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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防範外夷規條》共五點，其內容是：1.“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
規定外商在廣州的貿易事務完成後，即行回國，若帳目未清，亦應回澳門居住。原來，西方各國在19世紀初葉以前，航海商船大都是帆船，蒸汽動力的船隻尚未出現。這種大型木帆船航速很慢而且必須順風順勢。從歐洲到東方，往往需要乘二月開始的季候風，航行約四個月左右才能到達中國，回帆時須乘九十月間的東北季候風，順風西向。所以，外國商舶來華貿易，一般都在五六月間到達廣東海麵，從這時起到九十月間是雙方貿易季節。九十月開始刮東北季候風時，外船結束貿易，回帆西去。根據這一天時條件，清初規定外舶在廣州貿易期為當年五月至十月，超期若貨物未了，帳目未清，外人可在澳門過冬，但不準勾留廣州。延至幹隆中葉，“各國夷商多有藉稱貨物未銷，行欠不清，將本船及已置之貨，交予別商，押帶回國，該夷商仍復留寓粵省”。[22]不準在省住冬的規定已無形瓦解。李侍堯章程，即是對這一禁令的重申。
2.“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中國自唐代以來，洋商到粵，向有專居處所。唐代在廣州城外設有“蕃坊”；宋沿舊製。《萍州可談》卷二雲：“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元時不知其製。明代則有懷遠驛之設。清初開海貿易後，洋商到粵，其大班、二班得停居十三行。《澳門紀略》上卷《官守篇》稱：“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泊，即明於懷遠驛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製。”但自康、雍至幹隆的近百年內，情況也已發生變化，有人將自己的房屋出租，或置買已歇業的洋行舊址，精工改建，“招誘夷商投寓”；交易買賣，“亦有多不經行商通事之手，無稽店戶，私行到館，誘騙交易，走漏稅餉，無弊不作”。種種情況，大違清政府嚴禁民人和洋人接觸的忌諱。李侍堯認為必須加以重申。因之，在這一條中，規定了：“非開張洋行之家，不許寓歇夷人”，杜絕洋行以外商人與外商接觸；“夷商隨帶蕃廝，不得過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許攜帶進省”，限製大量外國人進入廣州口岸，以防不測；“毋許漢奸出入夷館，結交引誘，即買賣貨物，亦令行商經手，方許貿易”，授予行商專營對外貿易的特權；“如夷商有置買貨物等事，必須出行，該通事、行商亦必親自隨行”，對外商行動加以嚴密控製，行商也就成了“保商”。
於是洋人到粵，隻能住在十三行的行館裏，他們的買賣交易，即在行館內租屋開設的商館進行。這樣，中國人開設的洋行，與外國人開設的商館（亦稱洋行、夷館）合二而一，都在廣州城外十三洋行街內。
3.“借領外夷資本，及僱請漢人役使，並應查禁”。
查禁借領外夷資本一事，是由於違反了夷商到廣州貿易隻準以貨易貨的傳統。自明中葉以來，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來華貿易，隻能將所帶之貨，就地售賣；如欲購貨回國，亦應就地採辦，不準將多餘的資本，請漢人立約承領，出省販貨。但事實上洋商冀獲重利，華商冀領洋商本銀營運得利，因此往往兩相結納。[23]這樣做，對促進內外商品交流本來是有利的，但清政府生怕華洋勾結，出現第二個洪仁輝事件，所以規定“嗣後內地民人，概不許與夷商領本經營，往來借貸。”
4.“外夷僱人傳遞信息之弊，宜請永除”。
這一條目的很明顯，是為了防止外人乘機到處刺探情報，與內地民人相互勾連。當時，傳遞消息，主要是靠專業的送信人，名叫“千裏馬”者遞送。李侍堯原奏中說：“查粵東驛遞，向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撥力能奔馳迅速之人，給以工資飯食賚遞，名曰‘千裏馬’。若輩雖非額設人役，而民間僱請，實所罕有。乃近來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購買貨物，不時雇覓‘千裏馬’，往來探聽貨價低昂……”以廣東省城之大，地處海疆，驛站竟無馬而將投遞公文之人稱為“千裏馬”，清王朝的腐朽落後，由此可見一斑了。上引李侍堯原奏中，也可看出，外商雖在廣州一口通商，但他們的貿易範圍卻可遠至江浙一帶，閉關政策閉不了中國的大門。
5.“夷船收泊處所，應請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清初外舶來粵，“皆先到澳門零丁洋外停泊，隨由虎門入口，行抵黃埔住船，始開艙起貨”。澳門是外舶所經的第一道關口，那裏設有“海關監督行台”及“稅館”，洋船在澳門必須經粵海關監督躬親丈量後，經許可，方由引水員引入黃埔。
外船停泊後，向例由廣州協標外委一員，帶兵20名，在附近沙灘搭寮防守，但外委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所以李侍堯奏請加強，撥候補守備一員，專往該處，並撥漿船一隻，供其使用。“與該處（新塘營）原有左翼鎮標中營漿船，會同梭織巡遊。俟洋船出口後即行撤回”。這種所謂彈壓措施，自是十分微弱的，而且後來“彈壓”人員逐漸成了鴉片走私的合夥者。
