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 派兵入宮，用武力控製他（她）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術”！
到這裏，一個被李世民和貞觀史臣刻意隱瞞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麵了。
那就是 事實上玄武門之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玄武門前，一個在太極宮中。
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是公開的第一戰場；而後者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戰場。
那麽，這個戰場的範圍有多大？是整個太極宮嗎？最需要控製的目標是誰？是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嗎？
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絕不會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個太極宮中去漫天撒網。而且就算你控製了九十九個，隻要有一個漏網，跑去跟皇帝報信，整個行動照樣是前功盡棄。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直接派兵進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製皇帝！
第17章·科舉製與社會公正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一個人能否獲得成功、出人頭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否順利入仕。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等，說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 一旦能夠順利走上仕途，該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換句話說，一旦擁有政治權力，連帶著就有了社會地位、有了名聲、有了榮譽、有了財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中國社會之所以迄今為止仍然遺留著濃厚的“官本位”色彩，其主要緣由在此。）
簡言之，在古代中國，政治決定了人們的一切！
那麽，哪一些人才有入仕的資格呢？他們是以什麽方式、按什麽標準入仕呢？起點是否公平，規則是否公開，結果是否公正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考察古代的官員選拔製度。
（一）中國人的入仕之途
自秦漢以降，傳統中國的官員選拔製度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兩漢的“察舉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和隋唐的“科舉製”。
兩漢選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實行的是“察舉”。所謂察舉，就是由地方官對當地的吏民進行考察，以品行為標準，以地方輿論（鄉評）為根據，把人才選拔出來，向中央舉薦。察舉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叫“孝廉”。所謂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子廉吏”。之所以要以“孝”和“廉”為標準，是因為“孝悌”是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潔”則是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漢書·文帝紀》：“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廉吏，民之表也。”）
孝廉之舉始於漢文帝，本來是不定期選舉，從漢武帝時代起則逐漸成為一種定期定員的選官製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漢武帝曾兩次下詔，責令每個郡國每年必須選舉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東漢時期，中央政府更是嚴格規定：凡戶口滿二十萬的郡國每年必須舉薦孝廉一人，其中較大的郡可以舉薦二人，而戶口不滿十萬的郡則每兩年舉薦一人。
兩漢的察舉製度通常要經過這樣一些程序：一個年輕人必須先進入太學讀書，根據畢業考試的成績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稱為“郎”，留在皇宮中擔任侍衛；乙科出身稱為“吏”，回到家鄉擔任地方官的僚屬。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和實習後，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員根據他們的各方麵表現進行舉薦，最後再經過一次考試，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為官從政。
相對於先秦時期以血緣為基礎的世襲製和分封製，兩漢的察舉製度顯然是一大進步。因為從原則上說，它的政權是麵向所有讀書人開放的，而且選官標準又是以德才為基礎，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麵。
然而，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選官製度，事實上卻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 大多數人根本讀不起書。
兩漢時代，書籍都寫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簡最多隻能寫二十來字，傳抄既費時又費力，更不便於攜帶和流通；帛雖然沒有這些問題，可它是昂貴的絲織品，用它來書寫，成本又太過高昂。如果是出生在書香門第的人，家中藏書豐富，要做到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也不是什麽難事。可要是出生在沒有藏書的普通人家，為了讀幾本書，往往就要跋涉千裏、尋師訪友，其讀書求學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的官職雖然是不可世襲的，但是“書籍”卻是可以世襲的，因此詩書傳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種“壟斷性優勢”。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隻要占有“知識和學問”這種稀缺資源，就能比較輕易地獲得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換言之，一個讀書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變成一個做官的家庭，變成一個有錢有勢的家庭。所謂“黃金滿篋，不如遺子一經”，正是這種情況的鮮明寫照。
此外，家族中隻要有人當過郡太守，擁有過察舉之權，那麽經他察舉進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門生故吏。這些人將來一旦在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2)
政治上得意，通常都會回過頭來報恩，也察舉他“恩師”的後人。因此在一個家族中，隻要先輩曾察舉過別人，他的子孫被察舉的可能性自然就遠遠大於普通人。久而久之，每個郡中就會有那麽一兩個家族，幾乎永遠占有“孝廉”的名額。這樣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後世所謂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擁有特權的“士族門第”。
