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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石頭：蔡義江論紅樓夢/名家解讀紅樓夢 作者：蔡義江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怎麽認為都可以，但總得說出個道理來。你說“此本來歷，胡適始終未作具體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適“並未對抄本的來歷以及紙張墨色、字體行款、題署諱字等緊要關目進行鑑定”(《脂本辨證》)。胡適對此書來歷不止說過一次，有時間、地點甚至登gg一起辦新月書店的人，還要他怎麽個“具體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賣書人的姓名地址，問個一清二楚才算“具體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後還得憑鑑定得出結論。胡適說“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有“朱評”，有“墨筆眉批”，難道說的不是“紙張墨色”?“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書。”難道說的不是“字體行款”?書名、題跋都一再說了而且對照了筆跡，作了無可辯駁的鑑定，怎麽說他沒有對“題署”等“進行鑑定”呢?寫文章總得據事實、講道理，對讀者掩蓋真相總不大好吧。
當然，歐陽健自有其苦衷：胡適的鑑定，尤其是對此書紙張和收藏者劉銓福筆跡的鑑定，歐陽健是非掩蓋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盜鈴，也隻好硬說沒有了。否則，他遍地開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會變成海外奇談。
“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剛剛製造好的本子，怎麽能“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呢?實物今天還在，有幸的紅學家都見到了，豈能說假話?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的題跋有四條之多，且是行草，蓋的許多印章不說，這筆跡又誰有這麽大的本領能偽造得出呢?胡適說：“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跡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劄。一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劄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鹹豐六年(1856)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幹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這還有什麽話可說呢?那些完全無關情況下別人收藏的書劄，總不是迎合誰的需要偽造的吧?其實，要證明劉銓福的字是真跡，也不必去台灣出版的畫冊中找，馮其庸先生告訴我，他那裏就藏有好幾幅劉銓福的字，甚至還有他父親劉寬夫的真跡。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間的跋語，為胡適需要而親筆題寫於民國十一年之後，天下有這樣的怪事嗎?
這種荒唐事還真有。歐陽健一麵認定甲戌本是在胡適考證發表後的短短幾年內炮製出來的假貨，一麵又再三引用他認為假貨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劉銓福跋語和孫小峰(桐生，綿癡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說明它為何又可當作真的史料，而據此推斷劉、孫六十年前的動機行為，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讓矛與盾同時取勝，把讀者搞得稀裏糊塗。
劉銓福化名脂硯齋?
他的論點是：“脂硯齋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存在，他是與很晚以後才出現的脂本相伴而來的。”他談到台灣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記粘箋上記有“脂硯堂硃批紅樓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養榮國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與現行者不同。聞此稿僅半部，大興劉寬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擔中;後半部重價購之，不可得矣”等語，便又發揮想像，製造出三代脂硯齋說：第一代是劉寬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書賈的偽托”的“脂硯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劉銓福，“他在這個本子上做了手腳”，“他將‘脂硯堂’改為‘脂硯齋’”，“脂硯就是劉銓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賣給胡適的時候，顯然經過了一次重新抄寫”的甲戌本。
我現在要來證明那條箋記所記的“脂硯”不是歐陽健所說的什麽“最早記錄”，脂硯齋也絕非由“脂硯堂”改成的劉銓福，確實感到喪氣。這跟要我證明司馬遷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麽兩樣?歐陽健沒有讀過裕瑞的《棗窗閑筆》吧?或者即便讀過，在創作“作偽說”時也想不起來了吧?裕瑞是高鶚同時人，其前輩姻親與曹雪芹還有點關係。他在那本書中說：“餘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板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刪改至第幾次之本。”“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裕瑞的話不可能每個字都有事實依據，比如“脂硯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隻出於揣測或傳聞，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見到抄本上“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卻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事實。《棗窗閑筆》成書於1814年至1820年，其時，那位所謂改“脂硯堂”為“脂硯齋”而作為自己代號的劉銓福還沒有出生呢。這又該怎麽說?歐陽健現在發現自己的奇談原來有這麽大的漏洞，他準備作怎樣的辯解呢?我也能猜到幾分，他大概會說，“劉銓福化名脂硯齋”，就是受到那個胡編亂造的裕瑞的啟示呀!
