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長發現“鉗工王”，腳步停住了一下，似乎想走到“鉗工王”身前去問什麽話，但猶猶豫豫的，又將目光從“鉗工王”身上轉移開了，撇下眾人，獨自踽踽前行。
章華勛注意到，首長眼角掛著一滴淚。
他問“鉗工王”：“怎麽見家裏有了客人，就連家門都不進了？”
“鉗工王”袖著雙手，頭也不抬地嘟噥：“日子過成這樣，沒臉待客，更沒臉見什麽首長。”
那時剛過完新年，離春節還有半個來月，正是最冷的日子。一陣北風嘯過，捲起一團雪，將首長瘦小的身影幾乎完全裹沒了……
眾人怕首長凍壞了，有的在攔車，有的脫了自己的大衣追趕上去……
春節一過，剛到三月份，上級出其不意地下達了文件，批準“三二三”廠轉產，並批準可以行使如下企業自主權——合併，被兼併，合資，拍賣，乃至宣告破產。
這一文件使全廠幹部職工著實地歡天喜地了一番，仿佛那文件本身即是一劑靈丹妙藥，足以使該廠起死回生似的。
公正而論，三千多被叫做“蛾子”的軍工廠的工人們，並非一個個都是窮而惰，一門心思坐等國家拯救的人。有一個時期三千多人下了班幾乎人人都去擺攤兒“創收”。但是全縣城才十幾萬人，是個窮縣，呼啦啦劇增了三千多擺攤兒的，別的百姓還做不做小買賣小生意了？改革開放十幾年來，老百姓終於獲得了被允許做小買賣小生產的“特權”，一旦受到來自三千多“三二三”廠的工人們的巨大衝擊，矛盾發生了，由發生而漸漸激化了。“三二三”廠是軍工廠，又使這一矛盾似乎帶有了影響軍民關係的性質。於是縣裏的領導們，緊急會晤廠裏的領導們，最後解決矛盾的辦法是——在縣城邊上，辟出一塊場地，專供“三二三”廠的三千多工人擺攤設位做小買賣小生意。三千多人，形成了一處規模極龐大極壯觀的民間貿易市場。但縣裏的居民們，定了同盟之約似的，幾乎都不到那市場去買什麽。因而那市場的情形往往是隻見賣家，不見買。三千多人的工資水平都很低，消費水平更有限得可憐。人人都成了賣家，縣裏的居民又不去買，買賣狀況是多麽冷清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是捱到天黑不得不收攤兒時，以我家的蘿蔔，換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蔥，換我家的大蒜罷了。
章華勛和工人們的關係都挺不錯。那時他常想——怎麽著肥水也別流外人田啊。買菜啦，買小東西啦，他一向去那市場。但工人們都不好意思收他錢。幾元錢的東西，關係都挺不錯，能好意思收他錢嗎？幾次以後，連他也不去那市場買菜買東西了。
不久那市場自行解體，又成了一片空曠地。有許多工人非但沒為自己的家庭“創”什麽“收”，反而還賠了錢。都道是買賣買賣，有賠有賺，賠賠賺賺。可對每月工資隻能拿到手一百七十多元二百來元的百分之六十的他們，一個月內賠個一百來元，就足以賠得他們膽戰心寒啊！
他們隻剩下了一個盼頭，盼著什麽效益好的廠來與他們合併，盼著什麽財力雄厚的大公司來兼併他們，盼著有外商來支持本廠的轉產。在盼的過程中，並未停產，還一如既往地造槍。總不能停了產盼著啊！他們普遍都有這樣的覺悟。一邊生產一邊盼，仍月月圓滿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指標……
有一陣子，廠裏的頭兒們似乎全都變成了公關先生，從早到晚忙於接待，忙於引領著來賓們四處參觀，一個個介紹起廠情廠況來，都變得能說會道了。當然，還要陪宴。既陪宴，也就還要陪酒，常都喝得紅頭漲臉的。廠裏的工人們，不像別的廠別的企業的工人們，看見了知道了就來氣，就恨，就罵娘。恰恰相反，他們高興，知道廠頭們是在忙於為廠找“婆家”，為工人弟兄們找出路。那一陣章華勛最忙，跑前跑後，忙得一天到晚顧不上回家。而他和廠頭兒們一旦消停了，不在會客室裏而在辦公室裏了，工人們的情緒便低落了，有人便垂頭喪氣長籲短嘆了……
終於有一次幾乎就讓工人們盼出頭了——國內某公司意欲接手改變“三二三”廠的命運了。意向書已簽訂了。消息不脛而走，已經沸沸揚揚地傳開了。工會主席已經向車間主任們下“毛毛雨”了，說不久將要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表決重大選擇了……
