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的察舉製度本意是在消滅特權、破除世襲，不料到頭來又造成了新的特權階層和另一種變相的世襲。
到了東漢末年，察舉製度已經流弊叢生、不堪一問了。選舉出來的都是名不符實的人，既無才又無德。就像桓、靈之際民間歌謠所唱的那樣“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
進入曹魏時期，兩漢察舉製度既壞，新的選官製度自然就應運而生。
這項新製度就是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年間所創立的“九品中正製”。
曹操是一個亂世梟雄，他的政治作風務實而功利、重才而輕德，所以選拔的都是具有實際能力和能夠對現實政治作出貢獻的人。所謂“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猝，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序》）
此項製度本來也隻是一種臨時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漢登基，便將其正式確立為政府的官員選拔製度。從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兩漢延續了四百年的察舉製度徹底終結，“九品中正製”全麵頒行，此後一直被魏晉南北朝沿襲，歷時又達四百年之久。
所謂九品中正製，是中央政府於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專門擔任選舉之責、品評地方人物，分其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評選的標準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狀”（才德行狀與政績表現）；三、“品”（人品優劣）。人物的品級評定後，再由各級中正官依次上報，最後報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這項製度的初衷，是為了矯正漢末察舉製度徒以名德標榜、不務實際的毛病，進而“杜絕朋黨”、“破除門閥”，加強曹魏中樞政權的力量。可施行不過數十年後，產生的流弊比之兩漢察舉便有過之而無不及。
九品中正製最致命的缺陷，就在於一切都取決於“中正官”的一己愛憎和個人好惡，選擇人才雖然有一個表麵上的標準，但這套標準卻很難做到真正客觀，更無法量化，最終仍然是以中正官的個人意誌為轉移。於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等種種弊端，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等社會局麵。最後，真正的人才湮沒無聞，政治權力被門閥世族完全壟斷，特權階層奢侈萬端，官場腐敗叢生，吏治一團黑暗。
九品中正製一直沿襲到了隋朝初年，至開皇中期才被罷廢。
大業年間，隋煬帝楊廣創設了“進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進”，由朝廷舉行策試，後又改試詩賦。
這就是科舉製的開端。
科舉製雖由隋煬帝始創，但不久便遭逢戰亂，實際上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時期，科舉製才得以正式確立。
所謂科舉，即“開科舉士”之意。唐代先後所開的科舉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道舉、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於高宗永徽年間罷廢，除“明經科”與“進士科”外，其他均為專科，不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獨為世人所重者，唯有“進士”一科。
五代的學者王定保說：“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
陳寅恪先生也說：“進士之科雖設於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於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於後代，因而不改。”（《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代的科舉考試在原則上麵向所有人開放（工商從業者除外），任何
第18章·科舉2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3)
人隻要自認為有應舉的能力，就可以“懷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縣報考，既不需要像兩漢那樣經過地方官察舉，也不需要像魏晉以來那樣等待九品中正評定。
雖然唐代的入仕之門麵向全社會開放，但是其考試過程卻非常嚴格。考生必須先通過縣考、州考，然後才報送朝廷，參加禮部的大考。考試及第者並不是馬上就能當官，而是僅僅取得入仕的資格而已，必須再通過吏部舉行的考試，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試有四個條件：“身、言、書、判”。“身”是指容貌儀表，講究的是“體貌豐偉”；“言”是指口才談吐，講究的是“宏詞辯證”；“書”是指書法，講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種公文判例，講究的是“文理優長”，往往取一些州縣和大理寺過去的疑難案件，“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須通曉事理、諳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斷。也就是說，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過縣府、州府、禮部的層層考試之外，還必須通過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選：既要長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齒伶俐、雄辯滔滔，還要寫得一手好字，最後還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夠對疑難案件進行準確的研判，而且“判文”還必須寫得文辭優美、對仗工整、言約旨遠！
到了東漢末年，察舉製度已經流弊叢生、不堪一問了。選舉出來的都是名不符實的人，既無才又無德。就像桓、靈之際民間歌謠所唱的那樣“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
進入曹魏時期，兩漢察舉製度既壞，新的選官製度自然就應運而生。
這項新製度就是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年間所創立的“九品中正製”。
曹操是一個亂世梟雄，他的政治作風務實而功利、重才而輕德，所以選拔的都是具有實際能力和能夠對現實政治作出貢獻的人。所謂“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猝，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序》）
此項製度本來也隻是一種臨時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漢登基，便將其正式確立為政府的官員選拔製度。從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兩漢延續了四百年的察舉製度徹底終結，“九品中正製”全麵頒行，此後一直被魏晉南北朝沿襲，歷時又達四百年之久。
所謂九品中正製，是中央政府於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專門擔任選舉之責、品評地方人物，分其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評選的標準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狀”（才德行狀與政績表現）；三、“品”（人品優劣）。人物的品級評定後，再由各級中正官依次上報，最後報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這項製度的初衷，是為了矯正漢末察舉製度徒以名德標榜、不務實際的毛病，進而“杜絕朋黨”、“破除門閥”，加強曹魏中樞政權的力量。可施行不過數十年後，產生的流弊比之兩漢察舉便有過之而無不及。
九品中正製最致命的缺陷，就在於一切都取決於“中正官”的一己愛憎和個人好惡，選擇人才雖然有一個表麵上的標準，但這套標準卻很難做到真正客觀，更無法量化，最終仍然是以中正官的個人意誌為轉移。於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等種種弊端，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等社會局麵。最後，真正的人才湮沒無聞，政治權力被門閥世族完全壟斷，特權階層奢侈萬端，官場腐敗叢生，吏治一團黑暗。
九品中正製一直沿襲到了隋朝初年，至開皇中期才被罷廢。
大業年間，隋煬帝楊廣創設了“進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進”，由朝廷舉行策試，後又改試詩賦。
這就是科舉製的開端。
科舉製雖由隋煬帝始創，但不久便遭逢戰亂，實際上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時期，科舉製才得以正式確立。
所謂科舉，即“開科舉士”之意。唐代先後所開的科舉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道舉、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於高宗永徽年間罷廢，除“明經科”與“進士科”外，其他均為專科，不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獨為世人所重者，唯有“進士”一科。
五代的學者王定保說：“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
陳寅恪先生也說：“進士之科雖設於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於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於後代，因而不改。”（《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代的科舉考試在原則上麵向所有人開放（工商從業者除外），任何
第18章·科舉2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3)
人隻要自認為有應舉的能力，就可以“懷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縣報考，既不需要像兩漢那樣經過地方官察舉，也不需要像魏晉以來那樣等待九品中正評定。
雖然唐代的入仕之門麵向全社會開放，但是其考試過程卻非常嚴格。考生必須先通過縣考、州考，然後才報送朝廷，參加禮部的大考。考試及第者並不是馬上就能當官，而是僅僅取得入仕的資格而已，必須再通過吏部舉行的考試，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試有四個條件：“身、言、書、判”。“身”是指容貌儀表，講究的是“體貌豐偉”；“言”是指口才談吐，講究的是“宏詞辯證”；“書”是指書法，講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種公文判例，講究的是“文理優長”，往往取一些州縣和大理寺過去的疑難案件，“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須通曉事理、諳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斷。也就是說，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過縣府、州府、禮部的層層考試之外，還必須通過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選：既要長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齒伶俐、雄辯滔滔，還要寫得一手好字，最後還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夠對疑難案件進行準確的研判，而且“判文”還必須寫得文辭優美、對仗工整、言約旨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