我並不想故意挖苦歐陽健，他確實玩過這種手法，比如劉銓福在甲戌本一條跋語中說：“《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這本是十分正確的見解，因為事實上苕溪漁隱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確實大大高出於當時紛紛效顰的流俗輩。我隨便引幾句二知道人的話，看是否如此：“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酸辛淚也。”你還能舉哪一位舊紅學家說過如此精闢的話?再如：“大觀園之結構，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壯年吞之於胸，老去吐之於筆耳。”我以為這與運用當今文藝理論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結論也沒有什麽兩樣。再如：“寶玉懸崖撒手，寶玉之夢覺矣，寶玉之情了矣。”“懸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歐陽健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是幹隆時的二知道人用它來指寶玉出家，卻又偏偏出在歐陽健硬說是很晚很晚才出現的偽造的脂本的脂評中，如說“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嘆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對自己立論不利的證據，所以非貶低不可。苕溪漁隱列舉小說人物年齡大小前後不一致處(有的是續書中的用編年表的方法，雖然有點多餘，但畢竟不是《林黛玉日記》)，怎麽就用“對小說人物和‘史事’將無作有地予以考訂校讎”的罪名，將此書貶得一錢不值，說劉銓福“作偽”是從中得到“啟示”呢?原來苕溪漁隱還做了件有礙歐陽健立論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與“歸抄本”作了對照，花了一番“考訂校讎”功夫，列舉出一些重要異文都見之於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護官符”四句口碑之下，舊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這些注文恰恰是歐陽健以為萬萬不可能有的，是他用來證明“民國以後製造”的甲戌本中“後人妄加”，又故意在行側加批作偽證的得意的例子。現在居然又在幹隆時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實，批有“蘭墅〔即高鶚〕閱過”字樣的夢稿本和早於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隻是歐陽健不敢提及罷了)，豈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預先斷喝一聲不可。歐陽健隨口罵劉銓福為“狡猾伎倆”，我們又該如何來說歐陽健呢?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麽“三代脂硯齋的嬗變史”，本子隻有一個，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對於前述那條日記中的箋記，歐陽健自己也承認“王雪澄對於此事的追記，已遠在50年以後，看來並未親見劉寬夫所得之本，一切當來源於其後之傳聞”。要知傳聞走樣的事可太多了。就說曹雪芹吧，從同時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說他是曹寅的兒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謂“雪芹，字子清”即是)，劉銓福被傳為其父劉寬夫又有什麽奇怪呢?胡適就發現過這種情況，他說：“《百家書劄真跡》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為說‘劉字銓福’;一為說他‘鹹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跋幹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至於“脂硯堂”更顯然是“脂硯齋”的訛傳，因為小說本子以“堂”稱的本來不少，如《水滸》之有容與堂本、貫華堂本等等。《石頭記》稱作《紅樓夢》，也沒有什麽文章可做，脂本脂評中本來就常見兩個書名通用;俞平伯先生當年輯錄脂評，五種本子倒有四種原稱《石頭記》的，但他卻不妨題作《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箋記隻是據傳聞記下有這麽一種本子，卻無從核對原書題名是什麽，記作“原稿”也不過是傳聞而已，哪可真作書名看?回目“林黛玉寄養榮國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的誤記嗎?“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也是甲戌本脂評中所提到的本來回目。箋記所引朱評，都隻簡說大意，隻要不故意挑剔，全與甲戌本合榫。總之，就是劉銓福所藏、後歸了胡適的甲戌本。憑什麽厚誣做兒子的在父親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腳”?
當然，歐陽健自有其苦衷：胡適的鑑定，尤其是對此書紙張和收藏者劉銓福筆跡的鑑定，歐陽健是非掩蓋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盜鈴，也隻好硬說沒有了。否則，他遍地開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會變成海外奇談。
“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剛剛製造好的本子，怎麽能“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呢?實物今天還在，有幸的紅學家都見到了，豈能說假話?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的題跋有四條之多，且是行草，蓋的許多印章不說，這筆跡又誰有這麽大的本領能偽造得出呢?胡適說：“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跡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劄。一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劄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鹹豐六年(1856)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幹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這還有什麽話可說呢?那些完全無關情況下別人收藏的書劄，總不是迎合誰的需要偽造的吧?其實，要證明劉銓福的字是真跡，也不必去台灣出版的畫冊中找，馮其庸先生告訴我，他那裏就藏有好幾幅劉銓福的字，甚至還有他父親劉寬夫的真跡。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間的跋語，為胡適需要而親筆題寫於民國十一年之後，天下有這樣的怪事嗎?
這種荒唐事還真有。歐陽健一麵認定甲戌本是在胡適考證發表後的短短幾年內炮製出來的假貨，一麵又再三引用他認為假貨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劉銓福跋語和孫小峰(桐生，綿癡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說明它為何又可當作真的史料，而據此推斷劉、孫六十年前的動機行為，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讓矛與盾同時取勝，把讀者搞得稀裏糊塗。
劉銓福化名脂硯齋?