但後來摸清了對方們的牌路——他們並不誠心改變“三二三”廠的命運。他們的動念在於據說國家將會貼補的三千多萬“企業破產安置費”。一旦三千多萬到手，他們便宣布“三二三”廠破產，用一千多萬打發工人們回家，餘下的一千多萬，豈非得來全不費工夫麽？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險些既成事實，上一次空前大當，工人們一怒之下，揍了那些“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傢夥們一頓，並燒毀了他們的一輛“淩誌”。他們想告，想要求賠車，但惹惱的不是三十名三百名工人，而是三千多名工人。這個數字使他們畏懼，沒敢告……
經歷了那一件事，領導也罷，工人也罷，似乎全都明白了——他們的廠不是俊俏媳婦，沒人願娶。縣裏自是沒有魄力接受的。兩億多元欠款，縣裏若接收了，猴年馬月才能替廠裏還清啊！省裏也沒一家企業或集團公司有膽量染指“三二三”廠。除了兩億多元欠款，還有三千多工人轉產後的再就業問題吶，還有四千多退休工人的勞保福利問題呢，還有工人子女的就讀問題呢。“三二三”廠是企業社會化的一個典型。
好事多磨。現在，廠終於“嫁”出去了。用詞更恰當地說，是賣出去了，賣給香港富商了。合同一年前就簽畢了，並且公證了，具有了法律性質。前幾天，香港富商派全權代表來正式接收工廠了。而直到前幾天，章華勛才明白，按照那合同，全廠四十歲以下的工人，隻有百分之五十經過嚴格考核，方能重新被招募為合同工。其餘百分之五十的工人，隻有一個選擇——領取幾個月的辭退金，回家另謀出路。而四十歲以上的工人，照顧性保留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得領辭退金回家。也就是說，全廠三千多人中，將有半數以上陷入失業困境。
這合同是前任廠長簽的。當時人們皆因廠終於被“嫁”出去了而高興，仿佛人人自己都是“老大難”女子，終於被“嫁”出去了一樣慶幸，一樣喜出望外。所以也就沒誰真正關心那合同的詳細內容。前任廠長簽完那一份合同不久，香港方麵就匯來了一筆款，於是全廠工人都補發了工資。那一天一些年輕的工人們，放了鞭炮，扭起了秧歌。這之後不久，前任廠長調到省裏當什麽廳的副廳長去了，還帶走了幾個人，都是了解合同內容的人。從此，那合同就在保險櫃裏存放著，沒誰再去多想它，連新任廠長章華勛也不曾多想到它，更不曾打開保險櫃看它。他認為，自己這個新任廠長，事實上隻不過是一位過渡廠長，而過渡時期又是很短的。香港人一來，自己將這個廠一交接清楚，自己這個廠長也就等於自行的廢黜，連自己的去留或任用，都將聽香港新廠主的安排，他哪裏還有那種打開保險櫃取出合同文本細看的好奇心牎…
章華勛注意到，首長眼角掛著一滴淚。
他問“鉗工王”：“怎麽見家裏有了客人，就連家門都不進了？”
“鉗工王”袖著雙手，頭也不抬地嘟噥：“日子過成這樣，沒臉待客，更沒臉見什麽首長。”
那時剛過完新年，離春節還有半個來月，正是最冷的日子。一陣北風嘯過，捲起一團雪，將首長瘦小的身影幾乎完全裹沒了……
眾人怕首長凍壞了，有的在攔車，有的脫了自己的大衣追趕上去……
春節一過，剛到三月份，上級出其不意地下達了文件，批準“三二三”廠轉產，並批準可以行使如下企業自主權——合併，被兼併，合資，拍賣，乃至宣告破產。
這一文件使全廠幹部職工著實地歡天喜地了一番，仿佛那文件本身即是一劑靈丹妙藥，足以使該廠起死回生似的。
公正而論，三千多被叫做“蛾子”的軍工廠的工人們，並非一個個都是窮而惰，一門心思坐等國家拯救的人。有一個時期三千多人下了班幾乎人人都去擺攤兒“創收”。但是全縣城才十幾萬人，是個窮縣，呼啦啦劇增了三千多擺攤兒的，別的百姓還做不做小買賣小生意了？改革開放十幾年來，老百姓終於獲得了被允許做小買賣小生產的“特權”，一旦受到來自三千多“三二三”廠的工人們的巨大衝擊，矛盾發生了，由發生而漸漸激化了。“三二三”廠是軍工廠，又使這一矛盾似乎帶有了影響軍民關係的性質。於是縣裏的領導們，緊急會晤廠裏的領導們，最後解決矛盾的辦法是——在縣城邊上，辟出一塊場地，專供“三二三”廠的三千多工人擺攤設位做小買賣小生意。三千多人，形成了一處規模極龐大極壯觀的民間貿易市場。但縣裏的居民們，定了同盟之約似的，幾乎都不到那市場去買什麽。因而那市場的情形往往是隻見賣家，不見買。三千多人的工資水平都很低，消費水平更有限得可憐。人人都成了賣家，縣裏的居民又不去買，買賣狀況是多麽冷清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是捱到天黑不得不收攤兒時，以我家的蘿蔔，換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蔥，換我家的大蒜罷了。
章華勛和工人們的關係都挺不錯。那時他常想——怎麽著肥水也別流外人田啊。買菜啦，買小東西啦，他一向去那市場。但工人們都不好意思收他錢。幾元錢的東西，關係都挺不錯，能好意思收他錢嗎？幾次以後，連他也不去那市場買菜買東西了。
