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工作計劃，我們要乘坐新幹線從京都趕往東京採訪的是日本作家村上龍先生。
日本東京的新宿區，是一個時尚和潮流聚集的地區。按理說，這個地方很難跟“作家”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但是今天採訪的日本著名的作家——村上龍，恰恰就把採訪的地點約在了這裏。村上龍今年55歲，日本小說家、電影導演。1952年2月生於長崎縣佐世保市，1972年就讀於武藏野美術大學。1976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小說叫《近似無限透明的藍》，引起了巨大轟動，被視為日本文學進入亞文化的開端，獲第75屆芥川獎，銷量高達幾百萬冊，是1976年最暢銷的書之一。此後又出版了隨筆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戀愛永遠是未知的》等一係列作品。2004年村上龍忽然離開熟悉的寫作領域，推出了一本被稱為“全新概念投資與人生的教科書”——《到山上掙錢去：投資鐵律11條》這樣一本非常專業的關於投資的圖書。該書藉助對日本經典的11個寓言故事新編，闡說投資的11條鐵律。這本書不僅內容新奇有趣，而且漫畫和版式都個性十足，好看又好玩，出版不到兩個月即一版再版，30萬冊轉眼告罄。他也成為了日本國民心目當中兩個著名的村上作家：一個是村上春樹，一個就是村上龍。他不隻把興趣投入到文字裏，他還愛好財經、美食、上電視、拍電影、聽音樂，我們想了解，在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在日本如何當一個作家，或者是在一個作家的眼中，這個高速變化的時代是什麽樣子的。
村上龍既是作家、電影編劇、導演，同時還是音樂人，還有經濟學博士，他出的書有非常專業的經濟方麵的書，因此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他更合適。作家?編劇導演?音樂人?還是經濟學家?
對此村上龍認為：“其實把我稱作什麽無所謂，但是我活動的最中心還是寫作。從1976年算起，一直到現在， 30多年。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寫小說，因為要寫小說的話，必須精力特別集中。雖然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也很辛苦，所以說我並不是很喜歡，但也談不上是厭倦。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無論我怎麽寫，大多數人不能夠理解我，所以我才堅持寫下去。”
一個作家寫作的動力竟然是大多數人不能理解自己，讓我們感到很奇怪，使我們不禁又要問他作家是否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村上龍坦言：“我沒有過多的去考慮要改變這個世界，或者讓它變得更好，即使我有這種想法，我也不會去想改變整個社會。在近代化或者經濟高度增長的時候，國家的整體是有一個希望，當這個希望達成以後，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沒有了。像現代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因為他們有一個國家的希望，所以人們才能夠團結一致。當一個國家富裕起來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希望就沒有了。但是，孩子們是需要有自己的希望的，當個人有自己的希望的時候，他才能夠生活得有意義。我想通過我的小說向人們表達這些意思，但這並不是很容易就能夠做到的。”
村上龍先生曾經藉助他書中的主人公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國家什麽都有，就是沒有希望。表達了對經歷了近代化和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日本社會中，自殺現象增多、生活沒有目標等深層次問題的憂思。因此一個作家不僅是辛苦的而且是痛苦的。
“一個作家經常要看到別人的痛苦，甚至去看到一個社會的痛苦。”這個痛苦還表現為有時不被人理解。
“我覺得是由於我這個人比較討厭‘大多數’這個詞，我是比較喜歡少數的，哪怕真理在大多數人手上，我也是比較偏向於少數群體，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性格。我覺得文學作品是為了一少部分人，為了那些被社會所遺棄的弱者所創作的。我覺得一個文學家或者是小說家的立場，應該站在少部分人一邊。”
因為快到吃飯的時間了，我們認為應該談談中國的吃，便問村上先生去廣州會不會對吃的印象特別深?
