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3)
歷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歷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麽深遠。”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後後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醜化和歪曲；三，對有關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鍵性細節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於一些重大的歷史細節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幹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係列事件才會變得雲山霧罩、撲朔迷離，並且引起後世史家和學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但是，當後世學者在懷疑並指責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歷史的同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卻非常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 既然李世民要改史，為什麽不改得徹底一點？為什麽不把他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行徑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親手射殺兄長李建成的那一幕，為什麽仍然白紙黑字地保留在史冊當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於亂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豈不是更能減輕他弒兄殺弟的罪名？還有，那十個被殘忍屠殺的侄子，李世民同樣可以把殺戮責任隨便推到某個小人物身上，或者幹脆也說死於亂兵之中，可為什麽他沒有這麽做呢？為什麽這一切，李世民都沒有掩蓋？
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李世民所說的“周公誅管、蔡”的那段話。也許那不僅隻是一種冠冕堂堂的道德說辭，也不僅是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調，很可能同時也是李世民努力要達成的一種自我說服。
也就是說，李世民需要告訴自己和世人，他誅殺建成、元吉的行為並不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殺戮，而是一種鋤奸懲惡、濟世安民的義舉！進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諱地、大張旗鼓地將這段歷史昭示天下，他才能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罪感，獲得一種內心的安寧，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獲得一種道德解脫。
如果用宗教的語言來說，這種心態和做法可以稱之為“發露懺悔”，也就是主動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惡”，讓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說讓其在道德與正義的陽光下渙然冰釋，從而讓自己獲得道德與靈魂意義上的新生。
綜上所述，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願將其公之於世！
那麽，這種行為是什麽呢？
有關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麽呢？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後，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忽然被觸痛，於是潸然淚下、悲泣良久。他動情地對身邊的侍臣說：“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父母）也。 朕昨見徐幹（東漢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貞觀政要》卷六）
李世民說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淵逝世時，他所行的喪禮過於粗疏簡略，未盡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責，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會感到痛心愧悔，因為對待高祖的身後事，他的許多做法的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埋葬高祖的獻陵在規格上就比埋葬長孫皇後（包括逝世後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遜色得多。獻陵是“堆土成陵”，規模和氣勢十分有限；而昭陵則是“因山為陵”，規模浩大、氣勢宏偉。高祖安葬後，李世民也並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而對長孫皇後則是情深意長、無比懷念，曾“於苑中作層觀，
第16章·李世名向我們隱瞞了什麽？2
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4)
以望昭陵”（《資治通鑑》卷一九四），結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諷和譏刺。
而時隔多年之後，李世民突然對父親流露出的這種懺悔和內疚之情，難道僅僅是因為自己在高祖身後沒有盡到孝道嗎？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有關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追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後，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是否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
歷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歷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麽深遠。”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後後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醜化和歪曲；三，對有關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鍵性細節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於一些重大的歷史細節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幹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係列事件才會變得雲山霧罩、撲朔迷離，並且引起後世史家和學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但是，當後世學者在懷疑並指責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歷史的同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卻非常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 既然李世民要改史，為什麽不改得徹底一點？為什麽不把他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行徑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親手射殺兄長李建成的那一幕，為什麽仍然白紙黑字地保留在史冊當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於亂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豈不是更能減輕他弒兄殺弟的罪名？還有，那十個被殘忍屠殺的侄子，李世民同樣可以把殺戮責任隨便推到某個小人物身上，或者幹脆也說死於亂兵之中，可為什麽他沒有這麽做呢？為什麽這一切，李世民都沒有掩蓋？
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李世民所說的“周公誅管、蔡”的那段話。也許那不僅隻是一種冠冕堂堂的道德說辭，也不僅是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調，很可能同時也是李世民努力要達成的一種自我說服。
也就是說，李世民需要告訴自己和世人，他誅殺建成、元吉的行為並不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殺戮，而是一種鋤奸懲惡、濟世安民的義舉！進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諱地、大張旗鼓地將這段歷史昭示天下，他才能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罪感，獲得一種內心的安寧，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獲得一種道德解脫。
如果用宗教的語言來說，這種心態和做法可以稱之為“發露懺悔”，也就是主動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惡”，讓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說讓其在道德與正義的陽光下渙然冰釋，從而讓自己獲得道德與靈魂意義上的新生。
綜上所述，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願將其公之於世！
那麽，這種行為是什麽呢？
有關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麽呢？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後，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忽然被觸痛，於是潸然淚下、悲泣良久。他動情地對身邊的侍臣說：“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父母）也。 朕昨見徐幹（東漢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貞觀政要》卷六）
李世民說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淵逝世時，他所行的喪禮過於粗疏簡略，未盡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責，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會感到痛心愧悔，因為對待高祖的身後事，他的許多做法的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埋葬高祖的獻陵在規格上就比埋葬長孫皇後（包括逝世後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遜色得多。獻陵是“堆土成陵”，規模和氣勢十分有限；而昭陵則是“因山為陵”，規模浩大、氣勢宏偉。高祖安葬後，李世民也並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而對長孫皇後則是情深意長、無比懷念，曾“於苑中作層觀，
第16章·李世名向我們隱瞞了什麽？2
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4)
以望昭陵”（《資治通鑑》卷一九四），結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諷和譏刺。
而時隔多年之後，李世民突然對父親流露出的這種懺悔和內疚之情，難道僅僅是因為自己在高祖身後沒有盡到孝道嗎？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有關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追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後，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是否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