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沈從文一直這樣稱呼他的朋友胡也頻：海軍學生。
大概是這次會麵之後的一個星期，一個積雪未融的上午，海軍學生帶著他的女友來到了沈從文的住所。若幹年後，沈從文還能回憶起這個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來到他房裏的樣子，是一個愛笑的胖胖的女孩，圓圓的黑臉，長眉，穿著一件灰布衣服，下麵是短短的青色綢裙，站在房門外邊，也不說什麽話，隻是望著沈笑，似乎在猶豫著要不要跨進門來。沈從文問她姓什麽。那女子說，我姓丁好了。那語氣就像麥爾維爾在《白鯨》的開頭說叫我以實瑪利吧，一開口就是小說家腔調。沈從文暗暗好笑，嘴裏卻不說出來，那麽一個胖胖的模樣，卻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覺中，這是一個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後，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蔣。
沈從文猜測，海軍學生是出於一種炫耀的心理才帶他的女友來這裏的，但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是聽到有人誇沈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沈從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說這話時，臉上的笑容是真誠的還是譏誚的，但被人在暗底下誇總是開心的。
胡也頻也帶沈從文去過他女友的住處，那是丁玲在通豐公寓租住的一個小房間。沈從文觀察到，她租住的這個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裏去，一樣的硬板床，一樣是潮濕的、散發著黴味的地麵，牆上糊著破爛的舊報紙，窗紙上塗鴉著許多人頭和古怪的符號，絲毫沒有一個女孩的住所應有的潔淨和脂粉氣。
當交談中得知這個女人也來自湘江下遊，和自己誼屬同鄉，沈從文心裏突然湧上一種柔軟的、自己也陌生的東西，他憐惜，且不無驚奇：這樣一個女子，住在這樣一處簡陋的屋子裏，居然不生病，不頭痛，還若無其事地坐在一張小條桌旁看書寫字，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後來的事實證明沈的這一直覺是對的，要不了幾年，這個生活在窮困線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炮走紅，成為最入時的女作家，並在丈夫死後投身政治成為一個“紅色聖女”。
但現在還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後的變化此時還未露絲毫端倪。他們是貧窮的，也是快樂的。貧窮沒有減少快樂，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點點欣喜。他們常常在幽靜的山穀寺院中一同散步，為了觀賞落日，常常忘了吃飯，還在中秋夜去香山靜宜園的小池裏劃船。這些快樂的日子隨著丁、胡夫婦的回城很快就結束了。第二年，沈從文在《現代評論》社裏謀到了一個發行員的職位，既然有了個餬口的飯碗，他便離開了讓他總覺得憋悶的香山熊氏別業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進了北河沿的漢園公寓。
理所當然的，沈從文又過起了窮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樣一點的衣服，過冬了連爐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頻、丁玲夫婦在貧窮上倒是和他保持了驚人的一致，裝上了爐子，卻買不起煤，來了客人隻好燒些舊書舊報取暖。沈從文時常餓肚子，時常感冒。寒冷幹燥的空氣讓他鼻孔時常淌血。寫作時隻好一隻手握筆，一隻手撕塊破布捂著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窮得上醫院掛號的兩角錢也拿不出，就這樣還得掙錢接濟母親和妹妹。這期間他寫了一些自傷窮困的小說，小說裏的主人公常常患著呼吸係統疾病——就像他的傳記作者金介甫所說——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傳奇性特徵，就像西方19世紀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結核病一樣。困擾這些人物的除了貧窮和肺病，還有這些時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饑渴、失眠、精神疲憊和偏執狂。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三人行（2）
這些小說中的說話者總是一個怒氣沖沖、又過著狼狽不堪日子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金錢去實現人生的夢想，懦弱的個性又讓他們無力獻身於革新和時代的洪流，隻得在自輕自賤中躲在小公寓裏“縱情痛哭”（《老實人》），直至進入夢鄉。其大致情狀就像他那個時期的一篇短小說中的一個餓著肚子在街頭閑逛的年輕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獄的事物啊！我要離開你！”這樣發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鴿籠般的濕黴房子中了”（《絕食以後》）。這些小說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狽不堪的生活，正是沈從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畫像。
此後的幾年，沈從文和胡也頻、丁玲三人成了意氣相投的夥伴。他們都是想上大學而名落孫山，可謂同病相憐。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進中國文壇。在香山度過一段日子後，三人都跑到北大去當了一段時間的旁聽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時廣開門戶，誰都可以去大學旁聽，旁聽生與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時達到三比一。在沈從文的介紹下，有段時間三人還合住一套公寓。從銀閘、孟家大院、漢園，再到景山東街的一套住宅，他們總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點收入——沈從文的稿費、丁玲母親的接濟——湊集起來，在花錢上不分彼此，努力讓每一個小錢發揮出最大的效益。他們還一起去日文班聽課，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學。他們追求的目標是爭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這當然不是那麽容易辦到的，於是他們自我安慰，如果魯迅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和大學的講師職務，去專靠譯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比他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可笑的是他們還常常設想這筆錢已經到手，做著白日夢計劃著怎麽樣去花費這筆尚在空中飄蕩的錢。