村上龍：我隻為少數人寫作(2)
“我對廣州感到非常的吃驚。以前我聽說過有一種說法叫吃在廣州，我覺得廣州應該有很多的美食，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原來認為，你到了廣州就應該明白吃的文化，但是我頭一次看到一個城市能夠為吃這件事付出這麽大的精力。”
“說到中國，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去的上海，上海給我的印象非常的強烈，那裏與我小時候從課本當中學到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當然，上海也許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但是當時我還是很吃驚。我的妻子學習中文，也練太極拳，一開始是她帶著我去上海的。我的妻子她也很喜歡喝普洱茶，我們也去昆明買了普洱茶，我們也很喜歡中藥，上海那裏有一個批發中藥的地方，所以我們經常到那裏去。至於印象最深的，我覺得是即使對麵是紅燈，人們也會過馬路，感到很不可思議。”
栗原小卷：與表演藝術的一世姻緣(1)
一個下午，我們採訪了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電影演員栗原小卷。
35歲以上的中國影迷會非常熟悉她的名字，20世紀在七八十年代《望鄉》和《生死戀》這兩部電影讓栗原小捲成為中國婦幼皆知的一張麵孔。
當我們麵對栗原小卷時突然覺得自己這是在日本嗎?仿佛是在採訪一個特別熟悉的中國的演員一樣。我們不知道她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感覺，也像在國內一樣。
1978年的秋天，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上映。故事講述的是女學者三穀圭子為研究賣身海外的日本妓女的歷史，與當年的南洋姐阿崎婆相遇。圭子的真誠打動了阿崎婆，這位孤苦無依的老人，向她道出了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屈辱遭遇。影片中女學者三穀圭子的扮演者就是栗原小卷。她青春靚麗的形象，溫婉高雅的舉止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年這部電影在中國上映時引起巨大轟動，栗原小卷也因此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人物。1979年栗原小卷應邀來到中國，受到了影迷們的熱情歡迎。1979年由栗原小卷主演的電影《生死戀》在中國上映後立即風靡全國，掀起了一股“栗原小卷熱”，她成為了那個時代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將近30年過去了，有的人仍然能背出這部影片中的經典對白，有的人至今還珍藏著當年的電影海報。
“最初的時候，我沒有去特別關注它。後來人們跟我說這兩部電影在中國已經取得了那麽大的成功我才知道。特別是巴金老師以及謝晉導演看了《望鄉》以後，他們說能夠從這部電影當中看到日本人的善良之處。到現在為止這句話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給了我很多的勇氣。所以那次中國之行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在《望鄉》這部電影中所飾演的是一位研究女性史的作家，她將一些已經被忘卻的記憶展示在她的作品中，她以一種溫和的口吻向世人講述，在亞洲以及日本有很多人因為戰爭受到了傷害。我想中國的人們都感受到了這部作品的內涵。”
“我覺得電影是一種非常好的藝術形式，它能夠跨越國境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能夠分享感動，產生共鳴，是一種非常偉大的藝術。在我剛開始拍攝電影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它能夠帶給我這麽多的感動，我覺得我能參與拍攝，《望鄉》這部作品，我是非常幸福的。我覺得電影應該可以分為三種：藝術電影、反映社會題材的電影和娛樂電影。我能夠參加《望鄉》與《生死戀》這兩部電影的演出，我想對攝製組的同仁們表示感謝。”
日本東京的新宿區，是一個時尚和潮流聚集的地區。按理說，這個地方很難跟“作家”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但是今天採訪的日本著名的作家——村上龍，恰恰就把採訪的地點約在了這裏。村上龍今年55歲，日本小說家、電影導演。1952年2月生於長崎縣佐世保市，1972年就讀於武藏野美術大學。1976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小說叫《近似無限透明的藍》，引起了巨大轟動，被視為日本文學進入亞文化的開端，獲第75屆芥川獎，銷量高達幾百萬冊，是1976年最暢銷的書之一。此後又出版了隨筆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戀愛永遠是未知的》等一係列作品。2004年村上龍忽然離開熟悉的寫作領域，推出了一本被稱為“全新概念投資與人生的教科書”——《到山上掙錢去：投資鐵律11條》這樣一本非常專業的關於投資的圖書。該書藉助對日本經典的11個寓言故事新編，闡說投資的11條鐵律。這本書不僅內容新奇有趣，而且漫畫和版式都個性十足，好看又好玩，出版不到兩個月即一版再版，30萬冊轉眼告罄。他也成為了日本國民心目當中兩個著名的村上作家：一個是村上春樹，一個就是村上龍。他不隻把興趣投入到文字裏，他還愛好財經、美食、上電視、拍電影、聽音樂，我們想了解，在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在日本如何當一個作家，或者是在一個作家的眼中，這個高速變化的時代是什麽樣子的。
村上龍既是作家、電影編劇、導演，同時還是音樂人，還有經濟學博士，他出的書有非常專業的經濟方麵的書，因此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他更合適。作家?編劇導演?音樂人?還是經濟學家?
