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少年殷夫再度入獄，時徐培根留學德國未歸，這個大家庭的又一個女人——大嫂張芝榮——憑著丈夫的關係疏通了關節，再次營救出獄。當女人們在鄉下哭成一團時，少年驚叫著，“世界大同的火災已經被我們煽起”。
1929年農曆正月裏的一天，少年的愛情創傷剛剛彌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鬆庭處，他讀到了大哥從德國寫給他的信。他覺得再也不能重投溫情羅網，當夜寫了一首《別了，哥哥》的詩，要他大哥把“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把“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作為一場噩夢收回去。他說他已經選好了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決意要走下去了。詩的最後兩句像一封火藥味濃烈的戰書：“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兩個階級交了戰火。”
這些革命話語在激情的驅使下如洪水奔湧，固執、自信而譫妄。“階級”、“鬥爭”這些詞語滋生的新知識的譜係，把親情驅趕到了一個角落，而代之以“陣營”：革命的陣營和反革命的陣營。在這種新的話語係統裏，親情是絆腳石，是地獄，少年要拋開它，“踏著虹的橋，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這年夏天，大嫂張芝榮來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麵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別了，哥哥》。她把這本雜誌寄給了徐培根。大哥讀了此詩，又從德國給小弟寫來一封長信，談為人信條，父母期望，兄弟情誼，家庭榮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為這封看似溫情脈脈的信不是一個大哥寫給一個小弟的，而是“一個猙獰的階級向另一個新生的階級的脅迫和威壓”，於是他回信說，覺得讀那封信比讀一篇滑稽小說還要輕鬆，覺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輕的擔子從肩頭移開了，覺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縛於舊世界的一條帶子，使他的理想與現實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壓力終於是斷了，被消滅了。
他承認，“當我的身子已從你的階級的船埠離開一寸的時候，我就開始欺騙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棄你了”。
他也承認，純從個人的角度，他感謝和佩服兄長，父親早逝，他的確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雲似的柔軟，那麽熨帖”。可是一當他站在“階級的立場”上，他就“不禁要憤怒，不禁要反叛”。
哥哥，這是我們告別的時候了，我和你相互間的係帶已完全割斷了，你是你，我是我，我們之間的任何妥協，任何調和，是萬萬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實的，慈愛的，誠懇的，不差，但你卻永遠屬於你的階級的，我在你看來，或許是狡詐的，奸險的，也不差，但並不是為了什麽，隻因為我和你是兩個階級的成員了。我們的階級和你們的階級已沒有協調、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隻有在兄弟地位上愈離愈遠，在敵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說到底，他還是一個孩子，一個任性、固執、容易害羞的孩子，當世界在他麵前剛剛打開，他就像一隻飛蛾滿懷獻身的渴望撲了進去，並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對一直關愛著他的大哥的惡劣態度，看似絕情，更似一場孩子氣的遊戲。這裏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對他諄諄關懷，他們兄弟感情一直不錯。也沒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撐。環境和新知識在這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監禁已經使少年的內心暗暗發生了逆轉（現代監禁製度下什麽樣的可能不會發生？它可以使一個享樂主義者奉受苦為生活真諦，可以讓紳士變流氓、流氓變聖徒），禁錮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尋找釋放的途徑。他遭遇了新知識、新學說，並進而奉之為奮鬥終生的信仰，於是當他祭起“階級”這麵空鏡，滔滔天下，兩個陣營涇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經典敘事：爹親娘親不如階級親，革命大於親情，甚至要消弭親情。
“別了，哥哥”——哥哥在這裏成了一個符號，一個“階級”的符號。在殷夫新的知識譜係中，這個符號代表著一個腐朽、殘忍、不人道和終將沒落的舊製度，還隱約透露出傳統的權力體係——父權的陰影。他是個叛逆者，弒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弒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現互為消長。
當一種知識成為信仰，一種話語成為霸權，它在方法論上的簡單和粗暴勢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異化。好在殷夫的淳樸和本性的天良還沒有讓他完全走到親情的背麵去，把這一切全部埋入“孩兒塔”。這一封信和一首詩是一次告別的儀式，儀式之後，革命家還要繼續生活。因為沒有生活的附麗就沒有戰鬥。幾次入獄，冬天到了，他隻穿兩件夾襖，穿街過巷，站在寒風凜冽的大街上演說。夏天，他在太陽底下奔走曬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職業革命家開始向家裏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陽火中，我得到處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隻是件藍色愛國布大衫，兩件麻布的襯衣，我想我怎麽過得了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請求，給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錢吧！我沒有辦法再可以想了。他還寫信勸阻小阿姐陪母親去南京，理由是“近來時局太壞，南京也不是什麽太平地方”。這筆旅費倒還不如讓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襯衫已在去年為恐怖所吞沒，所以沒有了。附告。）
