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南北集團的力量消長終於有了結果，“北京政府的紙老虎被南風一吹就倒了”。1930年年底，因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南京政府明令蔣夢麟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出麵襄助，蔣夢麟重整北大的信心復又鼓動。翌年1月，離去四年後的蔣重返北京（此時的北京已改稱北平），再度承乏北大校務。
上任伊始，蔣夢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適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並重新確立北大的職誌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後，改組北京大學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開出的研究課題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陳垣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馬裕藻的古聲韻學，馬衡的金石學，沈兼士的文字學，劉復的語音學、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國歌謠研究，錢玄同的音韻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詩研究，黃節的漢魏六朝詩，許之衡的詞典研究，等等。這些當時中國的一流學者齊聚北大，堪稱北大百年歷史上蔚為大觀的一個景象。胡適曾如是回憶蔣在1930年代初“中興北大”的業績：
孟鄰先生（蔣夢麟別號孟鄰）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學去做校長，那時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業，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在八個月的籌備時間，居然做到北大的中興。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裏略述他在那六年裏的作風：“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自此直到1937年的七年間，蔣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已經趨向劇烈的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就像他晚年在《新潮》中所說：“在職之年，但謹知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在許多朋友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丁文江和傅斯年的幫助下，北大幸能平穩前進——用他的話來說——“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
鋒麵之舟：蔣夢麟和他生活的時代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1943年初春的昆明，當五十八歲的蔣夢麟經由記憶的河道回望19世紀末杭州灣邊的那個小村莊，他一定覺得自己駛入了一生中最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時，在中國內陸西南的這座孤城裏，炸彈正像冰雹一樣傾落，“跑警報”成了他和西南聯大師生每日的功課，載運軍火的卡車和以“飛虎隊”聞名於世的美軍誌願航空隊戰鬥機正在昆明市郊結集，沿著滇緬公路潮水般湧入昆明的難民和從沿海城市來的摩登小姐和衣飾入時的仕女在街頭擁來擠去。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黃帶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裏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著還將破碎下去。在這之前的幾年間，宋哲元將軍不戰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讓，蔣委員長也棄都西竄讓石頭城裏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陽旗，大學如狂濤落日中的一葉孤舟已由北平遷長沙再遷昆明，喧囂的戰塵把他們驅趕得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他還將在中國西南的山地間漂流多久呢？
戰前最後一次回鄉,他這樣對父親說，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八十出頭的老父不解其意，蔣夢麟如是解釋：這次戰爭將是一次長期戰爭，千千萬萬的房屋將化為灰燼，千千萬萬的百姓將死於非命，這就是我所說的火光血海，最後中國將獲得勝利。話是這麽說，他自己還是感到迷惘。這在早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華、天津南開這三所大學戰時混合組成的這艘“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裏，有梅貽琦、張伯苓等分擔聯合大學的職責，校務上的事不再像過去那樣多了，使他終於有餘暇來想想“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為什麽會發生”？於是他進入了回憶。樸素的經驗主義者蔣夢麟在進入這項工作時決定，他回憶的應該是他所經歷的時代並上溯到近世中國的一百年，像所有身處亂世的中國文人一樣，他希望能以史為鑑從歷史的碎影斷片中“找出一點教訓”。
於是近一百年來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乃至東西文化的磨合與激盪，在《西潮》這本像自傳、像回憶錄又像近代史的書中風雲際會了。正如我們前麵所說，這是一本智慧之書，是蔣看世界的一雙清涼之眼。1943年春天的蔣夢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來國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滿、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後時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於事無補——哀怨出自情感的蘊蓄與抑製——不如明辨真相。這一切來自於他事必親歷的經驗主義，因為他就是這樣生活著，在這個時代，在中西潮交匯的鋒麵上，在一重一重世間的層巒疊嶂激湍奔濤中。
在《西潮》中，我們看到了隨著新的物質為先導的西方文化湧入，現代性與中國遭遇時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處兩片水域交接線上的壯闊而複雜的景象。在蔣夢麟所處的那個時代，啟蒙與救亡、外患與內憂糾結下的中國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前行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著人自身，讓時代潮流中的人們體驗著惶惑與嚮往、激情與失望、理想與實踐、激進與保守之間種種的衝突，這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可能性與危難的體驗。真實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為現代的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捲入這樣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兒有永恆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與痛楚。
