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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若把這些品種和數量作為一個整體，將它放在閉關鎖國的前提下考察，那麽，它們之所以被嚴格禁止，就是因為清政府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局麵，不願意發展中外正當商品交流，不重視商品交換的結果。它的封建落後性就顯得十分明確了。
構成閉關政策最重要的兩項內容是公行製度和防範章程。
隨著廣州一口通商原則的確立，在如何處理外商在貿易口岸的業務問題上，清政府實行了一套特殊的中介製度即公行製度。這個製度，強化了閉關鎖國的程度，成了清代閉關政策的重要支柱。
公行製度正式產生於幹隆二十五年（1760年），它是在原有專營對外貿易的洋行基礎上發展變化而來的。
如前所述，中國的海外貿易，自唐至明代，均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外國使臣的貢市，由政府專司海外貿易的長官——市舶使負責接待。明初，海外貿易比前代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與明王朝進行貢市貿易的地區，有東洋的琉球，南洋的菲律賓群島，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東海岸的大小國家約64國[3]這一統計，不盡正確，如其中本是一國而因譯名不同而記為兩國者；或早已滅國但在中文典籍中仍有名而稱作國家者，都重複計入。但是，明初與海外交往確實繁榮，這使明代的市舶司製度不能適應，遂指定商人設立牙行，經營出口貿易。這種商人稱為行商或官商、洋商。萬曆以後，廣東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有36家。明周玄《涇林讀書記》說：“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禁喉，每一舶區，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金者。先報達本縣，申達藩司，令舶舉（即市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無簿書刑杖之勞。”可知明代後期，行商與貿易長官之間的關係雖已密切，但並未有代表政府而獨立與洋商交往的職能。
清承明製，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或洋商，稱為十三行。梁廷枬《粵海關誌》稱：“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柁。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4]梁廷枬所說“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對此，學術界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認為十三行之稱，明代已有，清初僅“沿明之習”而已，[5]有人認為十三行之稱，明代尚無，“沿明之習”，是沿對外商“勞以牛酒”的懷遠驛製度，並非沿十三行之名[6]本書並非專論十三行的沿革，孰是孰非，茲不贅及，但十三行之稱，最遲在康熙三十九年已見諸於記載。清人屈大均《廣州竹枝詞》稱：洋行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廣州竹枝詞》載於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一書。此書重刊本是康熙三十九年，故十三行一名，遲至康熙三十九年已有，似無問題。十三行含義是什麽？目前尚無確鑿史料，還弄不清楚，但十三行絕非指十三家行商。梁廷枬說“幹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幹隆十六年亦有洋行20家[7]至二十二年增至26家。[8]十三行並非十三家，無可懷疑。
清初，洋行經營對外貿易，仍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權力的職能。洋船入粵，泊於澳門，粵海關監督需躬親丈量。洋行在得到批準後，也可麵見監督。那時洋行也沒有壟斷對外貿易的權力。隻有在他們組成公行後，才在對外貿易中具有壟斷地位。
幹隆二十二年廣州一口通商之後，清政府為避免直接與外國人接觸，便於幹隆二十五年（1760）在粵海關監督的授權之下，由一批洋商組成公行。當時參加公行的行商共九家。嘉慶五年，粵海關監督佶山奏摺中述及此事稱：“迨幹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請設立公行，專辦夷船，批司議準[9]
公行是清代特有的對外貿易的壟斷組織，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這可以從下列三方麵考察。
第一，它壟斷了清代對西洋各國的貿易。
凡不參加公行的行商稱為“散商”，不能單獨與外商進行大宗貨買，隻能在公行規定的貿易商品範圍內作小宗經營，而且必須由公行統銷。一個長期居住廣州的美國旗昌洋行職員享德說：行商是中國政府唯一承認的機構。從行外的中國人買進的貨物，如果不通過某些行商就無法運出。因之通過行商可採辦的貨物，必須由行商抽一筆手續費，然後用行商的出名報關。[10]
行商又從外商對華貿易中分肥：“東印度公司購買貨物時，依照股份按比例分與行商[11]“他們享有統治廣州港對外貿易的獨占權，每年獲利達數百萬元[12]
第二，對新充行商參加公行，具有控製作用。
隻有公行一致同意下，由總[13]和各散商聯名具結，公行才可接納新成員。這就從組織製度上保證了公行的壟斷意義，並扼殺了貿易競爭者的生機。這一點，隻要剖析一下清政府對新充行商的規定，就可明了：自嘉慶十八年，前監督德慶奏請設立總商，經理行務，並嗣後選充新商，責令總散各商聯名保結，欽奉諭允，準行在案。是以十餘年來，止有閑歇之行，並無一行添設。推原其故，皆因從前開行，止憑一二商保結，即準承充。在總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實與否，不能洞悉底裏，未免意存推諉；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以致新商雖有急公踴躍之心，而歷任監督以恪於成例，不便著充。[14]
