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理想而又稱職的政治家應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責任。就責任方麵而言：無論為人君，為督撫，為州縣之官，均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這在曾國藩的“應詔陳言疏”中固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嚐致官文書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亦足見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負有維持風氣之責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麵言：欲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此於曾國藩之“應詔陳言疏”中既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復李希庵函雲：“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者焉。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共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耳！”足見曾國藩理想中的政治家應當具備律己以嚴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麵而言：既抱淑世之心，當有用世之具。“才須學，學須識”，曾國藩既稱述武侯之言，“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曾國藩復樂道孟子之語。蓋舍多學而識，無以成其才；舍集民廣益，無以長其智。既無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熱忱，於事終無所濟。曾國藩生平雖好以德取人，亦兼顧才識。如復左宗棠函雲：“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摒斥。”而“原才篇”亦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故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態度。就態度方麵而言：於曾國藩所謂“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已可知其大概。蓋自古官箴，為清慎勤；曾國藩亦嚐以此自勉，並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慾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軍方麵有深刻的體現。曾國藩十分重視湘軍的紀律教育，力爭以湘軍形象改變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國藩說：“擔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希望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目的在於，要在精神上喚起兵勇的自覺，以對抗太平軍。曾國藩苦口婆心，開誠布公，勸導士兵嚴守紀律，愛護百姓。
第23章 曾國藩大智慧22
曾國藩對湘軍日夜課程的七條規定，就是要突出一個“勤”字，使士兵在營中日夜都有一定課程可做，嚴格遵守點名、演操、站牆子、巡更、放哨等營規。曾國藩對於治軍中“勤”字的理解是“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隻有在平日裏保持高度的緊張，才能有備無患，戰時鎮定自若。
曾國藩在湘軍操練上，嚴格要求，從不間斷，在循序漸進的基礎上達到熟練掌握技藝的程度，從而訓練出一支精強的軍隊。
人生智慧
為政須勤敬，當官須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業為重。誠惶誠恐地對待自己的權力，盡職盡責，如履薄冰。古往今來，中國不乏這種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稱一絕。康熙帝從政六十餘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徹曙聽政，日哺而食；數十年間，極少間斷。這是康熙帝勤於政事的突出表現。康熙帝於每日清晨至幹清門，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麵奏政事，與大學士等集議處理，這就是衙門聽政之製。而康熙帝對自己的要求則是務在精勤，有始有終。在他執政的前幾十年間，“夙興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寫字，仍用左手執筆批旨，而決不假手他人。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詔中說：“自禦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嚐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這並非過譽之詞。
康熙帝的勤於政務，以身作則，為“康幹盛世”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後來的雍正帝、幹隆帝等樹立了勤政的榜樣。
雍正帝從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為敷政寧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於努力充實自己，恰如宋代的趙普。
趙普是宋朝的開國元勛，宋太祖趙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為宰相，不過他出身微賤，很少讀書，處理朝政多憑經驗，全無學術。
公元965年（太祖幹德三年），北宋消滅了西蜀國，宋太祖將蜀國國君孟昶之妻，著名絕色美人花蕊夫人據為己有。一次他發現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妝鏡的背麵有“幹德四年鑄”五個字，不由十分驚疑，問道：“這‘幹德’二字怎麽和我朝的年號相同，這是哪個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詢大臣，趙普茫然不知所對，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隻有翰林學士竇儀答道：“蜀國舊主王衍曾經用過這個年號。”
太祖十分高興，就道：“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竇儀確實具有作宰相的才識！”
太祖便有任竇儀為宰相的考慮，當同趙普商量時，趙普想，如果竇儀入相，自己便相形見絀了，便回答道：“竇學士學問有餘，治國的能力卻是不足。”
於是此事作罷，不過太祖也勸趙普多讀點書。趙普從此手不釋卷，每日退朝歸來，便獨處一室，關上房門讀書，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處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後，家人入室檢點遺物，發現書箱中隻有一本《論語》，原來趙普晚年所讀的，就這麽一本書，他自己也曾對太祖的繼承人宋太宗說：“臣有《論語》一部，半部幫助太祖奪天下，半部幫助陛下治天下。”後世遂有“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趙普雖然有武大郎開店之嫌，但他還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終不愧為一代賢相，不像有些官員，自己永遠安於武大郎，卻又永遠拒絕高人指點。4廩實為要，勤儉為本
原文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從下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為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為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為力。葉水心嚐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為通論。