1929年農曆正月裏的一天，少年的愛情創傷剛剛彌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鬆庭處，他讀到了大哥從德國寫給他的信。他覺得再也不能重投溫情羅網，當夜寫了一首《別了，哥哥》的詩，要他大哥把“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把“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作為一場噩夢收回去。他說他已經選好了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決意要走下去了。詩的最後兩句像一封火藥味濃烈的戰書：“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兩個階級交了戰火。”
這些革命話語在激情的驅使下如洪水奔湧，固執、自信而譫妄。“階級”、“鬥爭”這些詞語滋生的新知識的譜係，把親情驅趕到了一個角落，而代之以“陣營”：革命的陣營和反革命的陣營。在這種新的話語係統裏，親情是絆腳石，是地獄，少年要拋開它，“踏著虹的橋，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這年夏天，大嫂張芝榮來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麵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別了，哥哥》。她把這本雜誌寄給了徐培根。大哥讀了此詩，又從德國給小弟寫來一封長信，談為人信條，父母期望，兄弟情誼，家庭榮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為這封看似溫情脈脈的信不是一個大哥寫給一個小弟的，而是“一個猙獰的階級向另一個新生的階級的脅迫和威壓”，於是他回信說，覺得讀那封信比讀一篇滑稽小說還要輕鬆，覺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輕的擔子從肩頭移開了，覺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縛於舊世界的一條帶子，使他的理想與現實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壓力終於是斷了，被消滅了。
他承認，“當我的身子已從你的階級的船埠離開一寸的時候，我就開始欺騙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棄你了”。
他也承認，純從個人的角度，他感謝和佩服兄長，父親早逝，他的確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雲似的柔軟，那麽熨帖”。可是一當他站在“階級的立場”上，他就“不禁要憤怒，不禁要反叛”。
哥哥，這是我們告別的時候了，我和你相互間的係帶已完全割斷了，你是你，我是我，我們之間的任何妥協，任何調和，是萬萬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實的，慈愛的，誠懇的，不差，但你卻永遠屬於你的階級的，我在你看來，或許是狡詐的，奸險的，也不差，但並不是為了什麽，隻因為我和你是兩個階級的成員了。我們的階級和你們的階級已沒有協調、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隻有在兄弟地位上愈離愈遠，在敵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說到底，他還是一個孩子，一個任性、固執、容易害羞的孩子，當世界在他麵前剛剛打開，他就像一隻飛蛾滿懷獻身的渴望撲了進去，並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對一直關愛著他的大哥的惡劣態度，看似絕情，更似一場孩子氣的遊戲。這裏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對他諄諄關懷，他們兄弟感情一直不錯。也沒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撐。環境和新知識在這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監禁已經使少年的內心暗暗發生了逆轉（現代監禁製度下什麽樣的可能不會發生？它可以使一個享樂主義者奉受苦為生活真諦，可以讓紳士變流氓、流氓變聖徒），禁錮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尋找釋放的途徑。他遭遇了新知識、新學說，並進而奉之為奮鬥終生的信仰，於是當他祭起“階級”這麵空鏡，滔滔天下，兩個陣營涇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經典敘事：爹親娘親不如階級親，革命大於親情，甚至要消弭親情。
“別了，哥哥”——哥哥在這裏成了一個符號，一個“階級”的符號。在殷夫新的知識譜係中，這個符號代表著一個腐朽、殘忍、不人道和終將沒落的舊製度，還隱約透露出傳統的權力體係——父權的陰影。他是個叛逆者，弒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弒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現互為消長。
當一種知識成為信仰，一種話語成為霸權，它在方法論上的簡單和粗暴勢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異化。好在殷夫的淳樸和本性的天良還沒有讓他完全走到親情的背麵去，把這一切全部埋入“孩兒塔”。這一封信和一首詩是一次告別的儀式，儀式之後，革命家還要繼續生活。因為沒有生活的附麗就沒有戰鬥。幾次入獄，冬天到了，他隻穿兩件夾襖，穿街過巷，站在寒風凜冽的大街上演說。夏天，他在太陽底下奔走曬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職業革命家開始向家裏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陽火中，我得到處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隻是件藍色愛國布大衫，兩件麻布的襯衣，我想我怎麽過得了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請求，給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錢吧！我沒有辦法再可以想了。他還寫信勸阻小阿姐陪母親去南京，理由是“近來時局太壞，南京也不是什麽太平地方”。這筆旅費倒還不如讓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襯衫已在去年為恐怖所吞沒，所以沒有了。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