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革命難，政治革命更難，思想革命尤難，這是我所受的教訓”，當蔣夢麟在這本名之為《西潮》的書中最後說出這句話，他仿佛透過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煙塵看到了數年前在南嶽衡山（聯大文學院所在地）所經歷的一次日出：
那個像橘子、像金色的駝鳥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陽，終於從雲海裏冉冉升起，最後浮出雲端，躺臥在雪白的天鵝絨墊子上。
他把這看作是未來中國的一個先兆。
革命者應麟德的經濟生活：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應修人（1900—1933），浙江慈谿人。原名應麟德，筆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錢莊做學徒。
“五四”時期，他積極參加愛國反帝行動。1921年5月，他聯合錢莊執業的謝旦如、畢格心等創辦了“上海市通信圖書館”。受“五四”運動影響，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與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等創辦中國“五四”後最早的新詩社——湖畔詩社，成為當時生氣勃勃的新詩運動中一支突起的新軍。編成四人詩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費出版。後創辦並主編《支那二月》。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6年年底，他受黨的派遣，去廣州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期間，曾邀請魯迅去黃埔中央政治學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受黨的派遣，去蘇聯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8月，從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並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5月14日犧牲。所作詩文後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應麟德的經濟生活：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玩笑
應麟德十四歲那年離開家鄉慈谿應家河塘，進了上海的一家錢莊做學徒。後來又離開那家叫福源的錢莊，進了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棉業銀行，短短幾年，就做到了銀行出納股主任的位子。
但據說此人在錢莊做事時就不太安分，老是想著要“棄商務農”。十八歲那年他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按當時知識階級的時尚，照片背後他題了兩句詩，寫的是：學商何如學農好，想共鄉人樂歲穰。十九歲那年的春天，看到報上的招生gg，他給南京省立第一農校校長寫了一封信，痛陳他的“好農之誌”。大意是，他雖知在商亦可救國，但商場兇險，貪利忘義，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職又非昧著良心不可，所以他隻有逃跑。校長先生勸他暫且不要辭去錢莊職務，救國固然重要，飯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親的阻攔，搞得他一時很是痛苦。在給主持《時事新報·學燈》筆政的張東蓀的一封信裏，他說要痛下決心，投身農界，“改良農業，造福農民”。
且看看年輕的錢莊學徒想像中的農村是什麽樣的農村：
那是“兩行綠草的池塘”加“牧牛兒一雙”的農村，是“染著溫靜的綠情，那綠樹濃蔭裏流出鳥的歌聲”的農村，是有著“藍格子布紮在頭上、一籃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兒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農村。他看到田塍上靜靜地睡著“受過蹂躪的青菜”，猶豫著“還是繞著遠路走呢，還是踐伊而過呢”。事實上1919年的浙東農村是什麽模樣呢？它或許有著錢莊學徒應麟德讚美過的鳥兒、鴨兒、狗兒、小貓兒、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會有這樣泛濫的好心情。
一個人成天在銅錢的氣息中討生活，偶爾做做鄉村夢也算是浮上來透口氣。這麽說或許有些道理，但用到應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適了。應麟德一直是個認真的人，他這個夢做得太逼真了，不僅騙過了他的朋友，也騙過了他自己。他終於沒有走成，或許是有著不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實上到了1922年春天，應麟德還在做著他的鄉村救國夢。從日記來看，他在錢莊執業期間還數次租借農民土地，繼續他的實驗與夢想。
5月16日日記載：“晨6點多乘電車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農民夫婦和女兒共三人，種蔬菜。想向其轉租一短畦自種。”由於各種原因，當天沒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兩短畦（我腳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費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這裏所說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現在虹口體育場對麵的一大塊土地，那時是一片農田，居住著種田的農戶。應麟德租了幾塊地後，做畢了錢莊的事就去“鋤田”，然後像一個農業時代的詩人一樣不無矯情地寫他的田園詩歌。
年輕的銀行出納股主任把包圍他的優裕的物質生活視作牢禁囚徒的十丈紅塵，自稱“塵囚”。他覺得，隻有當他的腳心與泥土接觸的一刻他才成為一個自由人，一個完整的人。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給杭州的詩友寫信，想以“湖畔詩社”為核心建成“湖畔新村”。他在想像中一次次地修正著新村的藍圖，“我以為要湖畔村的人才能入湖畔社，而入村不一定入社”。這實質上是一個詩歌公社，或者說是一個以詩人為精神領袖的烏托邦。
