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是《語絲》趣味支配著北方文學空氣的時期，看著許多人的名字憑著各種關係和機緣在刊物上露麵，他們也計劃過辦一種類似於《語絲》那樣的雜誌，把他們的作品“在一種最卑微最謙馴同時也十分誠實的情形裏同一些讀者見麵”。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這個時期，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氣質”讓沈從文感到了吃驚。按理說，沈從文來自地處中國南方山地丘陵帶的鳳凰小城，他的身上不無熱情率真與好幻想的氣質，可是這個與他年齡相差並不太遠的海軍學生的性格可說與他全然不同。如果說沈從文的熱情如長河沉潛，綿厚，悠長，那麽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則如“南方的日頭”，“什麽事使他一糊塗時，無反省，不旁顧，就能勇敢地想像到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一切，且隻打量走到那個新的理想中去”(《記胡也頻》)。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顯然也長於筆墨而不善持家理財，日子過得拮據難免口角上爭短長，據說沈從文總是在這個時候充當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處，使得外界一度風言蜚語，把三人的關係醜化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聞。從沈從文含糊其辭的敘述來看，這個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當時曾引起過他某種單相思式的情愫。
沈從文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舉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讓人側目而視的。他到《晨報》館去領每個月的稿酬時，都要向門房塞上兩到三角錢才走得進去。被各種關係網排除在外的沈，隻好把希望寄托在給素未謀麵的名人寫信自薦，他把這叫做“撞大運的信”。多次碰壁後，他和胡也頻也想弄個雜誌，省得忍著屈辱去拜山頭。
但還是少不了朋友幫忙，如果說是鬱達夫第一個發現了沈從文的文學才華，那麽時任《晨報副刊》主編的浪漫派詩人徐誌摩則對沈從文早期作品的發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從文平生第一次過起了靠寫稿來維持的生活，還帶沈從文去參加詩歌朗誦會。沈從文在聞一多的屋子裏，聽到了朱湘、劉夢葦、饒孟侃這些抒情詩人的朗誦。大概就在這個時候起，沈從文開始了自傳的寫作。
如果一個人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就為自己寫自傳，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靈氣溢動，沈從文無疑屬於前者。自從兩千多年前楚國的一個逐臣在一條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絕，這條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動在中國的詩史上。當沈從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進1920年代幹燥的北平時，他一提起筆，那條河便從記憶的淵海中躍了出來，碼頭、木筏、灰色的小漁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筆下復活了。
在這個別致的自傳裏，他寫逃學去看滿山鳴叫的蟋蟀，寫嗩吶聲中穿著紅綠衣裳傷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寫河邊用繡花大衣袖掩著嘴笑的苗家小婦人和大太陽底下安置船上龍骨的船工。他寫看星、看月、看流水的邊城生活。他用筆堆壘著文字的“希臘小廟”，精緻，結實，勻稱，表現著一種優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樣式。他編織著故事，故事也改造著他，使他成為一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但他還是愛說自己是個鄉下人，謙遜地把這些成績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說他寫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點靈性，那也都是來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潤。
沈從文因那條故土的河流而愛上了世間一切的水——簷流、溪漳、萬頃的大海。他告訴我們，他學會了用小小的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懷的是十五歲那年的7月，一隻大船載著他駛離山壑中那座美麗的小城，進了軍營，他揉著因長途跋涉起泡的雙腳，第一次覺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復返。
他痛惜時間的流逝，盡管在古都過著的一個文藝青年的苦悶日子實在太長了些，他還是惋惜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他說時間帶走了一切，帶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間的夢。他還說時間在改造著一切，星宿的運行，昆蟲的觸角，全在時間的流變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體。這些體悟或許不無窘迫現實的擠壓觸發，但它們已經超越了貧窮和卑微，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從這個時候起，他在內心已經以長河的歌者和兒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時間行進到了1920年代下半葉，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長江沿岸，伴隨著南方革命的發展，文化的重心也漸漸地從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濃鬱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虛消長也顯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現代評論》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已遷上海，新書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利藪。還出現了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書店。一時是普羅文學的興起，一時又是民族文學與都市文學大旗招搖，上海儼然成了個眾聲喧譁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麵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從文離開北京，正式遷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出版了《鴨子》、《蜜柑》兩本小說集，開始以一個職業作家的麵目出現在世人麵前。這個時期的上海，顯然比北京更加適合於一個處於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嚮往中的愛情，也正在上海等著他。