對此村上龍認為：“其實把我稱作什麽無所謂，但是我活動的最中心還是寫作。從1976年算起，一直到現在， 30多年。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寫小說，因為要寫小說的話，必須精力特別集中。雖然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也很辛苦，所以說我並不是很喜歡，但也談不上是厭倦。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無論我怎麽寫，大多數人不能夠理解我，所以我才堅持寫下去。”
一個作家寫作的動力竟然是大多數人不能理解自己，讓我們感到很奇怪，使我們不禁又要問他作家是否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村上龍坦言：“我沒有過多的去考慮要改變這個世界，或者讓它變得更好，即使我有這種想法，我也不會去想改變整個社會。在近代化或者經濟高度增長的時候，國家的整體是有一個希望，當這個希望達成以後，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沒有了。像現代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因為他們有一個國家的希望，所以人們才能夠團結一致。當一個國家富裕起來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希望就沒有了。但是，孩子們是需要有自己的希望的，當個人有自己的希望的時候，他才能夠生活得有意義。我想通過我的小說向人們表達這些意思，但這並不是很容易就能夠做到的。”
村上龍先生曾經藉助他書中的主人公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國家什麽都有，就是沒有希望。表達了對經歷了近代化和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日本社會中，自殺現象增多、生活沒有目標等深層次問題的憂思。因此一個作家不僅是辛苦的而且是痛苦的。
“一個作家經常要看到別人的痛苦，甚至去看到一個社會的痛苦。”這個痛苦還表現為有時不被人理解。
“我覺得是由於我這個人比較討厭‘大多數’這個詞，我是比較喜歡少數的，哪怕真理在大多數人手上，我也是比較偏向於少數群體，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性格。我覺得文學作品是為了一少部分人，為了那些被社會所遺棄的弱者所創作的。我覺得一個文學家或者是小說家的立場，應該站在少部分人一邊。”
因為快到吃飯的時間了，我們認為應該談談中國的吃，便問村上先生去廣州會不會對吃的印象特別深?
村上龍：我隻為少數人寫作(2)
“我對廣州感到非常的吃驚。以前我聽說過有一種說法叫吃在廣州，我覺得廣州應該有很多的美食，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原來認為，你到了廣州就應該明白吃的文化，但是我頭一次看到一個城市能夠為吃這件事付出這麽大的精力。”
“說到中國，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去的上海，上海給我的印象非常的強烈，那裏與我小時候從課本當中學到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當然，上海也許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但是當時我還是很吃驚。我的妻子學習中文，也練太極拳，一開始是她帶著我去上海的。我的妻子她也很喜歡喝普洱茶，我們也去昆明買了普洱茶，我們也很喜歡中藥，上海那裏有一個批發中藥的地方，所以我們經常到那裏去。至於印象最深的，我覺得是即使對麵是紅燈，人們也會過馬路，感到很不可思議。”
栗原小卷：與表演藝術的一世姻緣(1)
一個下午，我們採訪了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電影演員栗原小卷。
35歲以上的中國影迷會非常熟悉她的名字，20世紀在七八十年代《望鄉》和《生死戀》這兩部電影讓栗原小捲成為中國婦幼皆知的一張麵孔。
當我們麵對栗原小卷時突然覺得自己這是在日本嗎?仿佛是在採訪一個特別熟悉的中國的演員一樣。我們不知道她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感覺，也像在國內一樣。
1978年的秋天，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上映。故事講述的是女學者三穀圭子為研究賣身海外的日本妓女的歷史，與當年的南洋姐阿崎婆相遇。圭子的真誠打動了阿崎婆，這位孤苦無依的老人，向她道出了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屈辱遭遇。影片中女學者三穀圭子的扮演者就是栗原小卷。她青春靚麗的形象，溫婉高雅的舉止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年這部電影在中國上映時引起巨大轟動，栗原小卷也因此成為了家喻戶曉的人物。1979年栗原小卷應邀來到中國，受到了影迷們的熱情歡迎。1979年由栗原小卷主演的電影《生死戀》在中國上映後立即風靡全國，掀起了一股“栗原小卷熱”，她成為了那個時代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將近30年過去了，有的人仍然能背出這部影片中的經典對白，有的人至今還珍藏著當年的電影海報。
“最初的時候，我沒有去特別關注它。後來人們跟我說這兩部電影在中國已經取得了那麽大的成功我才知道。特別是巴金老師以及謝晉導演看了《望鄉》以後，他們說能夠從這部電影當中看到日本人的善良之處。到現在為止這句話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給了我很多的勇氣。所以那次中國之行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在《望鄉》這部電影中所飾演的是一位研究女性史的作家，她將一些已經被忘卻的記憶展示在她的作品中，她以一種溫和的口吻向世人講述，在亞洲以及日本有很多人因為戰爭受到了傷害。我想中國的人們都感受到了這部作品的內涵。”
“我覺得電影是一種非常好的藝術形式，它能夠跨越國境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能夠分享感動，產生共鳴，是一種非常偉大的藝術。在我剛開始拍攝電影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它能夠帶給我這麽多的感動，我覺得我能參與拍攝，《望鄉》這部作品，我是非常幸福的。我覺得電影應該可以分為三種：藝術電影、反映社會題材的電影和娛樂電影。我能夠參加《望鄉》與《生死戀》這兩部電影的演出，我想對攝製組的同仁們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