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著來說他的故事。因家境的拮據，這個小商人家的男孩十歲才開蒙。小學校的旁邊，就是那個被明成祖朱棣磔殺的方孝儒方正學先生的祠堂，男孩不知從何處竟覓得了這個道德家的一幀木刻畫像，題上“永遠保存”，裝上鏡框掛在了自己的居室的牆上。好多年後——那時他已經死了——魯迅這樣說到他和那個緱中鄉賢：“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順便提一下，男孩的出生地寧海，清代轄屬台州府。
男孩小學畢業就到台州去念書了，可是那所學校學費昂貴，他聽說省城杭州有一所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可以享受官費，就決定中途退學自修，準備報考那所學校。1918年初秋，改名為趙平復的少年從北鄉的薛嶴埠頭坐上“寧波航船”，轉道寧波從招商局買了一張開往上海的輪船票，到了上海又坐上開往省城杭州的火車，來到了位於西湖邊上舊“貢院”院址的浙一師。同學多為貧苦子弟。學校不僅免學費，而且食宿便宜。趙平復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向父母匯報在學校裏的心情，“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因為一種道德使命感的驅使，他的日子過得像一個苦行者，“於身體則晨昏謹慎，飲食適宜，於功課則克勤自進，努力前行，修養品性，完善人格……”到讀書的第二年，寒假回家，趙平復就和老家一個老童生的女兒結婚了。這個還未脫盡童稚味的青年很快就做起了父親。可在他畢業前，他未滿兩周歲的兒子染上了麻疹——“鼻息的呼引如風箱一般”——針藥無效，竟然夭亡了。接到消息時他在杭州，他感到“心，如蔽了一張黑布那樣”。
他變得怕回家。放假了，同學星散，他一個人待在空曠的校園裏，要麽就在夜色下的西湖邊像個瘋子般亂走，走得心力交瘁了才回到學校，把自己交給逼仄板床上的睡眠。一邊是夫妻間的琴瑟異趣，一邊是年輕人對愛情的天然的嚮往，這撕心般的糾纏中他隻有把自己交給或許也並不可靠的文字，塗抹日記以遣悶懷。同學都在轟轟烈烈地戀愛，那湖邊的愛情帶著江南水汽的迷濛，也帶著那個年代新青年的革命腔加文藝腔。隻有他，隻是“看著時表的空跑”，“過的是渣滓的生活”。西湖邊上的春夢，雖說醒來後了無一痕，但在夢裏抱著“伊”，“久長的kiss”，縱是醒了也還是如飲過葡萄酒一般的酣暢的，也難怪他不想回去了。
可是又有誰逃得過生計問題呢，革命家不能空著肚子去喊口號，戀愛家也不可能兜裏沒有一點下館子的錢就去泡女生。馬上就要畢業了，同學們聚在一起談以後的誌向，趙平復同學說了一通雲裏霧裏的話：“我，好比是幾何學上的所謂的點，有位置而無長、寬、厚，有時它渺不可言，在輕塵中飛盪，實在毫無意義，有時它會擴充到無限大，窮宇宙所不能盈。真正的我，應該是幾何學上理想的點，能過一點，可作無限長之直線，通過一點，可作一任意形狀的曲線。”這時候的他已經在複習功課，準備報考設在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這年7月初，趙同學取道上海，坐了八個小時的慢班火車到南京，冒雨去報名時得知報考有兩千多人，而實際錄取不足五十人，又被告知若錄取需學費60塊銀洋，一腔熱望好似給雨澆了個透濕。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2）
落榜的消息是意料中的，但趙平復還是感到“死神的翅膀在我頭上拍著”。不得已，到了9月，由一位朋友舉薦，他應聘到杭州葛嶺一個姓應的留法博士家，擔任應家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
1923年甫出校門的青年趙平復的心境是灰黯的，世界正是末劫之年，滿目瘡痍的河山，即將被趕入塵世的焦慮，使他在這一年的舊曆正月初一就發出了這樣的鬱憤之聲：
軍閥專橫於朝，貪吏欺詐於市，而一部分人民又遇焉不敏，甘心於自苦，輾轉於水深火熱，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1923年2月16日日記）
而奔走途中的風雨飄搖也成了他步出校門後彷徨無依的內心鏡像，其間流露的頹廢心情幾近於鬱達夫式的“沉淪”了：
秋雨滴滴瀝瀝的落著，正如打在我的心上一樣，使我的心搖曳出和秋同色的幽秘來。（1923年11月16日日記）
這已有了成年人滄桑感的“和秋同色的幽秘”，比之一年前不識愁滋味的“天雲的變化，不要驚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細浪，總能戰勝它”（1922年5月22日日記），心境的起落實在霄壤之間。
第二年春，妻舅吳文欽幫忙聯繫，趙平復應聘到慈谿普迪小學做教師。這是由旅滬金融家秦潤卿開辦的一所小學，由“普迪學會”（類似學校基金會的組織）委聘校長，按年撥給辦學資金。據聞當時的校長隻知一味剋扣斂財，給教師的年工資壓低到了隻給60塊銀洋。但趙平復在這裏還是得著了所謂的“小學教師的清福”，這情致就是他在日記裏所說的：晚餐後，十餘位同事聚坐在牽牛棚下，嚼著楊梅，喝著白酒，自由地談，任情地唱，互相說些個人經歷的不平，而此時，微風吹動白衣，遠處的晚燈透過牽牛花架的葉子投在身上，一個個都像白衣飄飄的天使（見1924年7月3日日記）。