他的論點是：“脂硯齋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存在，他是與很晚以後才出現的脂本相伴而來的。”他談到台灣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記粘箋上記有“脂硯堂硃批紅樓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養榮國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與現行者不同。聞此稿僅半部，大興劉寬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擔中;後半部重價購之，不可得矣”等語，便又發揮想像，製造出三代脂硯齋說：第一代是劉寬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書賈的偽托”的“脂硯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劉銓福，“他在這個本子上做了手腳”，“他將‘脂硯堂’改為‘脂硯齋’”，“脂硯就是劉銓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賣給胡適的時候，顯然經過了一次重新抄寫”的甲戌本。
我現在要來證明那條箋記所記的“脂硯”不是歐陽健所說的什麽“最早記錄”，脂硯齋也絕非由“脂硯堂”改成的劉銓福，確實感到喪氣。這跟要我證明司馬遷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麽兩樣?歐陽健沒有讀過裕瑞的《棗窗閑筆》吧?或者即便讀過，在創作“作偽說”時也想不起來了吧?裕瑞是高鶚同時人，其前輩姻親與曹雪芹還有點關係。他在那本書中說：“餘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板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刪改至第幾次之本。”“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裕瑞的話不可能每個字都有事實依據，比如“脂硯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隻出於揣測或傳聞，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見到抄本上“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卻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事實。《棗窗閑筆》成書於1814年至1820年，其時，那位所謂改“脂硯堂”為“脂硯齋”而作為自己代號的劉銓福還沒有出生呢。這又該怎麽說?歐陽健現在發現自己的奇談原來有這麽大的漏洞，他準備作怎樣的辯解呢?我也能猜到幾分，他大概會說，“劉銓福化名脂硯齋”，就是受到那個胡編亂造的裕瑞的啟示呀!
我並不想故意挖苦歐陽健，他確實玩過這種手法，比如劉銓福在甲戌本一條跋語中說：“《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這本是十分正確的見解，因為事實上苕溪漁隱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確實大大高出於當時紛紛效顰的流俗輩。我隨便引幾句二知道人的話，看是否如此：“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酸辛淚也。”你還能舉哪一位舊紅學家說過如此精闢的話?再如：“大觀園之結構，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壯年吞之於胸，老去吐之於筆耳。”我以為這與運用當今文藝理論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結論也沒有什麽兩樣。再如：“寶玉懸崖撒手，寶玉之夢覺矣，寶玉之情了矣。”“懸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歐陽健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是幹隆時的二知道人用它來指寶玉出家，卻又偏偏出在歐陽健硬說是很晚很晚才出現的偽造的脂本的脂評中，如說“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嘆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對自己立論不利的證據，所以非貶低不可。苕溪漁隱列舉小說人物年齡大小前後不一致處(有的是續書中的用編年表的方法，雖然有點多餘，但畢竟不是《林黛玉日記》)，怎麽就用“對小說人物和‘史事’將無作有地予以考訂校讎”的罪名，將此書貶得一錢不值，說劉銓福“作偽”是從中得到“啟示”呢?原來苕溪漁隱還做了件有礙歐陽健立論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與“歸抄本”作了對照，花了一番“考訂校讎”功夫，列舉出一些重要異文都見之於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護官符”四句口碑之下，舊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這些注文恰恰是歐陽健以為萬萬不可能有的，是他用來證明“民國以後製造”的甲戌本中“後人妄加”，又故意在行側加批作偽證的得意的例子。現在居然又在幹隆時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實，批有“蘭墅〔即高鶚〕閱過”字樣的夢稿本和早於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隻是歐陽健不敢提及罷了)，豈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預先斷喝一聲不可。歐陽健隨口罵劉銓福為“狡猾伎倆”，我們又該如何來說歐陽健呢?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麽“三代脂硯齋的嬗變史”，本子隻有一個，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對於前述那條日記中的箋記，歐陽健自己也承認“王雪澄對於此事的追記，已遠在50年以後，看來並未親見劉寬夫所得之本，一切當來源於其後之傳聞”。要知傳聞走樣的事可太多了。就說曹雪芹吧，從同時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說他是曹寅的兒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謂“雪芹，字子清”即是)，劉銓福被傳為其父劉寬夫又有什麽奇怪呢?胡適就發現過這種情況，他說：“《百家書劄真跡》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為說‘劉字銓福’;一為說他‘鹹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跋幹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至於“脂硯堂”更顯然是“脂硯齋”的訛傳，因為小說本子以“堂”稱的本來不少，如《水滸》之有容與堂本、貫華堂本等等。《石頭記》稱作《紅樓夢》，也沒有什麽文章可做，脂本脂評中本來就常見兩個書名通用;俞平伯先生當年輯錄脂評，五種本子倒有四種原稱《石頭記》的，但他卻不妨題作《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箋記隻是據傳聞記下有這麽一種本子，卻無從核對原書題名是什麽，記作“原稿”也不過是傳聞而已，哪可真作書名看?回目“林黛玉寄養榮國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的誤記嗎?“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也是甲戌本脂評中所提到的本來回目。箋記所引朱評，都隻簡說大意，隻要不故意挑剔，全與甲戌本合榫。總之，就是劉銓福所藏、後歸了胡適的甲戌本。憑什麽厚誣做兒子的在父親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