一是責任。就責任方麵而言：無論為人君，為督撫，為州縣之官，均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這在曾國藩的“應詔陳言疏”中固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嚐致官文書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亦足見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負有維持風氣之責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麵言：欲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此於曾國藩之“應詔陳言疏”中既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復李希庵函雲：“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者焉。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共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耳！”足見曾國藩理想中的政治家應當具備律己以嚴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麵而言：既抱淑世之心，當有用世之具。“才須學，學須識”，曾國藩既稱述武侯之言，“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曾國藩復樂道孟子之語。蓋舍多學而識，無以成其才；舍集民廣益，無以長其智。既無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熱忱，於事終無所濟。曾國藩生平雖好以德取人，亦兼顧才識。如復左宗棠函雲：“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摒斥。”而“原才篇”亦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故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態度。就態度方麵而言：於曾國藩所謂“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已可知其大概。蓋自古官箴，為清慎勤；曾國藩亦嚐以此自勉，並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慾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軍方麵有深刻的體現。曾國藩十分重視湘軍的紀律教育，力爭以湘軍形象改變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國藩說：“擔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希望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目的在於，要在精神上喚起兵勇的自覺，以對抗太平軍。曾國藩苦口婆心，開誠布公，勸導士兵嚴守紀律，愛護百姓。
第23章 曾國藩大智慧22
曾國藩對湘軍日夜課程的七條規定，就是要突出一個“勤”字，使士兵在營中日夜都有一定課程可做，嚴格遵守點名、演操、站牆子、巡更、放哨等營規。曾國藩對於治軍中“勤”字的理解是“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隻有在平日裏保持高度的緊張，才能有備無患，戰時鎮定自若。
曾國藩在湘軍操練上，嚴格要求，從不間斷，在循序漸進的基礎上達到熟練掌握技藝的程度，從而訓練出一支精強的軍隊。
人生智慧
為政須勤敬，當官須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業為重。誠惶誠恐地對待自己的權力，盡職盡責，如履薄冰。古往今來，中國不乏這種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稱一絕。康熙帝從政六十餘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徹曙聽政，日哺而食；數十年間，極少間斷。這是康熙帝勤於政事的突出表現。康熙帝於每日清晨至幹清門，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麵奏政事，與大學士等集議處理，這就是衙門聽政之製。而康熙帝對自己的要求則是務在精勤，有始有終。在他執政的前幾十年間，“夙興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寫字，仍用左手執筆批旨，而決不假手他人。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詔中說：“自禦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嚐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這並非過譽之詞。
康熙帝的勤於政務，以身作則，為“康幹盛世”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後來的雍正帝、幹隆帝等樹立了勤政的榜樣。
雍正帝從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為敷政寧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於努力充實自己，恰如宋代的趙普。
趙普是宋朝的開國元勛，宋太祖趙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為宰相，不過他出身微賤，很少讀書，處理朝政多憑經驗，全無學術。
公元965年（太祖幹德三年），北宋消滅了西蜀國，宋太祖將蜀國國君孟昶之妻，著名絕色美人花蕊夫人據為己有。一次他發現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妝鏡的背麵有“幹德四年鑄”五個字，不由十分驚疑，問道：“這‘幹德’二字怎麽和我朝的年號相同，這是哪個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詢大臣，趙普茫然不知所對，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隻有翰林學士竇儀答道：“蜀國舊主王衍曾經用過這個年號。”
太祖十分高興，就道：“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竇儀確實具有作宰相的才識！”
太祖便有任竇儀為宰相的考慮，當同趙普商量時，趙普想，如果竇儀入相，自己便相形見絀了，便回答道：“竇學士學問有餘，治國的能力卻是不足。”
於是此事作罷，不過太祖也勸趙普多讀點書。趙普從此手不釋卷，每日退朝歸來，便獨處一室，關上房門讀書，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處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後，家人入室檢點遺物，發現書箱中隻有一本《論語》，原來趙普晚年所讀的，就這麽一本書，他自己也曾對太祖的繼承人宋太宗說：“臣有《論語》一部，半部幫助太祖奪天下，半部幫助陛下治天下。”後世遂有“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趙普雖然有武大郎開店之嫌，但他還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終不愧為一代賢相，不像有些官員，自己永遠安於武大郎，卻又永遠拒絕高人指點。4廩實為要，勤儉為本
原文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從下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為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為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為力。葉水心嚐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為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