男孩小學畢業就到台州去念書了，可是那所學校學費昂貴，他聽說省城杭州有一所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可以享受官費，就決定中途退學自修，準備報考那所學校。1918年初秋，改名為趙平復的少年從北鄉的薛嶴埠頭坐上“寧波航船”，轉道寧波從招商局買了一張開往上海的輪船票，到了上海又坐上開往省城杭州的火車，來到了位於西湖邊上舊“貢院”院址的浙一師。同學多為貧苦子弟。學校不僅免學費，而且食宿便宜。趙平復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向父母匯報在學校裏的心情，“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因為一種道德使命感的驅使，他的日子過得像一個苦行者，“於身體則晨昏謹慎，飲食適宜，於功課則克勤自進，努力前行，修養品性，完善人格……”到讀書的第二年，寒假回家，趙平復就和老家一個老童生的女兒結婚了。這個還未脫盡童稚味的青年很快就做起了父親。可在他畢業前，他未滿兩周歲的兒子染上了麻疹——“鼻息的呼引如風箱一般”——針藥無效，竟然夭亡了。接到消息時他在杭州，他感到“心，如蔽了一張黑布那樣”。
他變得怕回家。放假了，同學星散，他一個人待在空曠的校園裏，要麽就在夜色下的西湖邊像個瘋子般亂走，走得心力交瘁了才回到學校，把自己交給逼仄板床上的睡眠。一邊是夫妻間的琴瑟異趣，一邊是年輕人對愛情的天然的嚮往，這撕心般的糾纏中他隻有把自己交給或許也並不可靠的文字，塗抹日記以遣悶懷。同學都在轟轟烈烈地戀愛，那湖邊的愛情帶著江南水汽的迷濛，也帶著那個年代新青年的革命腔加文藝腔。隻有他，隻是“看著時表的空跑”，“過的是渣滓的生活”。西湖邊上的春夢，雖說醒來後了無一痕，但在夢裏抱著“伊”，“久長的kiss”，縱是醒了也還是如飲過葡萄酒一般的酣暢的，也難怪他不想回去了。
可是又有誰逃得過生計問題呢，革命家不能空著肚子去喊口號，戀愛家也不可能兜裏沒有一點下館子的錢就去泡女生。馬上就要畢業了，同學們聚在一起談以後的誌向，趙平復同學說了一通雲裏霧裏的話：“我，好比是幾何學上的所謂的點，有位置而無長、寬、厚，有時它渺不可言，在輕塵中飛盪，實在毫無意義，有時它會擴充到無限大，窮宇宙所不能盈。真正的我，應該是幾何學上理想的點，能過一點，可作無限長之直線，通過一點，可作一任意形狀的曲線。”這時候的他已經在複習功課，準備報考設在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這年7月初，趙同學取道上海，坐了八個小時的慢班火車到南京，冒雨去報名時得知報考有兩千多人，而實際錄取不足五十人，又被告知若錄取需學費60塊銀洋，一腔熱望好似給雨澆了個透濕。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2）
落榜的消息是意料中的，但趙平復還是感到“死神的翅膀在我頭上拍著”。不得已，到了9月，由一位朋友舉薦，他應聘到杭州葛嶺一個姓應的留法博士家，擔任應家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
1923年甫出校門的青年趙平復的心境是灰黯的，世界正是末劫之年，滿目瘡痍的河山，即將被趕入塵世的焦慮，使他在這一年的舊曆正月初一就發出了這樣的鬱憤之聲：
軍閥專橫於朝，貪吏欺詐於市，而一部分人民又遇焉不敏，甘心於自苦，輾轉於水深火熱，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1923年2月16日日記）
而奔走途中的風雨飄搖也成了他步出校門後彷徨無依的內心鏡像，其間流露的頹廢心情幾近於鬱達夫式的“沉淪”了：
秋雨滴滴瀝瀝的落著，正如打在我的心上一樣，使我的心搖曳出和秋同色的幽秘來。（1923年11月16日日記）
這已有了成年人滄桑感的“和秋同色的幽秘”，比之一年前不識愁滋味的“天雲的變化，不要驚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細浪，總能戰勝它”（1922年5月22日日記），心境的起落實在霄壤之間。
第二年春，妻舅吳文欽幫忙聯繫，趙平復應聘到慈谿普迪小學做教師。這是由旅滬金融家秦潤卿開辦的一所小學，由“普迪學會”（類似學校基金會的組織）委聘校長，按年撥給辦學資金。據聞當時的校長隻知一味剋扣斂財，給教師的年工資壓低到了隻給60塊銀洋。但趙平復在這裏還是得著了所謂的“小學教師的清福”，這情致就是他在日記裏所說的：晚餐後，十餘位同事聚坐在牽牛棚下，嚼著楊梅，喝著白酒，自由地談，任情地唱，互相說些個人經歷的不平，而此時，微風吹動白衣，遠處的晚燈透過牽牛花架的葉子投在身上，一個個都像白衣飄飄的天使（見1924年7月3日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