構成閉關政策最重要的兩項內容是公行製度和防範章程。
隨著廣州一口通商原則的確立，在如何處理外商在貿易口岸的業務問題上，清政府實行了一套特殊的中介製度即公行製度。這個製度，強化了閉關鎖國的程度，成了清代閉關政策的重要支柱。
公行製度正式產生於幹隆二十五年（1760年），它是在原有專營對外貿易的洋行基礎上發展變化而來的。
如前所述，中國的海外貿易，自唐至明代，均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外國使臣的貢市，由政府專司海外貿易的長官——市舶使負責接待。明初，海外貿易比前代有了更大規模的發展，與明王朝進行貢市貿易的地區，有東洋的琉球，南洋的菲律賓群島，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東海岸的大小國家約64國[3]這一統計，不盡正確，如其中本是一國而因譯名不同而記為兩國者；或早已滅國但在中文典籍中仍有名而稱作國家者，都重複計入。但是，明初與海外交往確實繁榮，這使明代的市舶司製度不能適應，遂指定商人設立牙行，經營出口貿易。這種商人稱為行商或官商、洋商。萬曆以後，廣東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有36家。明周玄《涇林讀書記》說：“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禁喉，每一舶區，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金者。先報達本縣，申達藩司，令舶舉（即市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無簿書刑杖之勞。”可知明代後期，行商與貿易長官之間的關係雖已密切，但並未有代表政府而獨立與洋商交往的職能。
清承明製，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或洋商，稱為十三行。梁廷枬《粵海關誌》稱：“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柁。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4]梁廷枬所說“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對此，學術界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認為十三行之稱，明代已有，清初僅“沿明之習”而已，[5]有人認為十三行之稱，明代尚無，“沿明之習”，是沿對外商“勞以牛酒”的懷遠驛製度，並非沿十三行之名[6]本書並非專論十三行的沿革，孰是孰非，茲不贅及，但十三行之稱，最遲在康熙三十九年已見諸於記載。清人屈大均《廣州竹枝詞》稱：洋行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廣州竹枝詞》載於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一書。此書重刊本是康熙三十九年，故十三行一名，遲至康熙三十九年已有，似無問題。十三行含義是什麽？目前尚無確鑿史料，還弄不清楚，但十三行絕非指十三家行商。梁廷枬說“幹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幹隆十六年亦有洋行20家[7]至二十二年增至26家。[8]十三行並非十三家，無可懷疑。
清初，洋行經營對外貿易，仍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權力的職能。洋船入粵，泊於澳門，粵海關監督需躬親丈量。洋行在得到批準後，也可麵見監督。那時洋行也沒有壟斷對外貿易的權力。隻有在他們組成公行後，才在對外貿易中具有壟斷地位。
幹隆二十二年廣州一口通商之後，清政府為避免直接與外國人接觸，便於幹隆二十五年（1760）在粵海關監督的授權之下，由一批洋商組成公行。當時參加公行的行商共九家。嘉慶五年，粵海關監督佶山奏摺中述及此事稱：“迨幹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請設立公行，專辦夷船，批司議準[9]
公行是清代特有的對外貿易的壟斷組織，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這可以從下列三方麵考察。
第一，它壟斷了清代對西洋各國的貿易。
凡不參加公行的行商稱為“散商”，不能單獨與外商進行大宗貨買，隻能在公行規定的貿易商品範圍內作小宗經營，而且必須由公行統銷。一個長期居住廣州的美國旗昌洋行職員享德說：行商是中國政府唯一承認的機構。從行外的中國人買進的貨物，如果不通過某些行商就無法運出。因之通過行商可採辦的貨物，必須由行商抽一筆手續費，然後用行商的出名報關。[10]
行商又從外商對華貿易中分肥：“東印度公司購買貨物時，依照股份按比例分與行商[11]“他們享有統治廣州港對外貿易的獨占權，每年獲利達數百萬元[12]
第二，對新充行商參加公行，具有控製作用。
隻有公行一致同意下，由總[13]和各散商聯名具結，公行才可接納新成員。這就從組織製度上保證了公行的壟斷意義，並扼殺了貿易競爭者的生機。這一點，隻要剖析一下清政府對新充行商的規定，就可明了：自嘉慶十八年，前監督德慶奏請設立總商，經理行務，並嗣後選充新商，責令總散各商聯名保結，欽奉諭允，準行在案。是以十餘年來，止有閑歇之行，並無一行添設。推原其故，皆因從前開行，止憑一二商保結，即準承充。在總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實與否，不能洞悉底裏，未免意存推諉；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以致新商雖有急公踴躍之心，而歷任監督以恪於成例，不便著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