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叫人才？
這就叫人才！
能通過這種考試的人完全可以稱之為出類拔萃、鳳毛麟角！
由於吏部考試的門檻相當高，所以科舉及第之後，屢試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稱的大文豪韓愈，科舉及第後，三試吏部不中，十年猶然布衣。而這樣的人絕非少數，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後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過吏部考試、長期不能入仕為官的，也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嚴，於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嚴格，它才能為國家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從貞觀時代起，唐代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斷上升：唐太宗時期為3.4%，唐高宗時期為25%，武則天時期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進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達80％以上，如武宗時期80%，宣宗時期87%，懿宗時期81%。（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製度述略》）
（二）科舉製的生命力
一個國家的官員選拔製度，如果套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社會上層的再生產”。（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任何社會的基本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上層的再生產。”）
那麽，在古代中國，對於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廣大寒門庶族而言，能夠切實獲得一個公平、公正的發展機會，能夠以自由競爭的方式公開參與一個社會的“上層再生產”，其意義顯然是非同小可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從貞觀時代起就有了一種製度化的保障，在以後一千多年的中國社會中更是表現為隨處可見的現實。
隨著唐代科舉製的確立、完善和全麵實行，寒門庶族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通過努力躋身於社會上層，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樞，甚至官拜尚書、宰相。比如高宗時代的宰相李義府就是一個寒門出身、“家代無名”的人，他在貞觀年間通過科舉考試入仕以後，擔心家世貧寒，難以躋身高位，因而賦詩表達自己的憂慮，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李世民聽到後，當即表了一個態，打消了李義府的顧慮。
李世民說：“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隋唐嘉話》）
後來，李義府果然仕途通達，位列宰輔。
自貞觀之後，像李義府這種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入仕，最終官居宰相、位極人臣者已經不勝枚舉。據兩《唐書》列傳所載，終唐一代，寒門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傳者尚有多名，實際數字當不止此。而相應時期高門世族出身的拜相者，隻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經低於前者。
由此可見，自貞觀時代起，終唐之世，唐朝社會已經從根本上打破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4)
家政權向著廣大的寒門庶族開放，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從而充分體現了“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
在隋朝播下種子的科舉製之所以能在貞觀時期盛開和綻放，自然是與唐太宗李世民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
打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坐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為一個兼具創業與守成之長的傑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 一個王朝如果能夠向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平民階層普遍開放上升之階，並且最大限度地獲得平民階層和讀書人的歸屬感與政治認同，最終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盡可能實現社會公正，那麽這個王朝必將因此打下一個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貞觀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感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二百年後的唐文宗開成年間，詩人趙嘏也對貞觀時代所確立的科舉製發出了由衷的讚嘆：“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錢穆先生說：“科舉製度顯然是在開放政權，這是科舉製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科舉製作為一種具有顯著優越性的選官製度，一經奠定便被歷朝歷代所繼承，從而對隋唐以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廢除為止，它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多年。
一種製度的生命力能夠如此長久，足見它在誕生和確立之初，一定有著極大的合理性與超前性，才能被歷朝歷代的百姓、士人和統治階層所信受奉行。然而，時代畢竟是不斷發展的，無論再好的製度也會在歷史的變遷中生發出種種流弊。尤其到了近代，當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日益僵化的科舉製再也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需求，終於在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中壽終正寢，退出了歷史舞台。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後，當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通過借鑑西方的文官製度，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務員考試製度之後，他們卻不無驚訝地發現 這套“先進”的西方製度居然是淵源於中國。
這就叫人才！
能通過這種考試的人完全可以稱之為出類拔萃、鳳毛麟角！
由於吏部考試的門檻相當高，所以科舉及第之後，屢試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稱的大文豪韓愈，科舉及第後，三試吏部不中，十年猶然布衣。而這樣的人絕非少數，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後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過吏部考試、長期不能入仕為官的，也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嚴，於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嚴格，它才能為國家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從貞觀時代起，唐代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斷上升：唐太宗時期為3.4%，唐高宗時期為25%，武則天時期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進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達80％以上，如武宗時期80%，宣宗時期87%，懿宗時期81%。（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製度述略》）
（二）科舉製的生命力
一個國家的官員選拔製度，如果套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社會上層的再生產”。（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任何社會的基本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上層的再生產。”）
那麽，在古代中國，對於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廣大寒門庶族而言，能夠切實獲得一個公平、公正的發展機會，能夠以自由競爭的方式公開參與一個社會的“上層再生產”，其意義顯然是非同小可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從貞觀時代起就有了一種製度化的保障，在以後一千多年的中國社會中更是表現為隨處可見的現實。
隨著唐代科舉製的確立、完善和全麵實行，寒門庶族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通過努力躋身於社會上層，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樞，甚至官拜尚書、宰相。比如高宗時代的宰相李義府就是一個寒門出身、“家代無名”的人，他在貞觀年間通過科舉考試入仕以後，擔心家世貧寒，難以躋身高位，因而賦詩表達自己的憂慮，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李世民聽到後，當即表了一個態，打消了李義府的顧慮。
李世民說：“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隋唐嘉話》）
後來，李義府果然仕途通達，位列宰輔。
自貞觀之後，像李義府這種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入仕，最終官居宰相、位極人臣者已經不勝枚舉。據兩《唐書》列傳所載，終唐一代，寒門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傳者尚有多名，實際數字當不止此。而相應時期高門世族出身的拜相者，隻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經低於前者。
由此可見，自貞觀時代起，終唐之世，唐朝社會已經從根本上打破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4)
家政權向著廣大的寒門庶族開放，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從而充分體現了“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
在隋朝播下種子的科舉製之所以能在貞觀時期盛開和綻放，自然是與唐太宗李世民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
打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坐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為一個兼具創業與守成之長的傑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 一個王朝如果能夠向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平民階層普遍開放上升之階，並且最大限度地獲得平民階層和讀書人的歸屬感與政治認同，最終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盡可能實現社會公正，那麽這個王朝必將因此打下一個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貞觀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感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二百年後的唐文宗開成年間，詩人趙嘏也對貞觀時代所確立的科舉製發出了由衷的讚嘆：“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錢穆先生說：“科舉製度顯然是在開放政權，這是科舉製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科舉製作為一種具有顯著優越性的選官製度，一經奠定便被歷朝歷代所繼承，從而對隋唐以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廢除為止，它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多年。
一種製度的生命力能夠如此長久，足見它在誕生和確立之初，一定有著極大的合理性與超前性，才能被歷朝歷代的百姓、士人和統治階層所信受奉行。然而，時代畢竟是不斷發展的，無論再好的製度也會在歷史的變遷中生發出種種流弊。尤其到了近代，當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日益僵化的科舉製再也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需求，終於在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中壽終正寢，退出了歷史舞台。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後，當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通過借鑑西方的文官製度，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務員考試製度之後，他們卻不無驚訝地發現 這套“先進”的西方製度居然是淵源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