，當年的公行隻具有對外貿易的壟斷性質，並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職能的權力。因之，它並不是閉關時代公行製度的濫觴。
公行製度在清代閉關政策歷史上，曾有過興廢起伏。自幹隆二十五年組成後，至三十五年，因“眾誌紛歧，漸至推萎，於公無補，經前督臣李侍堯會同前監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眾商皆分行各辦”[18]直到幹隆四十七年重組公行，前後中斷了12年。重組公行之後，一直沿襲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為止。從參加公行的行商數目看，公行剛組成時僅9家，後上升到13家，到道光九年隻有7家；道光十七年又回升，達到13家舊數。這種興廢起伏，除公行本身爾虞我詐外，與外國商人的反對有關。終整個閉關時代，外商與公行商人之間，維持著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
公行製度雖具有半官方的對外壟斷性質，並且阻隔了外國商人直接與中國官方接觸；廣州一口通商雖從地域上限製了外商的活動範圍，但如果沒有一套具有法律意義的規章，仍不足以將洋人與內地民人隔離，幹隆二十四年（1759）發生的洪仁輝事件，使清政府決心加強對洋人的防範。
洪仁輝是英屬東印度公司的通事。他在公司的策劃下以貿易為名，駕船由廣東出發，直上天津，要求清政府準許通市寧波，並揭發粵海關舞弊和英商所謂受屈的情況。這一事件，使清政府極為震動。第一，自清朝定鼎以來，從未有洋人駕船直上京畿告禦狀的先例；第二，幹隆帝懷疑此事必有“內地奸民教唆引誘”，[19]“外借呈遞之名，陰為試探之計”。因之，窮加究詰，派福州將軍來粵檢查，將幾個認為勾串的漢人做了嚴重處理，並以洪仁輝“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之罪，押往澳門圈禁三年，期滿驅逐回國[20]
洪仁輝事件，使清政府對洋人和漢人相結合的疑懼得到了加強，為了“防範於未萌[21]清政府決定對外商行動嚴加限製。同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受命擬定《防範外夷規條》進呈。到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又陸續頒過三個防範章程。這些章程，都是以李侍堯章程為基礎修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