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間，趙平復把以前寫的一些小說輯作一冊，取名《瘋人》，於第二年元旦在寧波華升印局自費印刷出版。他頗為樂觀地估計，賣了書就能收回錢款。但這本不起眼的小說集的上市，在這座終日喧響著算盤聲和桐城派古文的誦讀聲的海邊小城幾乎沒有激起一點回聲。因薪水微薄，購買圖書報刊又花費甚大，他隻好回家幫助經營父親的“趙源泉號”，想增加一點收入，但經營不善，反而虧損了一百幾十銀元。就在此時，他的又一個兒子出生了。
接下來是為期大半年的北遊。1925年2月中旬，無業青年趙平復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學旁聽哲學、英文兩科，也旁聽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課程。此時的經濟狀況如下：
由父母寄200塊銀元，與好友鄔光煜同住北大紅樓附近的學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華和馮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費20—30元，購書的錢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來是想一邊做些文章去賣，一邊等小說集《瘋人》賣完，可大半年過去了，他讓書局結帳，寄來的錢還不滿5元。“囊中時空”，有時竟然窘迫到了“沒有早餐的錢”。隻好時而打一些抄錄、校對的短工，以補生活之用。窮困再加疾病，他連死的念頭都有了，在一封寫給好友陳昌標的信中還出現了這樣的話：“自己時想投北海以自決者。”
這一期間，青年趙平復經常在想的一個問題是，“我現在究竟算個什麽人呢？”學生不是學生，職員不是職員，工人不是工人，最後他依吳稚暉先生的說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個“野雞學生”。北大於2月22日開學，聽課一學期後，9月收到父親的信，希望他報考北京師範大學，可以減免學費、食宿費，又可謀一個好的前程。他父親也是望子成龍心切了些，他哪裏知道在北京上一個大學要多少費用。趙平復回信說，“復豈不願讀書，實以家中之故，六年長期，斷難遂願而畢！”到第二年初，終因病且財力不濟，隻得怏怏地離開“苦悶的北京城”，回他那個“綠色的海濱”了。北京是這麽好待的地方嗎，北京，是你一進去就想著總有一天會離開，離開了又覺得住過的一個地方啊。
南歸後的一段時間，生計的鞭子驅趕著趙平復頻頻奔走於滬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師同學汪靜之。兩人在寶興路悠遠裏合租了一間小屋，一邊切磋文藝，一邊尋找就業的機會。此時，趙平復認識了一個叫王方仁的鎮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機靈能幹，據說有個哥哥在上海的四馬路上開設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聯絡幾個同道謀劃著名在杭州創辦一所私立中學，與趙平復一說，趙當即高興地表示願意參與。他們的計劃是，擬找10個朋友，每人出資100銀元，集資開辦費1000銀元。在一封家書中，趙平復頗為樂觀地估計：“如此舉成，則兒偕二三友人將至杭州籌備，是則下半年即可招收學生矣。兒之友人中，多半做過中學教師，努力辦一初中，當不無相當成績，此可斷言也。如此初中能辦成而完善，則兒輩此後之生活，高枕無憂矣。”
但創辦私立中學哪裏是容易的事，身體的困頓再加心力交瘁，趙平復病倒了，還時有咯血。秋天回鄉養病，父親埋怨他說，一個才25歲的青年，竟這樣憔悴，連背也駝了。“你今年正二十五歲呀，正該是壯氣淩人的時候，你自己知道麽？你卻帶了一身的悲與痛，躲避在家裏，負了百萬債似的，什麽心事呢？誰給你有委屈嗎？還是你怨自己之不得誌？”終日飄蕩著中藥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兒輩的嘈雜，讓他覺得這家裏是無論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頻頻在向外麵的同學和朋友發信，希望有個“做事吃飯的地方”。封閉的環境最易於使人的思維走入極端，他竟然還有過吞金自殺的荒唐念頭，隻因金子太貴不易到手才作罷。
