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辭，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覆後，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於是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隻好就範。結果不
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2)
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後，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麵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徵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當然了，純粹從字麵上看，李世民說的這段話也沒什麽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蕩襟懷和凜然正氣。因為他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麽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後，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麽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那麽，今天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段話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麵歷史、忠於事實的一種可貴品質，還是恰好相反，將其視為有損於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歷史的行為？
很遺憾，在絕大多數後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為後者。
人們傾向於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 安社稷、利萬民 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 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後後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於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 ”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嚐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遊逸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誌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
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於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鑑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而《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覆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
趙克堯、許道勛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醜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昫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 所謂 直書其事 ，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傳》中強調，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後來人們研究唐代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辭，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覆後，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於是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隻好就範。結果不
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2)
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後，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麵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徵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當然了，純粹從字麵上看，李世民說的這段話也沒什麽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蕩襟懷和凜然正氣。因為他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麽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後，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麽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那麽，今天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段話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麵歷史、忠於事實的一種可貴品質，還是恰好相反，將其視為有損於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歷史的行為？
很遺憾，在絕大多數後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為後者。
人們傾向於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 安社稷、利萬民 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 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後後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於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 ”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嚐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遊逸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誌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
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於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鑑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而《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覆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
趙克堯、許道勛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醜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昫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 所謂 直書其事 ，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傳》中強調，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後來人們研究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