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發出不久，他收到了一件夏布衫，十五元錢。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與八位同誌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開會時被英國巡捕逮捕。兩天後，被引渡至警察局。
這是殷夫第四次入獄，也是最後一次。這次再也沒有奇蹟發生，沒有人把他從死亡的邊界線拉回來。二十天後的一個深夜，殷夫在龍華監獄遭當局槍決。和他一起處死的四個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鄉，寧海人柔石。
紅色少年：殷夫的親情與愛情
附記1：兄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語出《詩經》，意思是說金星有兩個名字，當它出現在淩晨，是啟明星，出現在黃昏，又叫長庚星。1923年，融洽一時的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周氏大家庭徹底破裂，魯迅憤而遷到西四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態。時人曾借用這種天象形容兄弟間的失和（魯迅周歲時取法名“長庚”，周作人字啟明），長庚和啟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註定。
安頓好新居，魯迅最後一次回八道灣取自己東西時，爆發了兄弟之間最激烈的一場正麵衝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獅子銅香爐，朝魯迅的頭上打去，幸好被門客搶下。魯迅也不客氣，回敬了一隻陶瓦枕。
魯迅日記關於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記載是這樣的：“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許多關於周氏兄弟的傳奇裏都有意無意地省略了這現代性倫理敘事的一節。
事後，兄弟兩人竭力避免正麵接觸，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對此事的隱秘影射。周作人寫了篇《破腳骨》。“破腳骨”在紹興話裏是撒潑流氓的意思，這種人不惜殘害自己的身體來達到製服對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來，他的兄長正是這樣的流氓。魯迅回擊一篇《兄弟》，取材於1917年周作人剛到北京時治病的故事，無情嘲諷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報》副刊上，周作人發表了短文《傷逝》，借用古羅馬詩人的一首詩和英國畫家的一幅畫，傳達了他對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誼的追念，“隻囑咐你一聲珍重！”這是他向兄長發出的一份意味複雜的密碼電報。看到此文的九天後，亦即10月21日，魯迅完成了短篇小說《傷逝》，這個以“涓生的手記”為副題的第一人稱的小說是他的小說中最沉鬱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世人都誤以為這是一篇愛情小說，但隻有周作人看出來了，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愛情小說，而是假借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斷絕。
他在一則讀後感中（後收入《知堂回想錄》）如是說：“《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是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卻是能夠懂得。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麽辦法呢，人總隻有人的力量。”
從新文化運動肇始時的兄弟一體而分道揚鑣，他們施向對方的每一招，也都無情地傷著了自己。
阿憶的文章寫到，魯迅死後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關於六朝散文的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了教室”。
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講義說，對不起，下一堂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裏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臉色是如此幽黯，讓人覺得他的悲痛和憂傷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附記2：何其不堪
1931年那個寒冷的冬天，一起被處決的共產黨嫌疑分子中，還有四位文人是：柔石、馮鏗（女）、胡也頻、李偉森。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幾經渲染，成為聳動國際的“五烈士”事件。
同時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師為業的柔石年歲稍長，死時也不過三十一歲。柔石饒有文才，極得魯迅賞識（從1929—1930年魯迅日記的記述來看，兩人情逾父子）。其文《為奴隸的母親》寫女性身體被剝削的痛苦，充滿人道主義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二月》以江南水鄉為背景，娓娓敘述“五四”之後知識分子在啟蒙熱情和傳統桎梏間的兩難，是早期現實主義小說的典範之一。平心而論，柔石之外，其餘四人在文學上皆是泛泛之輩。但在成了烈士之後，他們的文名始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話說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願。何其不堪的是，日後資料顯示，五烈士之被捕犧牲，未必是當局偵警如何的神通廣大，倒可能是出自紅色左派人士的內訌及告密。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與八位同誌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開會時被英國巡捕逮捕。兩天後，被引渡至警察局。
這是殷夫第四次入獄，也是最後一次。這次再也沒有奇蹟發生，沒有人把他從死亡的邊界線拉回來。二十天後的一個深夜，殷夫在龍華監獄遭當局槍決。和他一起處死的四個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鄉，寧海人柔石。
紅色少年：殷夫的親情與愛情
附記1：兄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語出《詩經》，意思是說金星有兩個名字，當它出現在淩晨，是啟明星，出現在黃昏，又叫長庚星。1923年，融洽一時的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周氏大家庭徹底破裂，魯迅憤而遷到西四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態。時人曾借用這種天象形容兄弟間的失和（魯迅周歲時取法名“長庚”，周作人字啟明），長庚和啟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註定。
安頓好新居，魯迅最後一次回八道灣取自己東西時，爆發了兄弟之間最激烈的一場正麵衝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獅子銅香爐，朝魯迅的頭上打去，幸好被門客搶下。魯迅也不客氣，回敬了一隻陶瓦枕。
魯迅日記關於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記載是這樣的：“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許多關於周氏兄弟的傳奇裏都有意無意地省略了這現代性倫理敘事的一節。
事後，兄弟兩人竭力避免正麵接觸，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對此事的隱秘影射。周作人寫了篇《破腳骨》。“破腳骨”在紹興話裏是撒潑流氓的意思，這種人不惜殘害自己的身體來達到製服對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來，他的兄長正是這樣的流氓。魯迅回擊一篇《兄弟》，取材於1917年周作人剛到北京時治病的故事，無情嘲諷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報》副刊上，周作人發表了短文《傷逝》，借用古羅馬詩人的一首詩和英國畫家的一幅畫，傳達了他對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誼的追念，“隻囑咐你一聲珍重！”這是他向兄長發出的一份意味複雜的密碼電報。看到此文的九天後，亦即10月21日，魯迅完成了短篇小說《傷逝》，這個以“涓生的手記”為副題的第一人稱的小說是他的小說中最沉鬱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世人都誤以為這是一篇愛情小說，但隻有周作人看出來了，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愛情小說，而是假借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斷絕。
他在一則讀後感中（後收入《知堂回想錄》）如是說：“《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是對於魯迅寫作這些小說的動機，卻是能夠懂得。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麽辦法呢，人總隻有人的力量。”
從新文化運動肇始時的兄弟一體而分道揚鑣，他們施向對方的每一招，也都無情地傷著了自己。
阿憶的文章寫到，魯迅死後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關於六朝散文的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了教室”。
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講義說，對不起，下一堂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裏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臉色是如此幽黯，讓人覺得他的悲痛和憂傷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附記2：何其不堪
1931年那個寒冷的冬天，一起被處決的共產黨嫌疑分子中，還有四位文人是：柔石、馮鏗（女）、胡也頻、李偉森。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幾經渲染，成為聳動國際的“五烈士”事件。
同時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師為業的柔石年歲稍長，死時也不過三十一歲。柔石饒有文才，極得魯迅賞識（從1929—1930年魯迅日記的記述來看，兩人情逾父子）。其文《為奴隸的母親》寫女性身體被剝削的痛苦，充滿人道主義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二月》以江南水鄉為背景，娓娓敘述“五四”之後知識分子在啟蒙熱情和傳統桎梏間的兩難，是早期現實主義小說的典範之一。平心而論，柔石之外，其餘四人在文學上皆是泛泛之輩。但在成了烈士之後，他們的文名始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話說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願。何其不堪的是，日後資料顯示，五烈士之被捕犧牲，未必是當局偵警如何的神通廣大，倒可能是出自紅色左派人士的內訌及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