那個像橘子、像金色的駝鳥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陽，終於從雲海裏冉冉升起，最後浮出雲端，躺臥在雪白的天鵝絨墊子上。
他把這看作是未來中國的一個先兆。
革命者應麟德的經濟生活：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應修人（1900—1933），浙江慈谿人。原名應麟德，筆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錢莊做學徒。
“五四”時期，他積極參加愛國反帝行動。1921年5月，他聯合錢莊執業的謝旦如、畢格心等創辦了“上海市通信圖書館”。受“五四”運動影響，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與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等創辦中國“五四”後最早的新詩社——湖畔詩社，成為當時生氣勃勃的新詩運動中一支突起的新軍。編成四人詩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費出版。後創辦並主編《支那二月》。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6年年底，他受黨的派遣，去廣州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期間，曾邀請魯迅去黃埔中央政治學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受黨的派遣，去蘇聯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8月，從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並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5月14日犧牲。所作詩文後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應麟德的經濟生活：應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切片
玩笑
應麟德十四歲那年離開家鄉慈谿應家河塘，進了上海的一家錢莊做學徒。後來又離開那家叫福源的錢莊，進了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棉業銀行，短短幾年，就做到了銀行出納股主任的位子。
但據說此人在錢莊做事時就不太安分，老是想著要“棄商務農”。十八歲那年他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按當時知識階級的時尚，照片背後他題了兩句詩，寫的是：學商何如學農好，想共鄉人樂歲穰。十九歲那年的春天，看到報上的招生gg，他給南京省立第一農校校長寫了一封信，痛陳他的“好農之誌”。大意是，他雖知在商亦可救國，但商場兇險，貪利忘義，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職又非昧著良心不可，所以他隻有逃跑。校長先生勸他暫且不要辭去錢莊職務，救國固然重要，飯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親的阻攔，搞得他一時很是痛苦。在給主持《時事新報·學燈》筆政的張東蓀的一封信裏，他說要痛下決心，投身農界，“改良農業，造福農民”。
且看看年輕的錢莊學徒想像中的農村是什麽樣的農村：
那是“兩行綠草的池塘”加“牧牛兒一雙”的農村，是“染著溫靜的綠情，那綠樹濃蔭裏流出鳥的歌聲”的農村，是有著“藍格子布紮在頭上、一籃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兒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農村。他看到田塍上靜靜地睡著“受過蹂躪的青菜”，猶豫著“還是繞著遠路走呢，還是踐伊而過呢”。事實上1919年的浙東農村是什麽模樣呢？它或許有著錢莊學徒應麟德讚美過的鳥兒、鴨兒、狗兒、小貓兒、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會有這樣泛濫的好心情。
一個人成天在銅錢的氣息中討生活，偶爾做做鄉村夢也算是浮上來透口氣。這麽說或許有些道理，但用到應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適了。應麟德一直是個認真的人，他這個夢做得太逼真了，不僅騙過了他的朋友，也騙過了他自己。他終於沒有走成，或許是有著不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實上到了1922年春天，應麟德還在做著他的鄉村救國夢。從日記來看，他在錢莊執業期間還數次租借農民土地，繼續他的實驗與夢想。
5月16日日記載：“晨6點多乘電車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農民夫婦和女兒共三人，種蔬菜。想向其轉租一短畦自種。”由於各種原因，當天沒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兩短畦（我腳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費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這裏所說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現在虹口體育場對麵的一大塊土地，那時是一片農田，居住著種田的農戶。應麟德租了幾塊地後，做畢了錢莊的事就去“鋤田”，然後像一個農業時代的詩人一樣不無矯情地寫他的田園詩歌。
年輕的銀行出納股主任把包圍他的優裕的物質生活視作牢禁囚徒的十丈紅塵，自稱“塵囚”。他覺得，隻有當他的腳心與泥土接觸的一刻他才成為一個自由人，一個完整的人。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給杭州的詩友寫信，想以“湖畔詩社”為核心建成“湖畔新村”。他在想像中一次次地修正著新村的藍圖，“我以為要湖畔村的人才能入湖畔社，而入村不一定入社”。這實質上是一個詩歌公社，或者說是一個以詩人為精神領袖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