到這裏，一個被李世民和貞觀史臣刻意隱瞞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麵了。
那就是 事實上玄武門之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玄武門前，一個在太極宮中。
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是公開的第一戰場；而後者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戰場。
那麽，這個戰場的範圍有多大？是整個太極宮嗎？最需要控製的目標是誰？是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嗎？
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絕不會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個太極宮中去漫天撒網。而且就算你控製了九十九個，隻要有一個漏網，跑去跟皇帝報信，整個行動照樣是前功盡棄。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直接派兵進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製皇帝！
第17章·科舉製與社會公正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一個人能否獲得成功、出人頭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否順利入仕。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等，說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 一旦能夠順利走上仕途，該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換句話說，一旦擁有政治權力，連帶著就有了社會地位、有了名聲、有了榮譽、有了財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中國社會之所以迄今為止仍然遺留著濃厚的“官本位”色彩，其主要緣由在此。）
簡言之，在古代中國，政治決定了人們的一切！
那麽，哪一些人才有入仕的資格呢？他們是以什麽方式、按什麽標準入仕呢？起點是否公平，規則是否公開，結果是否公正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考察古代的官員選拔製度。
（一）中國人的入仕之途
自秦漢以降，傳統中國的官員選拔製度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兩漢的“察舉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和隋唐的“科舉製”。
兩漢選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實行的是“察舉”。所謂察舉，就是由地方官對當地的吏民進行考察，以品行為標準，以地方輿論（鄉評）為根據，把人才選拔出來，向中央舉薦。察舉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叫“孝廉”。所謂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子廉吏”。之所以要以“孝”和“廉”為標準，是因為“孝悌”是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潔”則是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漢書·文帝紀》：“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廉吏，民之表也。”）
孝廉之舉始於漢文帝，本來是不定期選舉，從漢武帝時代起則逐漸成為一種定期定員的選官製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漢武帝曾兩次下詔，責令每個郡國每年必須選舉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東漢時期，中央政府更是嚴格規定：凡戶口滿二十萬的郡國每年必須舉薦孝廉一人，其中較大的郡可以舉薦二人，而戶口不滿十萬的郡則每兩年舉薦一人。
兩漢的察舉製度通常要經過這樣一些程序：一個年輕人必須先進入太學讀書，根據畢業考試的成績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稱為“郎”，留在皇宮中擔任侍衛；乙科出身稱為“吏”，回到家鄉擔任地方官的僚屬。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和實習後，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員根據他們的各方麵表現進行舉薦，最後再經過一次考試，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為官從政。
相對於先秦時期以血緣為基礎的世襲製和分封製，兩漢的察舉製度顯然是一大進步。因為從原則上說，它的政權是麵向所有讀書人開放的，而且選官標準又是以德才為基礎，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麵。
然而，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選官製度，事實上卻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 大多數人根本讀不起書。
兩漢時代，書籍都寫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簡最多隻能寫二十來字，傳抄既費時又費力，更不便於攜帶和流通；帛雖然沒有這些問題，可它是昂貴的絲織品，用它來書寫，成本又太過高昂。如果是出生在書香門第的人，家中藏書豐富，要做到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也不是什麽難事。可要是出生在沒有藏書的普通人家，為了讀幾本書，往往就要跋涉千裏、尋師訪友，其讀書求學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的官職雖然是不可世襲的，但是“書籍”卻是可以世襲的，因此詩書傳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種“壟斷性優勢”。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隻要占有“知識和學問”這種稀缺資源，就能比較輕易地獲得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換言之，一個讀書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變成一個做官的家庭，變成一個有錢有勢的家庭。所謂“黃金滿篋，不如遺子一經”，正是這種情況的鮮明寫照。
此外，家族中隻要有人當過郡太守，擁有過察舉之權，那麽經他察舉進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門生故吏。這些人將來一旦在
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2)
政治上得意，通常都會回過頭來報恩，也察舉他“恩師”的後人。因此在一個家族中，隻要先輩曾察舉過別人，他的子孫被察舉的可能性自然就遠遠大於普通人。久而久之，每個郡中就會有那麽一兩個家族，幾乎永遠占有“孝廉”的名額。這樣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後世所謂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擁有特權的“士族門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