已經年老體衰的父母，決定把家產分給平西、平復兄弟兩人。分配辦法是：兄長平西得西大房住居，並繼承“趙源泉”店鋪；平復與父母住西廂，分得500銀洋，作為股金存入店鋪，支取分紅。趙平復那時已是家鄉中學的一個教員，對家中日常經濟生活從不過問的他，或許是愧於自己毫無建樹，對這次分居析產“心甚悲苦”。他時常獨自步出縣城西門，登上崇寺山，那裏埋葬著他一個早逝的朋友。和死者的對話庶幾可以撫慰他內心的難言之痛。他為亡友的荒塚攝下一張照片，背麵寫下的題記流露了他那時的悽苦心情：
1927.3.14，父母將予與西哥分居，雜事糾葛，心甚悲苦，以此常至崇寺山繞友仁夫婦墓徘徊。墓周五十步，每次必六周，很能體貼生死之滋味。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3）
趙平複本就性格內向，敏感多慮，在學校也少與人往來，分家讓他感到一個人被孤零零地拋進了險惡的世道，竟至到了“體貼生死之滋味”。這些日子他聊以自遣的，隻是埋頭修改前些年寫的一個長篇《舊時代之死》。他的想法很美好：希望賣了這部作品能到法國去。
可能是近山傍海的地理環境使然，舊屬台州府的寧海人的血液裏總是喧騰著造反的因素，未幾，一次失敗的農民暴動涉及到了寧海中學。那時趙平復剛剛出任教育局長，同時還兼著這所學校的課。看著學校封閉、解散，同事遭難、星散，心灰意冷的趙平復也不想做這個小官了，找了一個藉口單身出走，跑到上海，在法租界內租了一個亭子間住下。說是“赴滬謀生”，其實也是前途茫然的。夏天他寫信到老家，說是正在學習德文，想出國留學，希望父母支持。父母把他存放在鹹貨店裏的500銀元寄給了他。不久，他又寫信來，說是500銀元還不夠盤纏（當時赴歐起碼要1000銀元），沒有辦法，隻能望洋興嘆，圓不了去德國的美夢了。他在信裏說，“眼前到外國去，錢從何處來，外國最少一年要一千元用，來迴路費每次要二百。……到外國去的心，等一兩年再談了”。
接下來是為期大半年的北遊。1925年2月中旬，無業青年趙平復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學旁聽哲學、英文兩科，也旁聽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課程。此時的經濟狀況如下：
由父母寄200塊銀元，與好友鄔光煜同住北大紅樓附近的學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華和馮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費20—30元，購書的錢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來是想一邊做些文章去賣，一邊等小說集《瘋人》賣完，可大半年過去了，他讓書局結帳，寄來的錢還不滿5元。“囊中時空”，有時竟然窘迫到了“沒有早餐的錢”。隻好時而打一些抄錄、校對的短工，以補生活之用。窮困再加疾病，他連死的念頭都有了，在一封寫給好友陳昌標的信中還出現了這樣的話：“自己時想投北海以自決者。”
這一期間，青年趙平復經常在想的一個問題是，“我現在究竟算個什麽人呢？”學生不是學生，職員不是職員，工人不是工人，最後他依吳稚暉先生的說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個“野雞學生”。北大於2月22日開學，聽課一學期後，9月收到父親的信，希望他報考北京師範大學，可以減免學費、食宿費，又可謀一個好的前程。他父親也是望子成龍心切了些，他哪裏知道在北京上一個大學要多少費用。趙平復回信說，“復豈不願讀書，實以家中之故，六年長期，斷難遂願而畢！”到第二年初，終因病且財力不濟，隻得怏怏地離開“苦悶的北京城”，回他那個“綠色的海濱”了。北京是這麽好待的地方嗎，北京，是你一進去就想著總有一天會離開，離開了又覺得住過的一個地方啊。