上任伊始，蔣夢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適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係主任，並重新確立北大的職誌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後，改組北京大學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開出的研究課題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陳垣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馬裕藻的古聲韻學，馬衡的金石學，沈兼士的文字學，劉復的語音學、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國歌謠研究，錢玄同的音韻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詩研究，黃節的漢魏六朝詩，許之衡的詞典研究，等等。這些當時中國的一流學者齊聚北大，堪稱北大百年歷史上蔚為大觀的一個景象。胡適曾如是回憶蔣在1930年代初“中興北大”的業績：
孟鄰先生（蔣夢麟別號孟鄰）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學去做校長，那時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業，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在八個月的籌備時間，居然做到北大的中興。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裏略述他在那六年裏的作風：“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自此直到1937年的七年間，蔣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已經趨向劇烈的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就像他晚年在《新潮》中所說：“在職之年，但謹知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在許多朋友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丁文江和傅斯年的幫助下，北大幸能平穩前進——用他的話來說——“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
鋒麵之舟：蔣夢麟和他生活的時代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1943年初春的昆明，當五十八歲的蔣夢麟經由記憶的河道回望19世紀末杭州灣邊的那個小村莊，他一定覺得自己駛入了一生中最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時，在中國內陸西南的這座孤城裏，炸彈正像冰雹一樣傾落，“跑警報”成了他和西南聯大師生每日的功課，載運軍火的卡車和以“飛虎隊”聞名於世的美軍誌願航空隊戰鬥機正在昆明市郊結集，沿著滇緬公路潮水般湧入昆明的難民和從沿海城市來的摩登小姐和衣飾入時的仕女在街頭擁來擠去。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黃帶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裏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著還將破碎下去。在這之前的幾年間，宋哲元將軍不戰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讓，蔣委員長也棄都西竄讓石頭城裏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陽旗，大學如狂濤落日中的一葉孤舟已由北平遷長沙再遷昆明，喧囂的戰塵把他們驅趕得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他還將在中國西南的山地間漂流多久呢？
戰前最後一次回鄉,他這樣對父親說，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八十出頭的老父不解其意，蔣夢麟如是解釋：這次戰爭將是一次長期戰爭，千千萬萬的房屋將化為灰燼，千千萬萬的百姓將死於非命，這就是我所說的火光血海，最後中國將獲得勝利。話是這麽說，他自己還是感到迷惘。這在早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華、天津南開這三所大學戰時混合組成的這艘“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裏，有梅貽琦、張伯苓等分擔聯合大學的職責，校務上的事不再像過去那樣多了，使他終於有餘暇來想想“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為什麽會發生”？於是他進入了回憶。樸素的經驗主義者蔣夢麟在進入這項工作時決定，他回憶的應該是他所經歷的時代並上溯到近世中國的一百年，像所有身處亂世的中國文人一樣，他希望能以史為鑑從歷史的碎影斷片中“找出一點教訓”。
於是近一百年來各個利益集團的衝突乃至東西文化的磨合與激盪，在《西潮》這本像自傳、像回憶錄又像近代史的書中風雲際會了。正如我們前麵所說，這是一本智慧之書，是蔣看世界的一雙清涼之眼。1943年春天的蔣夢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來國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滿、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後時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於事無補——哀怨出自情感的蘊蓄與抑製——不如明辨真相。這一切來自於他事必親歷的經驗主義，因為他就是這樣生活著，在這個時代，在中西潮交匯的鋒麵上，在一重一重世間的層巒疊嶂激湍奔濤中。
在《西潮》中，我們看到了隨著新的物質為先導的西方文化湧入，現代性與中國遭遇時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處兩片水域交接線上的壯闊而複雜的景象。在蔣夢麟所處的那個時代，啟蒙與救亡、外患與內憂糾結下的中國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前行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著人自身，讓時代潮流中的人們體驗著惶惑與嚮往、激情與失望、理想與實踐、激進與保守之間種種的衝突，這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可能性與危難的體驗。真實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為現代的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捲入這樣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兒有永恆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與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