大概是這次會麵之後的一個星期，一個積雪未融的上午，海軍學生帶著他的女友來到了沈從文的住所。若幹年後，沈從文還能回憶起這個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來到他房裏的樣子，是一個愛笑的胖胖的女孩，圓圓的黑臉，長眉，穿著一件灰布衣服，下麵是短短的青色綢裙，站在房門外邊，也不說什麽話，隻是望著沈笑，似乎在猶豫著要不要跨進門來。沈從文問她姓什麽。那女子說，我姓丁好了。那語氣就像麥爾維爾在《白鯨》的開頭說叫我以實瑪利吧，一開口就是小說家腔調。沈從文暗暗好笑，嘴裏卻不說出來，那麽一個胖胖的模樣，卻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覺中，這是一個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後，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蔣。
沈從文猜測，海軍學生是出於一種炫耀的心理才帶他的女友來這裏的，但胡也頻告訴他，那女人是聽到有人誇沈長得好看，才特意來看看的。沈從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說這話時，臉上的笑容是真誠的還是譏誚的，但被人在暗底下誇總是開心的。
胡也頻也帶沈從文去過他女友的住處，那是丁玲在通豐公寓租住的一個小房間。沈從文觀察到，她租住的這個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裏去，一樣的硬板床，一樣是潮濕的、散發著黴味的地麵，牆上糊著破爛的舊報紙，窗紙上塗鴉著許多人頭和古怪的符號，絲毫沒有一個女孩的住所應有的潔淨和脂粉氣。
當交談中得知這個女人也來自湘江下遊，和自己誼屬同鄉，沈從文心裏突然湧上一種柔軟的、自己也陌生的東西，他憐惜，且不無驚奇：這樣一個女子，住在這樣一處簡陋的屋子裏，居然不生病，不頭痛，還若無其事地坐在一張小條桌旁看書寫字，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後來的事實證明沈的這一直覺是對的，要不了幾年，這個生活在窮困線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炮走紅，成為最入時的女作家，並在丈夫死後投身政治成為一個“紅色聖女”。
但現在還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後的變化此時還未露絲毫端倪。他們是貧窮的，也是快樂的。貧窮沒有減少快樂，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點點欣喜。他們常常在幽靜的山穀寺院中一同散步，為了觀賞落日，常常忘了吃飯，還在中秋夜去香山靜宜園的小池裏劃船。這些快樂的日子隨著丁、胡夫婦的回城很快就結束了。第二年，沈從文在《現代評論》社裏謀到了一個發行員的職位，既然有了個餬口的飯碗，他便離開了讓他總覺得憋悶的香山熊氏別業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進了北河沿的漢園公寓。
理所當然的，沈從文又過起了窮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樣一點的衣服，過冬了連爐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頻、丁玲夫婦在貧窮上倒是和他保持了驚人的一致，裝上了爐子，卻買不起煤，來了客人隻好燒些舊書舊報取暖。沈從文時常餓肚子，時常感冒。寒冷幹燥的空氣讓他鼻孔時常淌血。寫作時隻好一隻手握筆，一隻手撕塊破布捂著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窮得上醫院掛號的兩角錢也拿不出，就這樣還得掙錢接濟母親和妹妹。這期間他寫了一些自傷窮困的小說，小說裏的主人公常常患著呼吸係統疾病——就像他的傳記作者金介甫所說——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傳奇性特徵，就像西方19世紀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結核病一樣。困擾這些人物的除了貧窮和肺病，還有這些時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饑渴、失眠、精神疲憊和偏執狂。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三人行（2）
這些小說中的說話者總是一個怒氣沖沖、又過著狼狽不堪日子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金錢去實現人生的夢想，懦弱的個性又讓他們無力獻身於革新和時代的洪流，隻得在自輕自賤中躲在小公寓裏“縱情痛哭”（《老實人》），直至進入夢鄉。其大致情狀就像他那個時期的一篇短小說中的一個餓著肚子在街頭閑逛的年輕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獄的事物啊！我要離開你！”這樣發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鴿籠般的濕黴房子中了”（《絕食以後》）。這些小說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狽不堪的生活，正是沈從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畫像。
此後的幾年，沈從文和胡也頻、丁玲三人成了意氣相投的夥伴。他們都是想上大學而名落孫山，可謂同病相憐。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進中國文壇。在香山度過一段日子後，三人都跑到北大去當了一段時間的旁聽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時廣開門戶，誰都可以去大學旁聽，旁聽生與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時達到三比一。在沈從文的介紹下，有段時間三人還合住一套公寓。從銀閘、孟家大院、漢園，再到景山東街的一套住宅，他們總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點收入——沈從文的稿費、丁玲母親的接濟——湊集起來，在花錢上不分彼此，努力讓每一個小錢發揮出最大的效益。他們還一起去日文班聽課，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學。他們追求的目標是爭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這當然不是那麽容易辦到的，於是他們自我安慰，如果魯迅棄去了他的教育部僉事和大學的講師職務，去專靠譯作生活，情形也一定過得十分狼狽，比他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可笑的是他們還常常設想這筆錢已經到手，做著白日夢計劃著怎麽樣去花費這筆尚在空中飄蕩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