規定外商在廣州的貿易事務完成後，即行回國，若帳目未清，亦應回澳門居住。原來，西方各國在19世紀初葉以前，航海商船大都是帆船，蒸汽動力的船隻尚未出現。這種大型木帆船航速很慢而且必須順風順勢。從歐洲到東方，往往需要乘二月開始的季候風，航行約四個月左右才能到達中國，回帆時須乘九十月間的東北季候風，順風西向。所以，外國商舶來華貿易，一般都在五六月間到達廣東海麵，從這時起到九十月間是雙方貿易季節。九十月開始刮東北季候風時，外船結束貿易，回帆西去。根據這一天時條件，清初規定外舶在廣州貿易期為當年五月至十月，超期若貨物未了，帳目未清，外人可在澳門過冬，但不準勾留廣州。延至幹隆中葉，“各國夷商多有藉稱貨物未銷，行欠不清，將本船及已置之貨，交予別商，押帶回國，該夷商仍復留寓粵省”。[22]不準在省住冬的規定已無形瓦解。李侍堯章程，即是對這一禁令的重申。
2.“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中國自唐代以來，洋商到粵，向有專居處所。唐代在廣州城外設有“蕃坊”；宋沿舊製。《萍州可談》卷二雲：“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元時不知其製。明代則有懷遠驛之設。清初開海貿易後，洋商到粵，其大班、二班得停居十三行。《澳門紀略》上卷《官守篇》稱：“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泊，即明於懷遠驛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製。”但自康、雍至幹隆的近百年內，情況也已發生變化，有人將自己的房屋出租，或置買已歇業的洋行舊址，精工改建，“招誘夷商投寓”；交易買賣，“亦有多不經行商通事之手，無稽店戶，私行到館，誘騙交易，走漏稅餉，無弊不作”。種種情況，大違清政府嚴禁民人和洋人接觸的忌諱。李侍堯認為必須加以重申。因之，在這一條中，規定了：“非開張洋行之家，不許寓歇夷人”，杜絕洋行以外商人與外商接觸；“夷商隨帶蕃廝，不得過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許攜帶進省”，限製大量外國人進入廣州口岸，以防不測；“毋許漢奸出入夷館，結交引誘，即買賣貨物，亦令行商經手，方許貿易”，授予行商專營對外貿易的特權；“如夷商有置買貨物等事，必須出行，該通事、行商亦必親自隨行”，對外商行動加以嚴密控製，行商也就成了“保商”。
於是洋人到粵，隻能住在十三行的行館裏，他們的買賣交易，即在行館內租屋開設的商館進行。這樣，中國人開設的洋行，與外國人開設的商館（亦稱洋行、夷館）合二而一，都在廣州城外十三洋行街內。
3.“借領外夷資本，及僱請漢人役使，並應查禁”。
查禁借領外夷資本一事，是由於違反了夷商到廣州貿易隻準以貨易貨的傳統。自明中葉以來，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來華貿易，隻能將所帶之貨，就地售賣；如欲購貨回國，亦應就地採辦，不準將多餘的資本，請漢人立約承領，出省販貨。但事實上洋商冀獲重利，華商冀領洋商本銀營運得利，因此往往兩相結納。[23]這樣做，對促進內外商品交流本來是有利的，但清政府生怕華洋勾結，出現第二個洪仁輝事件，所以規定“嗣後內地民人，概不許與夷商領本經營，往來借貸。”
4.“外夷僱人傳遞信息之弊，宜請永除”。
這一條目的很明顯，是為了防止外人乘機到處刺探情報，與內地民人相互勾連。當時，傳遞消息，主要是靠專業的送信人，名叫“千裏馬”者遞送。李侍堯原奏中說：“查粵東驛遞，向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撥力能奔馳迅速之人，給以工資飯食賚遞，名曰‘千裏馬’。若輩雖非額設人役，而民間僱請，實所罕有。乃近來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購買貨物，不時雇覓‘千裏馬’，往來探聽貨價低昂……”以廣東省城之大，地處海疆，驛站竟無馬而將投遞公文之人稱為“千裏馬”，清王朝的腐朽落後，由此可見一斑了。上引李侍堯原奏中，也可看出，外商雖在廣州一口通商，但他們的貿易範圍卻可遠至江浙一帶，閉關政策閉不了中國的大門。
5.“夷船收泊處所，應請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清初外舶來粵，“皆先到澳門零丁洋外停泊，隨由虎門入口，行抵黃埔住船，始開艙起貨”。澳門是外舶所經的第一道關口，那裏設有“海關監督行台”及“稅館”，洋船在澳門必須經粵海關監督躬親丈量後，經許可，方由引水員引入黃埔。
外船停泊後，向例由廣州協標外委一員，帶兵20名，在附近沙灘搭寮防守，但外委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所以李侍堯奏請加強，撥候補守備一員，專往該處，並撥漿船一隻，供其使用。“與該處（新塘營）原有左翼鎮標中營漿船，會同梭織巡遊。俟洋船出口後即行撤回”。這種所謂彈壓措施，自是十分微弱的，而且後來“彈壓”人員逐漸成了鴉片走私的合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