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寫著三個字 玄武門。
裏麵埋葬的不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少和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
誠如某些學者所言：“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
九 玄武門之變(5)
中最艱危的苦鬥，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誇耀後世的愉快記憶。 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幹淨？”（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
也許，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貞觀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李世民締造這份赫赫功業的過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種難與人言的潛在力量在參與和推動。
這樣的力量是什麽呢？
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自我救贖”。
當年奪嫡繼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為世人締造一個朗朗幹坤的決心就越大；玄武門事變對李世民造成的隱痛越深，他開創貞觀的動力也就越強；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越是沉重，他從造福社稷蒼生的事功中尋求道德解脫的渴望就越加強烈！
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偉業又何嚐不是一麵巨大的“招魂幡”呢？
無論盛世貞觀在後人的心目中獲享怎樣的景仰和尊崇，也無論它在歷史上是一個多麽光輝而偉大的政治典範，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個塵封的角落，它卻可以是一種自我救贖的產物，也可以是一麵招魂的旗幡。
換句話說，對於父兄和弟侄在道德與親情上的巨大虧欠，使李世民不得不用盡一生的努力去償還。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構成了開創盛世的種種動因之中那最不為人所知卻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種。當然，這種努力對李世民本人來講很可能是不自覺的，是極為隱晦而難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靈魂的自我救贖”的確具有非凡的意義 就像是一種無上的信仰之於一個虔誠的信徒一樣，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禦極後的種種自律、寬宏和堅忍。惟其如此，它才能推動李世民從“個體的小我”走向“歷史的大我”，從陰暗而血腥的玄武門走向華麗而光明的貞觀
第15章·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製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 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
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幹預初唐歷史的編纂。
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 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麽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李世民終於還是抑製不住內心的強烈衝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 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梆梆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幹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於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麽。
這次的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後，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裏麵埋葬的不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少和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
誠如某些學者所言：“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
九 玄武門之變(5)
中最艱危的苦鬥，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誇耀後世的愉快記憶。 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幹淨？”（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
也許，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貞觀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李世民締造這份赫赫功業的過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種難與人言的潛在力量在參與和推動。
這樣的力量是什麽呢？
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自我救贖”。
當年奪嫡繼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為世人締造一個朗朗幹坤的決心就越大；玄武門事變對李世民造成的隱痛越深，他開創貞觀的動力也就越強；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越是沉重，他從造福社稷蒼生的事功中尋求道德解脫的渴望就越加強烈！
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偉業又何嚐不是一麵巨大的“招魂幡”呢？
無論盛世貞觀在後人的心目中獲享怎樣的景仰和尊崇，也無論它在歷史上是一個多麽光輝而偉大的政治典範，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個塵封的角落，它卻可以是一種自我救贖的產物，也可以是一麵招魂的旗幡。
換句話說，對於父兄和弟侄在道德與親情上的巨大虧欠，使李世民不得不用盡一生的努力去償還。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構成了開創盛世的種種動因之中那最不為人所知卻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種。當然，這種努力對李世民本人來講很可能是不自覺的，是極為隱晦而難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靈魂的自我救贖”的確具有非凡的意義 就像是一種無上的信仰之於一個虔誠的信徒一樣，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禦極後的種種自律、寬宏和堅忍。惟其如此，它才能推動李世民從“個體的小我”走向“歷史的大我”，從陰暗而血腥的玄武門走向華麗而光明的貞觀
第15章·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製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 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
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幹預初唐歷史的編纂。
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 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麽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李世民終於還是抑製不住內心的強烈衝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 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梆梆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幹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於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麽。
這次的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後，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僕射房玄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