這個時期，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氣質”讓沈從文感到了吃驚。按理說，沈從文來自地處中國南方山地丘陵帶的鳳凰小城，他的身上不無熱情率真與好幻想的氣質，可是這個與他年齡相差並不太遠的海軍學生的性格可說與他全然不同。如果說沈從文的熱情如長河沉潛，綿厚，悠長，那麽胡也頻身上那種“南方人的熱情”，則如“南方的日頭”，“什麽事使他一糊塗時，無反省，不旁顧，就能勇敢地想像到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一切，且隻打量走到那個新的理想中去”(《記胡也頻》)。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顯然也長於筆墨而不善持家理財，日子過得拮據難免口角上爭短長，據說沈從文總是在這個時候充當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處，使得外界一度風言蜚語，把三人的關係醜化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聞。從沈從文含糊其辭的敘述來看，這個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當時曾引起過他某種單相思式的情愫。
沈從文衣衫襤褸、不修邊幅的舉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讓人側目而視的。他到《晨報》館去領每個月的稿酬時，都要向門房塞上兩到三角錢才走得進去。被各種關係網排除在外的沈，隻好把希望寄托在給素未謀麵的名人寫信自薦，他把這叫做“撞大運的信”。多次碰壁後，他和胡也頻也想弄個雜誌，省得忍著屈辱去拜山頭。
但還是少不了朋友幫忙，如果說是鬱達夫第一個發現了沈從文的文學才華，那麽時任《晨報副刊》主編的浪漫派詩人徐誌摩則對沈從文早期作品的發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從文平生第一次過起了靠寫稿來維持的生活，還帶沈從文去參加詩歌朗誦會。沈從文在聞一多的屋子裏，聽到了朱湘、劉夢葦、饒孟侃這些抒情詩人的朗誦。大概就在這個時候起，沈從文開始了自傳的寫作。
如果一個人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就為自己寫自傳，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靈氣溢動，沈從文無疑屬於前者。自從兩千多年前楚國的一個逐臣在一條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絕，這條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動在中國的詩史上。當沈從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進1920年代幹燥的北平時，他一提起筆，那條河便從記憶的淵海中躍了出來，碼頭、木筏、灰色的小漁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筆下復活了。
在這個別致的自傳裏，他寫逃學去看滿山鳴叫的蟋蟀，寫嗩吶聲中穿著紅綠衣裳傷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寫河邊用繡花大衣袖掩著嘴笑的苗家小婦人和大太陽底下安置船上龍骨的船工。他寫看星、看月、看流水的邊城生活。他用筆堆壘著文字的“希臘小廟”，精緻，結實，勻稱，表現著一種優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樣式。他編織著故事，故事也改造著他，使他成為一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但他還是愛說自己是個鄉下人，謙遜地把這些成績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說他寫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點靈性，那也都是來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潤。
沈從文因那條故土的河流而愛上了世間一切的水——簷流、溪漳、萬頃的大海。他告訴我們，他學會了用小小的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懷的是十五歲那年的7月，一隻大船載著他駛離山壑中那座美麗的小城，進了軍營，他揉著因長途跋涉起泡的雙腳，第一次覺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復返。
他痛惜時間的流逝，盡管在古都過著的一個文藝青年的苦悶日子實在太長了些，他還是惋惜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他說時間帶走了一切，帶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間的夢。他還說時間在改造著一切，星宿的運行，昆蟲的觸角，全在時間的流變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體。這些體悟或許不無窘迫現實的擠壓觸發，但它們已經超越了貧窮和卑微，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從這個時候起，他在內心已經以長河的歌者和兒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時間行進到了1920年代下半葉，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長江沿岸，伴隨著南方革命的發展，文化的重心也漸漸地從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濃鬱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虛消長也顯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現代評論》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已遷上海，新書業已成為一種新的利藪。還出現了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書店。一時是普羅文學的興起，一時又是民族文學與都市文學大旗招搖，上海儼然成了個眾聲喧譁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麵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從文離開北京，正式遷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出版了《鴨子》、《蜜柑》兩本小說集，開始以一個職業作家的麵目出現在世人麵前。這個時期的上海，顯然比北京更加適合於一個處於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嚮往中的愛情，也正在上海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