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孫中山先生預言為“他日當為中國教育泰鬥”的蔣夢麟，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被推上了北京大學這艘風雨中的危舟。蔡離京之後，北大的校務委託胡適等人負責主持，胡適在內外夾纏中頂不住勁，頻頻致函蔡氏促返，還致信蔣夢麟，要他合力勸說蔡校長重回北大。而這時的蔡在政府及各界的籲請下已動搖其誓不回北大的那些氣話，隻是這麽快就迴轉心意太顯得自食其言缺少迴旋，故以胃瘍未愈拖延著，到後來想出個折衷的辦法，讓得意弟子蔣夢麟先期趕去北大代理校長一職。7月14日，蔣應約到杭州，蔡元培這一日的日記中如是記述：“偕夢麟遊花塢，遇雨。夢麟、（湯）和爾在此晚餐，決請夢麟代表至校視事。”
蔣夢麟去北大暫執船舵一事看來在湖光山色的把杯淺酌中就這樣搞定了。蔡對蔣說：“大學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為我代表到校，執行校務，一切印信，皆交君帶去，責任仍由我負之。”蔣經過一番考慮，低調地提出兩點要求：一，隻代表蔡本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學校長；二，僅為蔡之督印者。蔡同意了，握著他手說：“自今以後，君須負極大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蔣夢麟偕南下挽蔡的學生會代表張國燾等離開杭州北上，幾乎與此同時，蔡元培致北大教職員的一則啟事也已宣布：
本校教職諸君公鑒：元培因各方麵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時不能到京。今請蔣夢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圖章交與蔣教授。此後一切公牘均由蔣教授代為簽行，校中諸事務請諸君均與蔣教授接洽辦理。特此奉布。
7月21日，蔣夢麟一行坐火車抵達北京。到校後在學生團體開的歡迎大會上，蔣演講的主旨是救國與文化。這“文化”不是到處都用來塗抹的萬金油，而是出於他“政治究竟隻是過眼雲煙，轉瞬即成歷史陳跡，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的深切體證。在此之前，他已與朋友胡適之、羅家倫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此番講來是洋洋灑灑：“……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繫纍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比。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比？”“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唯有青年學生。”他決心使北大這一知識沙漠中的綠洲成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中心。在蔣看來，學潮也暴露了一種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引領著北大走過這一險灘。
時人分析蔡元培選擇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的原因，一是蔡、蔣既是師生，也有同鄉之誼；二是蔣與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辦的《新教育》月刊，辦刊宗旨正是蔡元培當教育總長時提出來的主張；三，孫中山先生對蔣非常欣賞，這似乎也是蔡元培把北大校務委託給蔣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代理校長的滋味又如何呢？蔡元培所料不錯，學潮勝利後學生們果然為成功之酒所陶醉，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者解僱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馬上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一點，學生馬上就會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活動經費，要求免費發講義，“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蔣的記述當無誇大的成分。而最大的困難則是校方與政府之間的經濟糾紛，政府的校款總不能按時撥到，無法實行預算。蔣說，為此他真是傷透腦筋，政府隻有偶爾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無法購置教學設備、擴充校舍，連教授們的工資都發不下去。“學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動，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一發生學潮，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讓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讓他幫助那一邊”，“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正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他寫給好友張東蓀的一封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隻飛蟲投到了蛛網裏，一不小心就有蜘蛛從屋角爬出來咬上一口，若無破釜沉舟的決心，早就被嚇退了。勞心至極也隻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話“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策驅虎如驅牛”來自嘲了。——人人說市中有虎，我說任憑虎吞了我就罷了，沒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應該做的事。
有一次，北京高校的數百教員在大群學生簇擁下來到教育部，要求發給欠薪。教員和學生聯合起來，強迫教育次長一齊前往總統府。到總統府時，大群武裝憲兵蜂擁而出，刺刀亂刺，槍把亂劈，上年紀的教員和年輕的女學生紛紛跌倒溝裏，叫的叫哭的哭亂成一片。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侮餓肚皮的教員。北大國文係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了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就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六三”事件，這一事件十足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壞教育、摧辱民權之鐵證，一時引起“京中無教育”之嘆，馬寅初還為此絕食。
蔣夢麟去北大暫執船舵一事看來在湖光山色的把杯淺酌中就這樣搞定了。蔡對蔣說：“大學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為我代表到校，執行校務，一切印信，皆交君帶去，責任仍由我負之。”蔣經過一番考慮，低調地提出兩點要求：一，隻代表蔡本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學校長；二，僅為蔡之督印者。蔡同意了，握著他手說：“自今以後，君須負極大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蔣夢麟偕南下挽蔡的學生會代表張國燾等離開杭州北上，幾乎與此同時，蔡元培致北大教職員的一則啟事也已宣布：
本校教職諸君公鑒：元培因各方麵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時不能到京。今請蔣夢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圖章交與蔣教授。此後一切公牘均由蔣教授代為簽行，校中諸事務請諸君均與蔣教授接洽辦理。特此奉布。
7月21日，蔣夢麟一行坐火車抵達北京。到校後在學生團體開的歡迎大會上，蔣演講的主旨是救國與文化。這“文化”不是到處都用來塗抹的萬金油，而是出於他“政治究竟隻是過眼雲煙，轉瞬即成歷史陳跡，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則是文化”的深切體證。在此之前，他已與朋友胡適之、羅家倫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此番講來是洋洋灑灑：“……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繫纍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比。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比？”“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唯有青年學生。”他決心使北大這一知識沙漠中的綠洲成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中心。在蔣看來，學潮也暴露了一種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引領著北大走過這一險灘。
時人分析蔡元培選擇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的原因，一是蔡、蔣既是師生，也有同鄉之誼；二是蔣與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辦的《新教育》月刊，辦刊宗旨正是蔡元培當教育總長時提出來的主張；三，孫中山先生對蔣非常欣賞，這似乎也是蔡元培把北大校務委託給蔣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代理校長的滋味又如何呢？蔡元培所料不錯，學潮勝利後學生們果然為成功之酒所陶醉，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者解僱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馬上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一點，學生馬上就會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活動經費，要求免費發講義，“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蔣的記述當無誇大的成分。而最大的困難則是校方與政府之間的經濟糾紛，政府的校款總不能按時撥到，無法實行預算。蔣說，為此他真是傷透腦筋，政府隻有偶爾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無法購置教學設備、擴充校舍，連教授們的工資都發不下去。“學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動，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一發生學潮，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讓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讓他幫助那一邊”，“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正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他寫給好友張東蓀的一封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隻飛蟲投到了蛛網裏，一不小心就有蜘蛛從屋角爬出來咬上一口，若無破釜沉舟的決心，早就被嚇退了。勞心至極也隻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話“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策驅虎如驅牛”來自嘲了。——人人說市中有虎，我說任憑虎吞了我就罷了，沒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應該做的事。
有一次，北京高校的數百教員在大群學生簇擁下來到教育部，要求發給欠薪。教員和學生聯合起來，強迫教育次長一齊前往總統府。到總統府時，大群武裝憲兵蜂擁而出，刺刀亂刺，槍把亂劈，上年紀的教員和年輕的女學生紛紛跌倒溝裏，叫的叫哭的哭亂成一片。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侮餓肚皮的教員。北大國文係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了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就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六三”事件，這一事件十足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壞教育、摧辱民權之鐵證，一時引起“京中無教育”之嘆，馬寅初還為此絕食。