南歸後的一段時間，生計的鞭子驅趕著趙平復頻頻奔走於滬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師同學汪靜之。兩人在寶興路悠遠裏合租了一間小屋，一邊切磋文藝，一邊尋找就業的機會。此時，趙平復認識了一個叫王方仁的鎮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機靈能幹，據說有個哥哥在上海的四馬路上開設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聯絡幾個同道謀劃著名在杭州創辦一所私立中學，與趙平復一說，趙當即高興地表示願意參與。他們的計劃是，擬找10個朋友，每人出資100銀元，集資開辦費1000銀元。在一封家書中，趙平復頗為樂觀地估計：“如此舉成，則兒偕二三友人將至杭州籌備，是則下半年即可招收學生矣。兒之友人中，多半做過中學教師，努力辦一初中，當不無相當成績，此可斷言也。如此初中能辦成而完善，則兒輩此後之生活，高枕無憂矣。”
但創辦私立中學哪裏是容易的事，身體的困頓再加心力交瘁，趙平復病倒了，還時有咯血。秋天回鄉養病，父親埋怨他說，一個才25歲的青年，竟這樣憔悴，連背也駝了。“你今年正二十五歲呀，正該是壯氣淩人的時候，你自己知道麽？你卻帶了一身的悲與痛，躲避在家裏，負了百萬債似的，什麽心事呢？誰給你有委屈嗎？還是你怨自己之不得誌？”終日飄蕩著中藥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兒輩的嘈雜，讓他覺得這家裏是無論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頻頻在向外麵的同學和朋友發信，希望有個“做事吃飯的地方”。封閉的環境最易於使人的思維走入極端，他竟然還有過吞金自殺的荒唐念頭，隻因金子太貴不易到手才作罷。
已經年老體衰的父母，決定把家產分給平西、平復兄弟兩人。分配辦法是：兄長平西得西大房住居，並繼承“趙源泉”店鋪；平復與父母住西廂，分得500銀洋，作為股金存入店鋪，支取分紅。趙平復那時已是家鄉中學的一個教員，對家中日常經濟生活從不過問的他，或許是愧於自己毫無建樹，對這次分居析產“心甚悲苦”。他時常獨自步出縣城西門，登上崇寺山，那裏埋葬著他一個早逝的朋友。和死者的對話庶幾可以撫慰他內心的難言之痛。他為亡友的荒塚攝下一張照片，背麵寫下的題記流露了他那時的悽苦心情：
1927.3.14，父母將予與西哥分居，雜事糾葛，心甚悲苦，以此常至崇寺山繞友仁夫婦墓徘徊。墓周五十步，每次必六周，很能體貼生死之滋味。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3）
趙平複本就性格內向，敏感多慮，在學校也少與人往來，分家讓他感到一個人被孤零零地拋進了險惡的世道，竟至到了“體貼生死之滋味”。這些日子他聊以自遣的，隻是埋頭修改前些年寫的一個長篇《舊時代之死》。他的想法很美好：希望賣了這部作品能到法國去。
可能是近山傍海的地理環境使然，舊屬台州府的寧海人的血液裏總是喧騰著造反的因素，未幾，一次失敗的農民暴動涉及到了寧海中學。那時趙平復剛剛出任教育局長，同時還兼著這所學校的課。看著學校封閉、解散，同事遭難、星散，心灰意冷的趙平復也不想做這個小官了，找了一個藉口單身出走，跑到上海，在法租界內租了一個亭子間住下。說是“赴滬謀生”，其實也是前途茫然的。夏天他寫信到老家，說是正在學習德文，想出國留學，希望父母支持。父母把他存放在鹹貨店裏的500銀元寄給了他。不久，他又寫信來，說是500銀元還不夠盤纏（當時赴歐起碼要1000銀元），沒有辦法，隻能望洋興嘆，圓不了去德國的美夢了。他在信裏說，“眼前到外國去，錢從何處來，外國最少一年要一千元用，來迴路費每次要二百。……到外國去的心，等一兩年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