不久那市場自行解體，又成了一片空曠地。有許多工人非但沒為自己的家庭“創”什麽“收”，反而還賠了錢。都道是買賣買賣，有賠有賺，賠賠賺賺。可對每月工資隻能拿到手一百七十多元二百來元的百分之六十的他們，一個月內賠個一百來元，就足以賠得他們膽戰心寒啊！
他們隻剩下了一個盼頭，盼著什麽效益好的廠來與他們合併，盼著什麽財力雄厚的大公司來兼併他們，盼著有外商來支持本廠的轉產。在盼的過程中，並未停產，還一如既往地造槍。總不能停了產盼著啊！他們普遍都有這樣的覺悟。一邊生產一邊盼，仍月月圓滿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指標……
有一陣子，廠裏的頭兒們似乎全都變成了公關先生，從早到晚忙於接待，忙於引領著來賓們四處參觀，一個個介紹起廠情廠況來，都變得能說會道了。當然，還要陪宴。既陪宴，也就還要陪酒，常都喝得紅頭漲臉的。廠裏的工人們，不像別的廠別的企業的工人們，看見了知道了就來氣，就恨，就罵娘。恰恰相反，他們高興，知道廠頭們是在忙於為廠找“婆家”，為工人弟兄們找出路。那一陣章華勛最忙，跑前跑後，忙得一天到晚顧不上回家。而他和廠頭兒們一旦消停了，不在會客室裏而在辦公室裏了，工人們的情緒便低落了，有人便垂頭喪氣長籲短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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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摸清了對方們的牌路——他們並不誠心改變“三二三”廠的命運。他們的動念在於據說國家將會貼補的三千多萬“企業破產安置費”。一旦三千多萬到手，他們便宣布“三二三”廠破產，用一千多萬打發工人們回家，餘下的一千多萬，豈非得來全不費工夫麽？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險些既成事實，上一次空前大當，工人們一怒之下，揍了那些“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傢夥們一頓，並燒毀了他們的一輛“淩誌”。他們想告，想要求賠車，但惹惱的不是三十名三百名工人，而是三千多名工人。這個數字使他們畏懼，沒敢告……
經歷了那一件事，領導也罷，工人也罷，似乎全都明白了——他們的廠不是俊俏媳婦，沒人願娶。縣裏自是沒有魄力接受的。兩億多元欠款，縣裏若接收了，猴年馬月才能替廠裏還清啊！省裏也沒一家企業或集團公司有膽量染指“三二三”廠。除了兩億多元欠款，還有三千多工人轉產後的再就業問題吶，還有四千多退休工人的勞保福利問題呢，還有工人子女的就讀問題呢。“三二三”廠是企業社會化的一個典型。
好事多磨。現在，廠終於“嫁”出去了。用詞更恰當地說，是賣出去了，賣給香港富商了。合同一年前就簽畢了，並且公證了，具有了法律性質。前幾天，香港富商派全權代表來正式接收工廠了。而直到前幾天，章華勛才明白，按照那合同，全廠四十歲以下的工人，隻有百分之五十經過嚴格考核，方能重新被招募為合同工。其餘百分之五十的工人，隻有一個選擇——領取幾個月的辭退金，回家另謀出路。而四十歲以上的工人，照顧性保留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得領辭退金回家。也就是說，全廠三千多人中，將有半數以上陷入失業困境。
這合同是前任廠長簽的。當時人們皆因廠終於被“嫁”出去了而高興，仿佛人人自己都是“老大難”女子，終於被“嫁”出去了一樣慶幸，一樣喜出望外。所以也就沒誰真正關心那合同的詳細內容。前任廠長簽完那一份合同不久，香港方麵就匯來了一筆款，於是全廠工人都補發了工資。那一天一些年輕的工人們，放了鞭炮，扭起了秧歌。這之後不久，前任廠長調到省裏當什麽廳的副廳長去了，還帶走了幾個人，都是了解合同內容的人。從此，那合同就在保險櫃裏存放著，沒誰再去多想它，連新任廠長章華勛也不曾多想到它，更不曾打開保險櫃看它。他認為，自己這個新任廠長，事實上隻不過是一位過渡廠長，而過渡時期又是很短的。香港人一來，自己將這個廠一交接清楚，自己這個廠長也就等於自行的廢黜，連自己的去留或任用，都將聽香港新廠主的安排，他哪裏還有那種打開保險櫃取出合同文本細看的好奇心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